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订阅危机 ^[1]、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2]、科研人员的内在驱动 ^[3]、各类开放获取政策 ^[4-5]，以及COVID-19大流行对开放科学重要性的凸显，共同推动了全球开放获取出版的快速发展。不同于传统订阅型期刊要求作者将版权转让给期刊出版者的做法，开放获取出版带来了许多全新的版权模式。^[6]

在开放获取出版中，为了授予他人使用学术作品的权利，需要在版权基础上配合使用一些许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是知识共享许可（Creative Commons License，CC协议）。^[7]实践过程中，版权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作者是否转让了版权、作品适用于CC协议中的哪种类型，以及作者是否与出版商签订了独家协议，会互相作用产生出诸多不同的场景 ^[8]，并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开放获取出版物的传播和使用。版权问题的复杂性给作者以及出版商都带来了挑战，研究显示，当前的版权许可实践仍需要继续完善和精简，部分期刊或出版商所发布的政策和声明不甚清晰，有时甚至会相互矛盾。^[9]

我国针对开放获取期刊的版权研究主要集中于出版方的视角，包括指导期刊从宏观角度理解开放科学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10]，对期刊的版权制定提出方向性建议 ^[11]，分析某个学科中开放获取期刊的版权管理 ^[12]，总结国际上版权保留的主要实践 ^[13]，以及剖析开放获取出版者的权利和义务 ^[14]等。但利益平衡是版权法的根基，良好的版权工作实践需要充分兼顾各相关方的视角。本文在分析国内外开放获取期刊的版权许可政策基础上，重点调研作者对版权问题及CC协议的认知和态度，结合对获“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一期资助的中国科学院主管期刊的版权政策分析，为国内开放获取期刊制定良好版权政策提供参考。

版权是一种知识产权，一旦作者将具有独创性的内容以具体的表达形式固定下来，版权就会自动生效。版权内容丰富，包括复制作品、以原作品为基础制作衍生品、通过销售/出租/所有权转让等方式向公众分发作品、公开展示作品等。^[15]在我国版权也称作著作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人身权，以及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汇编权等财产权。^[16]版权可以保护作品的完整性，防止其被不当使用，也使版权人能够从发表作品中获得经济利益。

实际应用中，版权中的一系列权利可通过一定的方式允许他人行使，主要包括版权转让和版权许可两种情况，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原版权所有人是否继续保留其版权所有权。①版权转让。指版权所有人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将版权（通常为财产权，例如复制、编辑、发行、翻译等）部分或完全地转让给他人。一旦版权转让完成，原版权所有人将不再能行使转让的权利，继受方成为新的版权所有人。②版权许可。这种情况是指，版权所有人许可他人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行使版权的系列权利。这种许可可以是专有的，也可以是非专有的。专有指只有被版权所有人许可的人才可行使相关权利，剩余的人包括自己，都将不能再行使这些权利。非专有则指版权所有人自己也同时继续拥有这些权利。

在传统的订阅型学术出版中，作者通常需要与期刊签署版权转让协议，不再保留版权。^{[17, 18]}而在开放获取出版中，则普遍采用版权许可模式，即作者持有版权，但制定一些许可，允许他人在一定条件下行使版权中的部分权利。版权转让时，作者将无法行使版权包括的一系列权利；而版权许可时，若作者与他人达成非专有性协议，则在授予了被许可人使用作品的权利的同时，自己也依然可以行使版权权利。专有性协议则意味着作者自身也将失去所许可的那部分权利。

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是始于21世纪初的一项广泛的国际运动，旨在为学术信息（如出版物和数据）提供免费和开放的在线访问。^[19]根据2003年柏林宣言的定义 ^[20]，开放获取作品需满足如下两个条件：①稿件的作者和权利持有人向所有用户授予免费的、不可撤销的、全球范围的访问权和许可，以允许他人以标明作品的作者为前提，可以在任何负责任的目的下，在任何数字媒体上复制、使用、分发、传输和公开展示该作品，并制作和分发衍生作品；②作品的完整版本和所有补充材料，包括许可副本，以适当的标准电子格式存放在至少一个在线知识库中。柏林宣言鼓励研究人根据开放获取的原则来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倡导开放获取出版物在晋升和终身教职评估中得到认可。

开放获取出版中，需要通过制定许可来允许公众使用文章，也就是前文所述的版权许可。这种许可有很多种 ^[21]，目前学术出版中使用最多是CC协议。CC协议削弱了版权保护带来的封闭性，适用于那些想要保留版权，但又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开放给公众进行有限使用的作者。CC协议可用于任何受版权保护的在线作品，如电子书、文章、图形、表格、图像、插图和照片等。

CC协议以四个要素为基础，即署名（BY）、以相同方式共享（SA）、非商业使用（NC）和禁止演绎（ND），组合形成六种不同的协议类型：①CC BY：只要对原作者署名，他人可以任何目的、任何形式使用作品；②CC BY-SA：与①类似，但额外加一个条件，即基于原作品的改编作品也必须以CC BY-SA的方式发布；③CC BY-NC：他人可以任意使用作品，只要不是出于商业目的，只要对原作者进行署名；④CC BY-NC-SA：与③类似，但额外加一个条件，即基于原作品的改编作品也必须以CC BY-NC-SA的方式发布；⑤CC BY-ND：允许他人以任何目的分享和传播作品，只要不对原作品进行改编，只要对原作者署名；⑥CC BY-NC-ND：他人可以任意使用作品，只要不用于商业目的，只要不对原作品进行改编，只要对原作者署名。以相同方式共享（SA）和禁止演绎（ND）是互相排斥的两个要素，因为相同方式共享指的是对改编作品的共享，禁止演绎也就不存在改编的情况，因此不存在SA和ND的组合。图 1呈现了CC协议六种不同类型的组合形式，其开放程度自上而下依次减弱。此外，CC协议还有一种特殊的类型CC0，指彻底放弃版权而将作品完全置于公共领域，允许他人以任何形式出于任何目的对其进行使用并且不需要标明作者归属。

开放获取出版中，作者保留版权，文章在某种类型的CC许可下发布，也并不意味着作者能够完整地保留版权，还有一个因素，即作者与期刊签订的出版协议在发挥作用。如1.1所述，专有出版协议和非专有出版协议将产生不同的效果。

由于作者自己无法出版作品，因此需要授予期刊出版其作品的权利，这就需要签订一个出版协议。不同期刊有不同的协议名称，如Publication Agreement，Publishing Agreement，License to Publish Agreement for Journals，License Agreement等。协议中会详细约定作者专有或非专有地授予期刊某些权利。版权许可中，专有意味着作者将约定的权利仅授予该期刊，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其他人，将不再拥有那些权利。非专有协议则说明，作者作为版权人依然可以向其他人授予相同的权利。

不论文章在哪种类型的CC协议下发布，作者一旦与期刊签订专有性出版协议，就意味着无法继续不受任何限制地享有版权，至少是失去了对自己文章的再次出版权，至多则将等同于版权转让。各个期刊的出版协议各不相同，有的出版协议仅要求作者授予其独家的首次出版权，有的协议则会要求作者专有性地授予包括出版权在内的一系列权利。例如某出版协议中提到“授予XXX独家的、不可撤销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以任何语言，任何形式、方式、格式或媒介（无论是现有的还是今后开发的），用于任何目的（包括商业目的）的出版、复制、分发、传输、展示、存储、翻译、创作衍生作品并以其他方式使用该作品的权利，并可以再许可他人进行上述任何或全部行为”^[22]；再如，另一本期刊不要求作者转让原创研究成果的版权，但需要作者授予其独家出版许可 ^[23]，而出版许可包括了发行、传播、复制、改编、衍生、租赁、翻译等权利 ^[24]，此类协议相当于让作者只保留了名义上的版权。

因此，如果作者与期刊签署了包含有一系列权利的专有许可协议，通常会产生与版权转让相同的效果。

截至2024年4月12日，DOAJ数据库中收录有20 436种期刊，它们使用的CC协议类型如图 2所示。使用最为广泛的是CC BY协议，占到了DOAJ总期刊数量的一半。CC BY作为六种协议中最为宽松的一种，是各开放资源的主要资助者（如Plan S、Wellcome、HHMI等）最为推荐的类型。其次是CC BY-NC和CC BY-NC-ND，分别占据约20%。极少数期刊没有使用CC协议，而是定制了自己的许可。需要注意，有的期刊会提供多种协议类型。

此外，DOAJ中有少量期刊获得了DOAJ印章（DOAJ Seal）认证，指那些实现了高度开放性、遵守行业最佳实践并具备良好出版标准的期刊。1 635种DOAJ印章期刊的CC协议使用情况如表 1所示。从数据可见，DOAJ印章期刊全部采用了相对宽松的CC协议类型，尤其是除CC0这种特殊情况之外，最为宽松的CC BY占据了主导地位，体现了开放获取社区对支持使用CC BY的导向。所有DOAJ印章期刊中，没有任何一本采用含有“禁止演绎”条款的协议。

本研究调查通过访问官方网站收集了DOAJ中出版50本以上开放获取期刊的18家出版商，以及不属于这些出版商的开放获取巨型期刊PLoS ONE所采用的版权许可类型，结果如表 2所示。结合收费政策等其他相关信息，这些出版商及期刊的版权许可整体呈现如下几个特点：①即使是同一出版商内部，期刊层面采取的政策也存在差异，例如Springer Nature、Taylor & Franci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Sciendo等，不同的期刊采用不同的协议；②有的出版商/期刊只提供一种许可类型，有些出版商/期刊会则提供多种许可类型供作者选择，但通常设置一种默认的优先选项；③相较而言，知名的传统出版商倾向于采用限制较多的许可，而新兴的致力于全开放出版的出版商则更倾向于采用宽松的许可类型，赋予作者最大的权利，如MDPI、Frontiers；④有的出版商，如Oxford University Press，除了常用的CC许可，还有一些其他许可，如自行制定的标准许可、美国政府许可、皇家版权许可等；⑤在提供多许可类型选项的出版商/期刊中，不同许可下发表文章的APC（文章处理费）可能会有差异，以CC BY许可发表的文章收取更高的APC；⑥出版商通常尊重基金资助机构对于文章发布的要求。

为了推动我国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协等七部门于2019年联合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简称“一期卓越行动计划”）^[25]，包括领军期刊、重点期刊、梯队期刊、高起点新刊、集群化试点等5个子项目。截至计划实施方案结束年，即2023年，计划共资助了领军期刊22种、重点期刊29种、梯队期刊199种、高起点新刊189种。其中，中国科学院主管的期刊共计99种，包括9种领军期刊、45种梯队期刊、13种重点期刊及35种高起点新刊。由于高起点新刊尚处于创办阶段，信息变动较多或难以获取，本文选取64种领军/重点/梯队期刊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采用的版权许可类型。

64种期刊中，20种为订阅型期刊，但其中16种期刊主动将论文向公众免费开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形下，期刊可随时撤销全文的开放。其余44种为开放或混合期刊，针对开放获取文章采用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情况如表 3所示。这些期刊多数为国际出版商合作期刊，合作方包括Springer Nature、Elsevier、Wiley、Oxfo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AAAS、Wolters Kluwer等，少数为本土出版，如《光子学研究（英文）》、《动物学研究（英文）》等。与国际出版商合作的期刊遵循相应出版商的政策框架。调研中还发现，有些期刊在其自建网站上的版权信息处于相对隐蔽的位置，难以在作者指南中直接获取；有的期刊声明所出版文章基于知识共享协议开放获取，并同时要求作者签署“版权转让协议”。

版权转让或许可授予期刊出版文章的权利，并使期刊从中获得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时，作者的权利也应得到重视和保护，避免因版权转让或许可不当而使作者的权益受到过度损害。良好的版权实践应充分尊重并考虑作者的意见和需求，确保他们在作品使用、再传播以及学术声誉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得到妥善维护。这种平衡有助于在出版过程中建立更为健康、可持续的合作关系，促进学术成果的广泛传播和知识的共享。为了了解作者对于版权许可的态度，为期刊出版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了作者们对版权及许可协议的熟悉程度和态度。

问卷共包括10个问题，涉及三个方面：作者对版权问题的态度、对学术作品使用的态度以及对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偏好。问卷于2024年4月28日通过国内影响力广泛的学术自媒体“期刊分区表”发放。“期刊分区表”拥有庞大的一线科研工作用户，粉丝数量逾160万，为问卷的精准投放及回收质量提供了保障。

调查共回收问卷9 416份，删除用时过短，可以推断为无法正常阅读完题目的问卷之后，收到有效问卷890份。

作者主观上关心自己文章的版权问题，选择对版权问题十分有兴趣及有一些兴趣的人占到了总人数的近80%。作者虽然很关心版权问题，但更多地趋向于知情的态度，因为只有30%的作者表示，版权政策会影响自己对期刊的选择，期刊的版权政策不影响或仅较小程度影响发表决策的人占到了66.4%。

作者有版权代理的需求。当用户有使用文章的需求时，接近46%的作者认为应由自己来处理这种请求：但仍有49%的作者认为，应由其他机构代理处理请求，其中约一半认为应由出版商处理，另一半则认为应由自己所供职的机构处理。

涉及文章的再利用时，整体上讲，作者对出于教育和学术目的的使用持宽容态度，对出于商业目的的使用则持谨慎态度。如图 3所示，接近5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作者出于教育和学术目的对文章再利用时，应当给予完全的许可；对于他人出于教育和学术目的对文章再利用时，34%的受调查者认为应给予完全许可，37%的人认为应给予一般许可，总体上讲态度偏向宽容。但作者对于文章出于商业目的的使用持谨慎态度，接近35%的作者认为对于他人出于商业目的对文章进行再利用要严格限制，就算是作者自身出于商业目的对文章再利用也有相当保守的态度，认为完全许可或者一般许可的作者总计不超40%。

由此推断，作者对于文章再利用有一定的诉求，尤其认为应当允许本人较为自由地使用文章，对于他人出于学术和教育目的的使用也应尽量给予允许。

调查显示，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相关知识仍需要进一步普及，在已发表过开放获取文章的作者中，仍有20%的人反馈对知识共享协议完全不了解，56%的作者仅为一般了解。

在对各种许可类型进行解释的基础上，调查采集了作者对各种许可类型的偏好（图 4）。结果显示，作者的选择偏向多元化，但相对而言对于非商业化使用的类型更为青睐。值得注意的是，开放出版最为推崇的CC BY协议在作者中并不是最受欢迎的类型，致力于让知识成为公共产品的资助机构可以在版权问题上对科研人员展开更深入的培训和普及。

此外，在与期刊签订了出版协议的作者中，22%的作者完全不留意协议内容，不清楚协议是专有的还是非专有的。知晓出版协议类型的作者中，约44%的作者签订了专有性出版协议，约34%的作者签订了非专有性出版协议。可以得知，仍有不少作者对于自己是否完整保留版权毫不知情，实际的出版活动中，作者无法完整保留版权的情况也占到了接近一半，这与作者对文章进行再利用的愿望形成了矛盾。

在全球范围内，开放获取期刊的数量不断增加。期刊在制定版权政策时充分考虑作者的需求和利益对推动开放获取朝积极方向发展至关重要。

从期刊角度来看，虽然大多数期刊已经在支持开放获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由于信息不完全透明——例如某些出版协议难以获取，目前尚无法全面描绘每个期刊的开放程度。现有调查表明，版权政策及其公开仍需进一步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部分期刊的版权政策难以查找或表达不够清晰，作者难以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其二，更有利于开放获取的政策尚未普及。例如，专有出版协议依然大量存在，CC BY许可并非默认选项，而是需要作者特别申请。部分期刊仍保留独家出版权与CC BY的组合。因此，期刊应首先采取措施，帮助作者更便捷地获取并理解期刊的版权政策。这包括进一步简化政策内容、在网站显著位置以简洁一致的语言披露政策信息，并为作者提供明确的版权咨询联系方式。同时，明确规定作者与期刊之间的权利分配方式，避免潜在的混淆。其次，期刊应制定更加有利于作者在研究或教育中自由使用文章的政策，减少使用专有出版协议，尽可能推广非专有协议，并推动更加宽松的许可类型，如CC BY的使用。为了避免版权政策进一步复杂化，期刊也应减少制定个性化的许可协议。

从作者权益看，科研人员作为作者，需要意识到版权政策的重要性，深入理解版权、开放许可和出版协议将如何影响他们使用文章，并在出版作品时留意所签订出版协议的条款内涵。调查显示，许多科研人员倾向于将版权问题交由期刊或所在机构处理，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往往在使用自己文章时面临诸多需求。因此，科研人员应充分认识到，自身对版权问题的了解对于合法合规地使用文章至关重要，而他们对文章使用的需求也会反过来影响期刊的版权政策。对于不熟悉版权和开放许可的作者，建议多寻求外部支持，如参与培训、咨询相关机构，或与出版方进行沟通。

此外，基金资助机构可作为版权改革的协调方，在平衡出版方和作者利益中发挥作用。现有进展表明，基金资助机构的要求对于推动版权改革具有显著效果，例如cOAlition S推出的S计划，该计划要求受资助者“（向期刊）表明，任何被接收的手稿都应获得CC BY许可。”^[26]同时，加大对整个发表群体的版权教育也很重要，提高研究人员对版权的了解，能够促使他们更多地选择开放获取途径 ^[27]，从而达到推动开放科学发展、提高科学系统创新效率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