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书屋工程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十一五”时期确定的国家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发展近二十年，已经成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农家书屋在运行中逐渐暴露出一些系统性、结构性问题，如图书不新、机制不活、效能不高、数字技术参与度低、农民主体性发挥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同时农村空心化、数字娱乐抢占注意力等外部环境压力明显加剧，农家书屋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亟待改革破局。
党的二十大提出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宏伟目标，就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体制机制改革层面提出了“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包括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等内容。这些论述对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新的发展思路。农家书屋作为基层重要的公共文化设施，亟须按照党中央要求加快改革，及时跟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步伐。有鉴于此，“数字化时代农家书屋发展研究”项目组针对当前农家书屋面临的突出问题，从公共服务责任、数字技术应用、体制机制创新以及文化功能升级等四个方面提出改革发展建议。
1 筑牢公共文化服务意识，保障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
农家书屋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典型代表，其发展的好坏反映和检验着我国政府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治理能力，亦关系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因此，农家书屋管理部门需要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着力推动农家书屋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公共阅读服务工作走深走实。
1.1 牢固树立建设“百年老店”的历史责任意识，是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保障
中国作为世界农业发祥地之一，拥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发展史，更有着深厚的“耕读传家”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即肩负起保障农民群众读书看报的权益、提升农民群众科技文化素质的重任，然而早期农村图书室历经十六七年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的建设历史 [1]，足令今人引以为戒。因此，现阶段要发展好农家书屋，必须强化政府主体责任，提高各级干部认识。建议通过文件、会议、培训、媒体报道等多种形式，使农家书屋的建设者和管理者充分认识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建设农家书屋是建立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农家书屋的建设者和管理者要牢固树立把农家书屋建成“百年老店”的历史责任意识，避免使党和政府的努力付之东流。
农家书屋发展近二十载，从建设之初的“建不建”之争到运行中的“用不用”之争，再到目前的“好不好”之争，社会各界对农家书屋的评价始终存在分歧，甚至部分政府管理人员也存在认识不到位的现象，对农家书屋的存续持否定态度。这种认识分歧反映出农家书屋在宣传上存在短板。建议主管部门加强宣传力度，构建网上网下全覆盖、立体化、多层次的宣传格局，注重对宣传方式的研究，改变当前僵化、程式化的报道模式，增强宣传实效。尤其是，作为农家书屋使用者和直接管理者的农民和农家书屋管理员，他们在媒体报道中往往陷入“沉默的螺旋”，鲜有发声机会，经常被代言或被引导发声。建议在报道中加大农民、书屋管理员等基层群众的话语权，以增加报道的真实性。多引用第三方评估数据，以增加报道的可信度。通过媒体宣传塑造全面、真实的农家书屋形象，讲好农家书屋故事，尽可能消除社会各阶层对农家书屋的认识分歧，为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扫清认识上的障碍。
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是农家书屋扎根乡土的根本保证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原则之一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人民群众既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又是文化的直接创造者。农家书屋作为国家实施的文化惠民工程，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现阶段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众读书看报的基本权益，必须充分认识建设农家书屋是为了广大农民群众，发展农家书屋要充分依靠农民群众，要让优质出版成果及时与农民群众共享，让文化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农村。脱离了农民群众这一主体，农家书屋便成了无根之水。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万个农村图书室的衰落，固然有历史运动的原因，而没有很好地依靠群众，造成图书室与群众需求脱节，则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农家书屋的建设者和管理者必须汲取这一历史教训。
因此，建议政府管理部门充分认识、肯定和发挥农民群众在农家书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把有知识、有文化、有兴趣的群众吸收进来，充分挖掘“新乡贤”、大学生村官、文化热心人士的文化能量，发挥乡村文化能人服务家乡、造福乡梓的积极性。在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的情况下，建议建立以农民群众阅读需求为中心的选书机制，一村一别，满足各地多元化的阅读需求，广泛赋予农民自主选书权。农民作为农家书屋的最终受益者，自主管理能够更好地贴近他们的实际需求，建议建立以农民阅读为中心的服务机制，提升农民群众的参与度和自主管理权。人民是文化的创造者，建议充分激发农民群众的创作能力，以农家书屋为平台，树立以农村题材创作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农民作家提供肥沃土壤。实践证明，只有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真正关注当地人的精神需求，为其提供针对性强的图书配备和阅读服务，农家书屋才能真正扎根乡村，发挥实效。
1.3 全面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是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法治化水平，为各级政府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管理和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强化了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责任，设定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系列制度，规定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与管理的有关法律程序以及违法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等。农家书屋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一是坚持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原则。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差距以及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重要途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农家书屋在贯彻落实均等化原则上仍存在短板。一方面，与城市图书馆相比，农家书屋在硬件设施、藏书量、专人管理、开放时长、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差距明显。另一方面，不同地区间的农家书屋存有明显差异，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缩小这种差距，需要政府主管部门长期坚持贯彻均等化原则，重点增加农家书屋的出版产品供给和阅读服务，向西部地区、东部和中部的薄弱地区倾斜，向边远地区尤其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需要注意的是，均等化不等于平均化，在满足基本服务的基础上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建设与本地经济水平、文化需求相适应的农家书屋，实行差异化发展。
二是创新优化网络布局。农村人口减少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随着我国城镇化运动的开展，全国乡村常住人口数量从2005年农家书屋试点时的7.45亿人，降至2023年的4.77亿人。农村地区空心化、老龄化现象加剧，“空心村”“空心乡镇”大量出现，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提出了挑战，客观上造成了农家书屋效能的降低。面对这种情况，为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和无效投入，建议及时盘清行政村人口规模数量。对于人口较少、现有农家书屋利用率较低的行政村，建议精减固定书屋数量，代之以流动服务、数字服务、延伸服务等形式提供公共阅读服务，降低公共资源的无效或低效投入。同时，对于区域人口密集、阅读需求较大的地区，鼓励当地增加农家书屋藏书量和提升服务品质，向下开展延伸服务，扩大文化服务辐射范围。
三是提升数字技术参与度。《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科技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作用，支持开发数字文化产品，实现基层网络服务共建共享，推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当前，数字技术参与农家书屋服务和管理的程度还较低，开展数字化服务的农家书屋占比不足农家书屋总量的三分之一。农家书屋的管理工作主要依靠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缺少必要的现代化技术手段。建议大力推动新技术应用，创新出版产品供给方式、内容传播手段和阅读服务模式，提升农家书屋的数字化水平、综合服务能力和行政工作效率，尽快步入现代化治理快车道。
四是加大资金投入。财政保障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升级软硬件是提质增效的基础。当前，图书不新是农家书屋被诟病较多的一个问题。由于知识更新和纸张老化等因素，公共图书馆藏书的平均使用寿命一般在5~10年，期刊的平均使用寿命在3~5年。按照农家书屋的建设标准，截至2022年每个农家书屋应有基本藏书1800种，其中2012年之前建设期间配送1200种，占总藏书量的66.67%，书龄超过了10年；2013—2022年共配送600种（每年60种），书龄在5—10年的藏书占16.67%，书龄在5年以内的藏书占16.67%。从中可以看出，农家书屋藏书早期投入比重大，后期投入比重小，客观上造成了旧书多、新书少的现象，需要阶段性“换血”才能改变这一结构性问题。农家书屋硬件设施的完善和升级同样需要资金投入。因此，建议财政部门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农家书屋及时升级软、硬件设施，打造农家书屋2.0版本，满足群众的高质量文化需求。
五是依法强化农家书屋服务效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将“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写入了总则，并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有公众参与的公共文化设施使用效能考核评价制度、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统计公告制度、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监督检查制度、反映公众文化需求的征询反馈制度和有公众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考核评价制度、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公开制度、志愿活动管理评价制度、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制度等。当前，农家书屋在项目资金使用监督方面还不完善，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经费被挤占、挪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建议采取现代化的监督手段。在服务效能考核、实施效果评估等方面，服务质量监测体系尚未建立，民意表达和监督机制尚不健全。建议完善监管考核评价制度，研究制定公众满意度指标，建立群众评价、反馈机制和第三方评价机制，增强服务效能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2 建立“一体两翼”的农家书屋管理、服务体系，推动农家书屋高质量发展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继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涌现，科技助推公共服务发展的能力越来越强。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推进线上线下公共服务共同发展、深度融合”。在数字化时代，农家书屋要谋发展，就要充分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服务，开创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思路，引入智能化、网络化管理手段和现代化管理理念，建立以乡村公共阅读服务为主体、传统农家书屋与数字农家书屋协同发展的“一体两翼”的农家书屋服务管理体系，多渠道促进优质出版资源直达基层，推动农家书屋高质量发展。
2.1 建立国家数字农家书屋平台，实现传统农家书屋与数字农家书屋的一体化服务与管理
当前，数字技术在农家书屋运维方面的应用不够充分，在数字内容提供、智能化管理等方面仍较为滞后，农家书屋的数字化建设长期处于“小、散、乱”的状态，且存在数字资源断供等风险。要提升农家书屋现代化服务水平，建议政府从顶层设计入手，建立覆盖全国、集数字内容提供与农家书屋智能化管理于一体的国家数字农家书屋平台，形成线上线下协同工作机制，提升行政工作效率和乡村阅读服务效能。
一是通过互联网或国家文化专网，建立连接中央、省市区、区县农家书屋管理部门与各农家书屋的网络系统，构建农家书屋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平台。通过该平台，地方管理部门可实时掌握区域内农家书屋的运行、出版物借阅等情况。国家农家书屋管理部门能够实时掌握全国各农家书屋情况，依靠全国农家书屋大数据管理系统，为精细化开展行政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同时，搭建全国农家书屋工作信息交互系统，对农家书屋开展数字化动态评估，提升行政工作效率，及时监测农家书屋服务效能。
二是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国家数字农家书屋平台，面向农村居民提供统一的数字内容服务。全国数字农家书屋平台可以与国家数字图书馆、各地公共图书馆联通，实现数字资源共享，或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从出版单位或数字内容企业采购数字资源。该模式有利于改善目前由几家数字技术公司主导、各地政府分头实施而造成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状况。各省（区、市）可依托该平台，在国家数字农家书屋的基础上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数字农家书屋。在内容建设上，建议政府研究制定统一的数字农家书屋内容建设标准，充分发掘数字资源特性与优势，增加在线课堂、听书、影视剧、地方戏、广场舞等多媒体内容资源比例，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推送技术实现差异化的内容资源配置，提供个性化的内容服务，使每一位读者都拥有个性化的数字农家书屋。作为公益项目，数字资源应具有国家标准，防止混入来源不明、版权不清、品质低劣的内容，以免损害政府形象和读者体验，影响农家书屋的品牌形象。
三是建立农家书屋管理员在线注册、培训系统，实现对全国58万多名农家书屋管理员的在线管理和服务，包括在线注册、管理员变更登记、社会志愿者招募、日常上岗培训、交流评比等，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管理，提升农家书屋队伍整体素质。
四是建立阅读服务系统，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宣传、服务、指导、经验交流等工作。农家书屋管理部门和管理员利用全国数字农家书屋平台开展农家书屋阅读推广活动，包括资源推介、阅读评比、读书交流、工作经验分享等，吸引管理员、广大农村读者参与进来，带动乡村阅读，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阅读推广。
2.2 对传统农家书屋开展全流程数字化改造，全面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效能
在农家书屋行政管理机制方面，一是依托国家数字农家书屋平台，搭建全国农家书屋大数据管理系统。高效收集、及时更新农家书屋的基础性数据，如地理位置、环境信息、馆藏情况、开放使用情况等，为精细化开展行政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帮助管理部门有效提升行政工作效率。二是建立全国农家书屋工作信息交互系统平台。各级管理部门通过该平台上传下达、反馈信息，织密农家书屋管理运行的工作网络，形成上下联动、全国一盘棋的良性机制。三是建立农家书屋数字化动态评估机制。应用大数据技术对农家书屋的服务效能进行综合研判，及时整合优化空心化严重、利用率不高的农家书屋。
在农家书屋资源建设方面，一是运用数字化手段实现个性化点单，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读者阅读需求，实现农家书屋内容供给和群众需求的有效对接。二是补充音视频内容供给。传统的音像制品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家书屋近几年也很少再配备该类产品。建议通过扩大数字资源引入、开发本地化数字内容等方式，丰富农家书屋音视频内容的供给。三是建立出版物在线捐赠平台，通过社交媒介推广公益活动，提升资源建设的效率和效果。
在农家书屋日常管理方面，一是实施内容资源的数字化管理，如建立电子馆藏目录、数字资源库，帮助农家书屋更好地管理和利用内容资源，提高服务效率。二是推动自助管理和自助借阅服务，有条件的农家书屋可购置自助借还书机，完善自助查询系统，开发图书借阅移动应用程序，方便读者随时访问、借还。三是建立数字化的读者需求反馈处理机制，包括定期开展读者需求在线调查、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掌握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需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个性化内容推荐等，提高农家书屋服务的精准性、利用率和读者满意度。
在农家书屋阅读推广工作方面，一是大力开展线上阅读活动，提高农民群众参与的便利度，扩大阅读推广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将各地的文化活动、讲座通过直播等形式展示出来，打破地域和时间壁垒，让优质的文化活动内容发挥更大价值。二是加强对线下阅读活动的线上宣传力度，提高知晓度，吸引更多读者参与。集中开展周/月/季活动，定期宣传，形成品牌效应。三是建立线上学习交流平台，邀请阅读推广活动策划专家、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分享经验，提高农家书屋阅读推广的专业度。
在农家书屋管理员队伍建设方面，一是实现管理员培训工作的数字化。全国有超过58万名农家书屋管理员，且岗位变动频繁，单纯依靠传统手段开展线下培训，成本高，效率低。建议开发数字化课程体系，帮助管理员熟练掌握工作技能，提升管理员培训工作效率。二是实现管理员队伍招募的数字化。农家书屋管理员是深入接触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个重要角色，借助数字化平台实现农家书屋管理和文化志愿服务的有效对接，有助于解决供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三是提升管理员的数字化技能。农家书屋的数字化升级离不开管理员数字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因此应加强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和技能培训，及时追踪并解决管理员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鼓励他们大胆运用数字化技术。
3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建立农家书屋多元发展格局
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突出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中的主体地位，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包括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等。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在强调政府主体责任的同时，需要推动形成开放式、社会化的发展格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由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发展。
3.1 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形成社会多元共建机制
目前，政府在农家书屋出版物采购上已与民营企业开展了一些合作。接下来，国家要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农家书屋作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可以广泛应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开展服务。社会企业可以利用农家书屋这一扎根群众身边的最近场所，通过开展阅读活动、展览、出版创意等形式，丰富农家书屋的文化体验；通过远程医疗、教育培训、农民工务工培训、招聘咨询、农产品广告等方式，提供农家书屋增值服务，解决农家书屋因经费短缺而造成的管理缺失问题。政府在确保项目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基础上，为当地民众提供高质量的阅读服务，实现农家书屋长效发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包括明确投入方式、选择合作伙伴、确定运营补贴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涉及预算管理、政府采购、政府性债务管理以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等财政职能。[4]因此，建议农家书屋管理部门联合地方财政部门研究如何做好项目评估论证，规范选择项目合作伙伴，完善项目财政补贴管理，健全债务风险管理机制，科学开展项目绩效评价，推动农家书屋社会化发展。
3.2 培育民间阅读推广专业化组织，设立“乡村阅读公益基金”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公共文化服务向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作为介于政府行政部门与市场商业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即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参与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这些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支社会力量，是对政府、市场的补充和平衡，也是推动传统公共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力量。公共文化基金会制即是由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通过政府对项目进行资助，或由企业、私人捐助而设立的非营利性文化管理机制，是目前西方国家公共文化部门普遍确立的一项制度。文化基金会通常比政府更能满足公众差异化的文化需求，它通过对文化政策施加影响，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条良性互动的渠道。政府通过文化基金会组织，以协议的方式对公共文化部门提供基金，并以税收政策引导社会捐助公共文化部门，以此来促进公共文化事业建设。[5]
在我国，随着农家书屋工程的实施和国家对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视，农村已经告别了“书荒”，但村民在图书选择方面仍然缺乏专业指导、缺乏激发阅读需求的恰当形式，在乡村全民阅读推广的具体工作上，政府机构往往难以兼顾，也很难做到专业化。目前，我国新闻出版界有一些行业组织，如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韬奋基金会等，开展阅读推广服务，但农家书屋数量庞大，这些组织无法覆盖全部农家书屋。因此，建议广泛培育民间阅读推广专业化组织，同时建立管理评价、教育培训和激励保障机制，有效开展乡村阅读活动。
在基金方面，建议设立“乡村阅读公益基金”，由政府拿出一部分资金，倡议民间机构与企业合力设立公益基金，或由政府发出倡议，接受社会捐赠，完全借助民间力量设立公益基金。“乡村阅读公益基金”可通过基金会联合乡村阅读推广组织，组织专家、媒体人等研究制订阅读计划，对有意愿组织读书会的热心人、专业人士进行集中培训，从而推动乡村阅读，并对推动乡村阅读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机构给予奖励。在数字化时代，“众筹”变得更为便捷，“乡村阅读公益基金”可借助互联网扩大社会影响力，设立捐赠通道，募集更多资金。
3.3 建立农家书屋志愿服务机制，形成社会多元共管机制
国家鼓励和支持文化专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和志愿者到基层从事公共文化服务工作，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当前，要形成社会共建农家书屋的开放式格局，鼓励和开展志愿服务是一项重要措施。培养一支有过硬业务水平的志愿者队伍，将有望缓解农家书屋专业管理员短缺、服务专业性不强的难题，还将有效促进城乡文化交流。
农家书屋志愿服务重在机制的建立。一是建立公开招募机制。制定相应的志愿者选用条件、服务内容和标准、在村工作方式等，依托现有的农家书屋网、中国志愿服务网，以及全国农家书屋智能化管理和服务平台，发布公开招募信息，做好志愿者注册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有效衔接志愿服务与基层政府服务，为有需求的农家书屋和志愿者搭建信息桥梁。二是建立“结对子、种文化”工作机制。推动图书馆工作者、出版工作者、专业阅读推广人、大学生等到基层“教、学、帮、带”，建立农家书屋志愿服务下基层制度。三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吸纳符合条件的农家书屋志愿服务组织参与农家书屋阅读推广活动。四是建立农家书屋志愿者工作培训、服务记录、管理评价、激励保障机制，规范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提升志愿者的专业性、服务能力和荣誉感。此外，还可广泛动员组织社会知名专家、学者、作家等参与志愿服务，提升农家书屋志愿服务的社会影响力，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志愿者开展广泛宣传、表彰和奖励。
3.4 加强公共服务理论研究，科学指导农家书屋运行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表示国家支持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研究，鼓励和支持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公共服务基础理论源于西方，并形成和发展出了多种模式，其中政府与民间组织分权模式更符合当今时代发展需要。研究公共服务基础理论和发达国家新闻出版公共服务模式，对提升我国包括农家书屋在内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取长补短，充分吸纳发达国家新闻出版公共服务模式中适合我国新闻出版公共服务发展的方面，突破目前传统公共行政的局限性，准确定位政府角色，明确政府职能，重塑行政理念，建立明显具有整合力和回应力的服务机构，充分发挥大国文化聚集效应，提升新闻出版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建立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农家书屋运行机制。
建议相关研究部门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研究出适应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这将有助于建立起中国公共文化服务自主知识体系，丰富世界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这对公共文化服务改革和农家书屋改革提出了新的命题，亟待深入研究。
4 发挥“常在村”的文化空间作用，适时升级农家书屋新功能
农家书屋是我国新闻出版公共服务深入社会最基层的常设基础设施，为知识传播、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常在村”的空间，弥足珍贵。目前，全国农家书屋已经发展成为农村的公共阅读场所，为5亿国民提供阅读服务。农家书屋资源包罗万象，涵盖哲学、艺术、文化、科技、教育等众多领域，充分利用这一文化空间，以开展乡村公共阅读服务为基础，拓展“大文化”功能，有助于农家书屋在基层发挥更大作用和影响。
4.1 把农家书屋打造成“乡村文化名片”、新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
文化部《“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要“打造新型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在城市，作为“城市文化名片”的实体书店通过近些年的转型升级，成为城市文化空间建设的先遣队，最先走进大众视野。它们主动与建筑艺术、艺术展览、影视放映、文化沙龙、文创产品等结合起来，成为一张张靓丽的地方文化名片，并已形成众多独特的书店品牌。城市图书馆积极升级服务，打造城市文化空间。如有些图书馆主动引入电影展映、画展、非遗体验、音乐会等多种文化服务形式，为市民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产品。有些图书馆主动融入商场、机场、医院等人流密集空间场所，扩大图书馆的服务范围，提升图书馆的知名度，让图书馆发挥更大影响力。
《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 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提出，要让农家书屋“形成聚人气、有活力、可持续的生动局面”。实践证明，公共文化项目要保持长期的活力，必须要有创新性的活动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作为支撑。乡村作为农耕文明的发源地，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建议农家书屋充分借鉴城市实体书店和图书馆的做法，积极整合本地文化资源，对接基层文联、作协、群艺馆、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文化馆（站）、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机构，深化“结对子、种文化”，在乡村形成文化联动，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突出传统文化，传播现代文明，打造新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乡村文化名片”。
4.2 把有条件的农家书屋打造成出版文化传承新场所
出版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方式，在我国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但出版文化本身的传播途径并不多。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两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与出版相关。但在数字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传统出版文化在大众认知中日渐式微，难见踪迹，迫切需要考虑其文化传承的必要性。
在公共服务领域，我国仅有国家版本馆、中国印刷博物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等为数不多的几家专业性博物馆，且都分布在一二线大城市。在学科设置上，国家面向高等教育学生设置了出版学相关专业，但主要是在高职院校开设。据统计，目前全国有50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了出版专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专业，有95所本科院校开设了编辑出版专业和数字出版专业，有30多所高校开展出版专业的硕士教育 [6]，有11所高校设立了出版专业博士点。而面向中小学生的出版文化传播，主要依靠出版行业机构以及其他社会性机构开设的出版特色研学项目，但在部分省市，该类研学形式被视作校外教育培训被教育管理部门取缔。应该看到，我国普通大众尤其是基层群众对图书的出版、制作普遍缺乏接触机会和认知。在这方面，国际上一些国家建设“书村”的做法值得借鉴，如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与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以出版为主题开展的“书村发展·资助”全国招募工程，围绕图书出版开展活动，并具有综合性的文化功能，能够让更多普通大众了解、接触和传承出版文化，可为我国开展出版文化传承场所提供新思路。[7]
当前，农家书屋遍布我国各地，其中不乏丰富出版资源的村落。例如，安徽泾县地区曾是我国古代造纸胜地，该地生产的笔、墨、砚等文房用品也都盛名在外。福建建阳麻沙镇是宋代坊肆刻书聚集地，“麻沙本”颇有盛名。北京、杭州、南京、苏州、洛阳等地历史上也都有丰富的刻书历史。因此，建议农家书屋主管部门借鉴国际上“书村”的做法，及时为农家书屋增添出版文化传承新功能，打造出版文化传承新场所。有条件的农家书屋可以考虑建设出版文化创意中心，将社会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反哺农家书屋。农家书屋亦可成为城乡文化沟通的一架桥梁，联通城乡文化，促进城乡交流。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