“十四五”时期是主题出版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和成果丰收期。相较于“十三五”时期，“十四五”时期主题出版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系统性的提升，不仅产品特色更加鲜明，独立性更加突出，而且体系化运作更加成熟，各方对主题出版的认识和理解也更加深入。但是，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对这段发展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对做好“十五五”时期主题出版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十四五”时期，主题出版在政策上获得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学术研究上，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渐成体系。在产业实践上，选题、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使主题出版的产品体系更加完善。

主题出版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性，国家立场深刻影响着主题出版发展的整体方向。通过行业发展规划内容的调整以及重要出版物规划、基金项目和重要奖项的评选，“十四五”时期国家在政策层面进一步强化了主题出版的地位，并引导主题出版发展实现由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

与《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相比，《“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在“繁荣文化文艺创作生产”部分对重大主题的创作和出版工作提出了更加细致明确的要求，强调要“抓好重大现实题材、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新时代发展题材、国家重大战略题材、爱国主义题材、青少年题材、军事题材的创作生产，推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新时代、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并做好重大主题和重点出版物的出版工作。^[1]这体现了主题出版在宣传思想文化整体工作中的重要性。

在《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主题出版更是首次被单列一节进行专门讨论，并就如何做强做优主题出版提出了内容全面、体系完整的一揽子措施，涉及主题出版的内容体系、组织引导和保障措施等多个方面。^[2]在内容体系上，该规划在传统主题以外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作品纳入其中，并将社科期刊主题出版与图书主题出版一体规划。在组织体系上，该规划强调了出版导向、选题结构和质量、表达方式、传播手段、质量管理等方面的重要性。在保障体系上，该规划更是从印刷、营销、阅读和资金支持等多个方面对主题出版提出了明确要求。《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与主题出版相关的内容如表 1所示。

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是主题出版领域三项最重要的国家级规划和基金项目评选活动。其中，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每五年遴选一次，中间进行一次调整，包括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和数字出版三大子规划，“十三五”时期在图书出版规划下首次设置了主题出版规划，“十四五”时期共有90个图书项目在初次遴选中入选主题出版规划，占项目总数1 929项的4.67%。不过，在其他子规划中还有大量主题出版项目未被计入这一数据。

自2015年起中宣部等部门每年发布通知确定若干选题方向，组织出版单位申报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申报重点方向如表 2所示。通过对2021年至今发布的通知中提及的主题、新增亮点和特殊要求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十四五”时期^①的选题要求具有以下特点：①在传统主题以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对外主题出版逐渐成为新的选题热点；②对外主题出版的传播内容由中国的价值主张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成果转变；③主管部门对主题出版的要求从生产端向传播端和阅读端转移，更加注重传播效果的提升和阅读对出版的反馈作用。

通过进一步分析入选选题的年度数据，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十四五”时期申报选题的整体入选率只有7%左右，而且随着每年选题申报数的增加和入选名额趋于稳定，入选难度将加大，竞争将更为激烈。二是如果将历年入选的图书选题按党政/社科、历史、科技、文化、文学/艺术和少儿等类型进行统计，可以看到“十四五”时期的历史类选题数量有所下降；少儿、科技、文化类选题数量都有所增长；文学/艺术板块保持高位稳定，而且较“十三五”时期增长明显。2016—2024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类型分布情况如表 3所示。^①

国家出版基金是出版领域资助额度最高、影响最大的政府性资助基金，引导作用明显。国家出版基金自2015年起对特定主题出版项目按“事后补助”的办法提供专项支持，但申报具有限制条件，一般只有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的出版成果才能申请。在国家出版基金年度项目中，虽然没有单列主题出版项目，但每年都有若干项目可以被归入主题出版。2021—2023年国家出版基金年度项目中主题出版项目的数量和比例如表 4所示，经统计，在2022年和2023年国家出版基金年度项目中主题出版项目的占比均达到28%以上。^②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自2014年起联合举办“中国好书”推选活动，每年推选年度荣誉图书、主题出版类图书、人文社科类图书、文学艺术类图书、科普生活类图书和少儿类图书等六大类好书。2021—2023年“中国好书”中主题图书占比情况如表 5所示^①，“十四五”时期，主题图书在每年“中国好书”中占比都在一半以上，并且主题图书在六大类好书中均有所分布。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是中国出版界三大奖项。“十四五”时期，中国出版界三大奖项获奖作品中主题出版物占比情况如表 6所示，数量有增长趋势。其中，“五个一”工程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十四五”时期评选出的第十六届（2022年）和第十七届（2024年）获奖图书（含特别奖和优秀作品奖）基本都属于主题图书。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在第八届（2023年）获奖作品中，主题图书和主题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物分别在各自获奖出版物类别（只统计正奖）中占比33%和50%。中国出版政府奖是我国出版领域最高奖，每三年评选一次，在第五届（2021年）获奖作品中，主题图书和主题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物在各自获奖出版物类别（只统计正奖）中的占比和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接近。

“十四五”时期，主题出版的学术研究逐渐以体系化、有组织的方式开展，出版单位和高校构成了主要的研究主体，其中高校的研究力量相较于“十三五”时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以课题、论文和著作为主要形式的研究成果增长明显。

国家社科基金代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笔者以“主题出版”作为项目名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24年11月10日），结果显示“十四五”时期以主题出版作为研究对象的课题有3项获得立项，包括2项一般项目和1项重点项目，关注点涉及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国际影响力、高质量发展保障体系和融合发展等多个方面，如表 7所示。另外，目前为止尚无主题出版方向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重大项目获得立项。

根据笔者对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文献的统计（检索时间为2024年11月10日），2021年1月至2024年9月以“主题出版”为篇名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的学术论文（不含策划人语、书讯和新闻报道等）共计218篇，这一数字较“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五年总数的153篇还多65篇，如图 1所示。

从期刊分布来看，“十四五”时期《出版广角》《中国出版》《科技与出版》发表了最多的主题出版方向的论文。除了出版学领域期刊，《新闻爱好者》《小说评论》《图书馆建设》和多家高校综合性学报也刊载主题出版相关论文，如表 8所示。结合发表于这些期刊的论文作者身份可以看出，在出版学以外，党史研究、图书馆学和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在关注主题出版。

通过对主题出版学术论文的关键词词频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主题出版的高质量发展、主题出版“走出去”、少儿主题出版和地方主题出版是研究者普遍关心的话题，融合出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主题出版创新等话题的热度也在上升，如表 9所示。这反映了主题出版在出版主体、选题范围和内容生产等方面出现新的变化和要求。

在著作出版方面，笔者以“主题出版”为书名在读秀图书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24年11月10日），并结合国家版本数据中心全国新书目平台数据，结果显示“十四五”时期共有6种主题出版著作出版，如表 10所示，关注的话题涉及主题出版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区域主题出版的发展和主题出版畅销书的运作规律等，与上面提到的论文所关注的地方主题出版和出版创新等话题较为接近。

主题出版的发展变化最直接体现在内容生产上。“十四五”时期，各出版单位围绕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精心打造了众多优秀主题出版产品，主题出版市场形成了若干特色板块，在此仅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板块为例进行说明。

围绕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政治读物出版始终是主题出版的首要任务，并且形成了由原典原著、理论阐释读物和大众读物组成的作品体系。其中，原典原著出版物数量有限，后两类读物尤其是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成为主攻方向。“十四五”时期，《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二卷）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对习近平总书记最重要的讲话和著述进行了系统整理，为各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权威读本，概论、学习问答和各专题思想学习纲要对该思想进行了理论阐释，“足迹”系列丛书、《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习近平讲党史故事》等大众普及读物则为该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更加细致和生活化的视角。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马克思的朋友圈》《毛泽东文谭》《小平小道》等用通俗语言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中国化代表人物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拉近了他们与读者的距离。

历史类选题一直是主题出版的重要板块，但宏大叙事式的传统历史写作方式难以吸引当前读者的注意力，而以微观史和文化史为代表的新史学方式更加注重文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主张从日常事物和大众文化符号出发去阐释历史，而不只是描述精英群体或伟大英雄的历史。^[3]这类历史著作在各类主题出版奖项和项目评选中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例如入选“中国好书”的《百年革命家书》《红色宝藏：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精品文物故事》《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等都为党史写作开辟了新的微观视角和文化视角。

讲好中国故事要求主题出版将问题意识、社会关怀和学术表达进一步融合。治国理政类的主题出版物关注中国现实，围绕中国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凝练具有标识性意义的中国概念和理论，不仅让国内读者对中国国家治理背后的机理有更深刻的理解，也向海外读者展示了中国发展经验对世界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出版市场取得了优异表现。例如，《天下国家道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荣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心》介绍了中国基层治理模式，引起网上热议；《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对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进行了梳理和阐释，不仅畅销百万册，而且向多个国家输出版权。

“十四五”期间，围绕科技强国战略，主题出版将科学家、科学精神和科技成就等元素置于历史与当代的科技发展大背景中考察，形成了产品矩阵：一是围绕科学家成长经历和重要事迹，歌颂其科技报国的志向和实践，如《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二是将科学家精神与红色文化结合，强调科学家与党、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生选择，如《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三是展示在党的领导下当代科技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如《从深海到深空：科技征程的中国坐标》；四是从科技史角度展示中华优秀传统科技文化，如《文明的积淀：中国古代科技》；五是打造主题科普读物，向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传播科学知识，培育科技报国的种子，如《向苍穹：中国天文发展三部曲》和《中国北斗》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4]。“十四五”期间，“两个结合”的提出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主题出版新的重要增长点，各出版单位的选题类型大致分为：一是阐释某一局部文化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客家非客》梳理了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华夏文明的根脉关系；二是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如《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三是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精神之间的联系，如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四是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如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为人文经济学》《六千里运河二十一座城》等。

文学的优势在于语言通俗、笔法细腻和情感丰沛，适合在各类主题创作中使用，这正契合了主题出版产品的多元性。在以历史事件为线索的文学类主题出版物中，虚构写作让人耳目一新，其中《千里江山图》《乌江引》是代表作，不仅纸质图书畅销，而且被改编为电视剧和电影，实现书影剧互动。在表达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生的巨变等主题时，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有其独特的优势，当事人通过一手资料讲述真切体验，颇具感染力。科普文学创作更是将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化为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的“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的引导下，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转向让主题元素借助网络平台实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涌现了《何日请长缨》等一批优秀作品。

少儿阶段是价值观养成的关键时期，对其施以正确的引导事关少儿群体的健康成长。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与“十三五”时期的边缘地位相比，少儿主题出版在“十四五”时期实现了快速发展，突出表现在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和年度“中国好书”的项目数量增多，以及参与少儿主题出版的出版单位数量明显增长，涉及的主题包括科普、党史学习教育、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团结等多个方面。少儿主题出版物在语言和出版形式上都针对少儿读者的需要做了精心安排，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和孩子们的喜爱。

“十四五”时期主题出版丰富的产业实践使其在选题策划、内容生产和服务对象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特色，改变了主题出版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方式。

通过与党政、社科、科技、古籍、历史、文学和少儿等板块的结合，“十四五”时期主题出版展示出更大的兼容性和扩展性，选题范围进一步扩展到此前未得到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谱系、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青少年健康成长等。涉及的学科门类不仅有传统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还关照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学科、前沿学科和交叉学科，如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文化法学和区域国别学等。

长期以来，有组织出版都是主题出版选题策划的重要方式。“十四五”时期，政府仍然会以任务驱动或申报指南等方式指派和引导出版单位开展主题出版活动，包括组织出版《习近平著作选读》等领导人著作和《复兴文库》等大型主题出版工程，引导出版单位根据相关指南申请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但是，鉴于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每年的入选数量基本稳定在170种，能够进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范围的主题出版项目也仅有百余项，而主题出版的市场规模依然在增长，因此更多的主题出版项目是由各出版单位围绕重大精神和原则自主策划出版，通过市场营销发行。

主题出版的市场取向决定了它在内容表述上必须要为读者所接受。“十四五”时期，主题出版更加注重创新话语表达方式以实现主题的内化和转化。例如，围绕历史选题，主题出版不断“眼光向下”，通过深描等方式挖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书信、日记、邮票和账本等日常材料背后的故事，将宏大历史与个人命运、家庭生活、城乡变迁和企业发展等相结合。对于社科和科技等专业领域话题，主题出版不再局限于学术性表达，而是更多运用纪实文学和科普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语言活泼、内容生动，让读者愿读爱读。

“十四五”时期，虽然纸质图书仍然占主题出版物的主流，但随着出版技术的进步，数字化的主题出版产品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在便利性、互动性和智能化等方面走上了新台阶。这些新型产品或单独发行，或与纸质图书同步发行，推动主题出版物实现全渠道的覆盖。例如，电子书和听书版本的同步发行为纸质图书附加了新的服务，纪录片用实景方式呈现新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VR动画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重大历史事件，大型数据库和专业服务平台更是集合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多种资源，不仅可供用户检索，还能提供个性化的知识和数据服务。

主题出版担负着“传播真理，塑造信仰”和“传播观念，认同价值”的重要职能。^[5]但信仰的塑造和价值的认同并非单纯的说教即可实现，需要建立在有效的说服基础上。“十四五”期间，主题出版更加注重将理想信念教育、价值观念引导与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服务大众相结合，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传播主流价值理念。例如，科技类主题出版除了普及科学知识，更是将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传递给广大读者。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不仅展示文化成就，更强调中华精神的代际相传及其现实指导意义。少儿主题出版除了引导广大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也致力于通过科普与心理关怀助力孩子探索世界、健康成长。^[6]外向型主题出版不是将意识形态强加于他者，而是用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吸引海外读者，实现文化互鉴。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始终是主题出版的首要政治功能，因此党员干部一直是主题出版的主要目标阅读群体。但随着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凸显，主题出版正致力于让尽可能多的社会群体成为其忠实读者。入选2022年度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的《一起向未来：我们的2022》是目前唯一入选该项目图书选题的盲人读物，体现了对盲人读者的关注。2024年发布的《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增加老年主题出版物供给，以便为老年读者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主题读物。海外读者在“十四五”时期也成为主题出版的重要用户。为了进一步扩大海外读者的范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学术中国等方面的选题近年来成为主题出版“走出去”的热点。

“十四五”时期，我国主题出版积累了大量有益的做法和可观的成果，但离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仍有差距，进一步提升一体化程度将是“十五五”时期主题出版的主要任务。

与成熟的出版板块相比，主题出版目前仍在内容生产质量、经营管理方式、新技术应用、对用户需求的满足、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知识体系的完善等多个方面存在不足。

因为话题的严肃性，主题出版更需要在内容创意上下功夫。目前部分主题出版项目难以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主要原因是策划水平和内容创意不足，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作品名称难以在第一眼打动读者，习惯性使用“中国”“人民”“国家”等宏大词汇；二是选题同质化较为严重，以传统文化类选题为例，集中于敦煌、家风家训、节气和古诗词等；三是板块类型略有失衡，近年来主题出版物中文学和少儿类选题增长迅猛，但科技、文化等领域的选题开发还远远不够；四是出版形式不够贴近读者，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畅销读物和数字化产品依然稀缺。

“十四五”期间，主题出版在微观管理上仍有优化空间，具体表现在：一是部分出版单位虽然已经通过内部的组织变革对主题出版工作进行统一协调，但主题出版部门如何与其他部门和板块进行衔接，让主题出版成为出版单位的总纲领和所有部门的共同意识依然是一大问题；二是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部分出版项目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导致仅以获奖和申请到资助为目的，对项目的完成质量和市场表现缺乏关注。在主题出版物质量管理方面，目前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组织的图书质量检查中主题出版物的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上的情形依然存在，影响了主题出版物的阅读体验。

目前主题出版的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壮观，但成果类型较为有限，论文是主要的成果形式，著作、教材和行业报告等较为匮乏；研究视野和主题较为狭窄，大部分成果聚焦主题出版概念产生之后其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历史和域外视角的实践研究较为欠缺。在理论研究方面，目前围绕主题出版的普适性和历史性等基础问题仍然存在争议，需要从概念认识论的哲学层面展开讨论。另外，在理论视角运用上，知识社会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和跨文化传播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值得借鉴。

针对现存不足，体系创新依然是“十五五”时期主题出版的重要突破口。其中，产品创新需要通过转变表达方式，丰富出版形式，避免选题和内容同质化，真正满足用户的需求；管理创新需要提升宏观和微观政策的精细化程度；理论创新则应围绕主题出版的基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目前，在国家层面的出版规划和基金项目评选中，主题出版面临专设奖项少、项目占比低、入选难度大和难以获得资金直接支持等困境，对数字化主题出版项目的专项支持更少。因此，在宏观上，扩大各个层面尤其是地方层面对主题出版的支持渠道，或为主题出版单独设立优秀奖项、进行分类评价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7]在微观上，出版单位内部应当完善激励政策，为一些在理念和技术应用走在前列的新锐主题出版物提供额外支持，加大优秀主题出版项目、编辑和作者的宣传和奖励力度，建立高于一般出版物的编校质量标准，实行主题出版选题跨部门合作制度与利益共享机制，设立专人专岗负责主题出版物营销等。

主题出版的实践版图是动态的，对主题出版的理论探索应当置于更加宽阔的背景和视野中去，尤其是建立更具解释力和普适价值的知识体系。在理论层面，将主题出版视为特定政权意志下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的出版活动，提供一种兼具世界普适性和中国特色性的解释框架。在实践层面，主题出版实践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对主题出版经典文本、案例和特定出版单位发展模式进行个案分析，对不同时期主题出版发展实践进行历史分析，以及对主题出版国际传播进行域外分析等，都应成为主题出版知识树上的重要枝叶。

随着主题出版选题范围的扩大，主题出版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息息相关。为避免选题同质化和内容的空洞乏力，出版人需要拓宽视野，到基层和生活中寻找选题，将宏大主题转换为社会民生的实际问题，也要鼓励作者深入基层和一线进行调研，将论述建立在第一手资料上。在有组织科研的背景下，高校、科研院所和智库机构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将结合得更为紧密，出版单位需要主动与学术科研单位和相关学者进行沟通和对接，加强学术类主题出版项目的策划出版，提升主题出版的学术含量和专业水准。

主题出版只有为读者所接触和接受，才能达到其引导和教育的目的，因此优秀主题出版物需要遵循传播规律，以用户为中心。随着新媒体社会的到来，用户的角色由“受众”变成了整个传播网络、社会网络和服务网络的节点。^[8]为满足置于这三种网络中用户的需要，主题出版需要在产品设计上更易于互联网传播，并为用户提供内容之外的增值服务。因此，对于纸质主题出版物，应当有与之配套的数字产品，让读者可阅可听可观；单个融媒体产品需要在传播时机、传播渠道和用户参与度方面持续改进，懂得利用紧跟社会热点、增加表达趣味性和社交时代用户行为标签化等传播技巧；专业内容服务平台除了内容资源的整合，更需要在智能化上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要。

主题出版板块的形成历史还不长，它的各项工作依然需要在探索中前进。“十四五”时期主题出版在政策上获得了更为具体的指引，内容生产和传播质量有了新的提升，学术层面的知识积累收获了可喜的进步。在新的发展时期，主题出版需要秉持开放的姿态，在学术研究上博采众长，进一步完善理论根基，在生产实践上进一步通过产品和管理创新，不断提升作为独立板块的成熟度和可见性，从而成为出版领域一个具有增长点、双效俱佳的板块，以及中国特色出版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