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品牌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加强出版品牌建设是满足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关于新时代推进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适应新时代新要求，进一步引导企业加强品牌建设，促进质量变革和质量提升，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研究出版品牌族群建构不仅对于提升出版机构市场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出版品牌认知度、提升读者体验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还将对整个出版行业乃至社会文化生态产生深远影响。

出版品牌族群是指一个出版机构所持有的所有品牌的集群，包括出版机构母品牌、子品牌、系列品牌、产品品牌以及延伸品牌等。随着出版机构规模变化和经营战略的调整，出版品牌族群的数量也会随之发生动态变化。这种变化源于旧品牌的自然淘汰、新品牌的诞生，以及品牌间的收购、出售或整合等商业活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不断演变的出版品牌族群。

目前从生态理论视角出发对出版品牌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万梦雅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品牌建设为研究样本，引入生态系统理论，深入剖析了该出版社品牌生态系统的构建过程，以及各类资源要素在其中的流动情况。^[1]从生态理论视角针对出版品牌族群的研究近乎空白。本文试图从生态理论视角出发，梳理具有代表性的出版品牌族群形成模式，探讨我国出版品牌族群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建构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出版品牌族群建构的优化策略。

出版品牌族群的形成与生物种群的演化类似。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出版品牌的孕育与进化，而且还受到所处环境中各种要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那些更适应环境的出版品牌更有可能持续发展并催生新的品牌，从而将其有利基因传递给新品牌。通过长时间的环境选择，那些适应特定环境的出版品牌个体逐渐积累并占据优势，最终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出版品牌族群。

出版品牌的繁殖性与生物组织的繁殖性具有相似之处。生物组织的繁殖方式主要包括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无性繁殖是指不经过生殖细胞的结合，直接由母体的一部分或细胞发育成新个体的繁殖的方式。出版品牌的生成大多类似于生物组织的无性繁殖，出版母品牌也即出版机构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自我孵化出一些新的品牌个体。还有一些出版品牌的生成类似于生物组织的有性繁殖，出版机构通过与其他企业或资本合作，培育出新的出版品牌。对出版品牌来说，出版机构与其他企业合作培育新品牌的方式，虽不是出版品牌的主流生成方式，但这种方式因为通过基因重组和交换，能够增加新品牌的遗传多样性，有助于出版品牌族群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

环境中一切对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行为和分布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要素称为生态因子。^[2]影响出版品牌族群的生态因子是复杂多样的，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出版品牌族群的形成与发展。出版品牌族群影响生态因子主要包括行政权力因子、市场权力因子、技术权力因子以及资本权力因子等。出版机构基于自身的资源基础、产品特征，以及所受的各种生态因子的影响构建多元化的出版品牌族群，遵循共同价值创造逻辑将不同品牌进行链接，每个异质性品牌占据一个节点，以价值创造逻辑关系为中心，不同的品牌节点形成了一种网络和种群。出版品牌族群利用不同品牌之间的互补性实现细分市场的广泛覆盖，实现品牌溢价和增值，形成竞争对手无法模仿的强大竞争优势。^[3]总体来说，我国出版品牌族群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

地理隔离在种群分化和物种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我国众多出版品牌族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地理区域隔离因素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这些基于地域分布的出版品牌族群之所以能够形成，一方面缘于地理隔离，也即地方保护主义因素；另一方面则受国家产业政策和行政权力的影响。我国众多国家级和各地方出版单位的集团化过程实质上就是出版品牌族群的构建与形成的过程。这些出版品牌族群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国家产业政策和行政权力生态因子的影响。从1998年左右开始，随着整个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和加入WTO后国外资本进入压力的迫近, “做大做强出版业，迎接国际出版巨头的挑战”成为出版业的主旋律。在这个背景下，集团化发展成为出版业的应对之策。^[4]在这种理念指导下，自1998年起，许多省份开始运用行政权力对本省新闻出版局系统的出版、发行、印刷等企事业单位进行整合和重构。这一举措旨在通过资源有效整合与优势集中，构建规模化、集约化的集团化运营体系。^[5]在此过程中，一批出版集团成功被原新闻出版署批准为国家级试点出版集团，而另一些未直接跻身国家级试点单位的出版集团则成为省级集团化试点单位。出版品牌族群的聚合模式如图 1所示。

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例。该集团成立于1999年2月，是经原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的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成立之初，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等5家出版社组成。2003年，又有7家出版单位（包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并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同年，上海市政府决定以上海文艺出版社等5家出版社为基础，组建成立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9年更名为上海文艺出版集团。^[6] 2011年，上海市政府将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整体并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两大出版集团重组整合之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目前拥有26家出版机构品牌。这些子品牌共同构成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出版品牌族群，它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图书出版领域，而是积极寻求与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跨界合作，拓宽了出版品牌的市场空间。

生物种群的形成与进化受到自然选择的重要影响。在出版品牌族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自然选择”，也即“市场选择”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市场选择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核心机制，不仅引导着资源配置的方向，还深刻地塑造着出版行业的竞争格局与品牌生态。市场选择的作用主要是出版品牌种内群体的基因率的改变，即定向地改变出版品牌种群的基因率（指在一个出版品牌种群内某一等位基因的数量）。随着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传统单一的出版品牌越来越难以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消费者对于出版物的品质、内容、形式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出版机构不断进行创新，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这种市场需求的多样化推动了出版品牌族群的形成，不同的品牌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提供差异化的出版产品和服务。同时，在市场选择的机制下，“技术权力”作为一种生态因子，对出版品牌族群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出版品牌族群必须不断适应技术的变化，掌握新技术的权力优势，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实现长期的发展和壮大。从“铅与火”到“光与电”再到“数与智”，出版行业的发展经历了不断的重塑。这一系列的技术变迁不仅改变了内容的生产方式、传播渠道和消费模式，还催生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和交互方式。一些出版品牌族群精准把握市场动态，紧跟技术发展步伐，不断创新与变革，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裂变式发展。出版品牌族群的裂变模式如图 2所示。

以中信出版品牌族群为例，1988年，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支持下，经原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中信出版社。作为第一家央企主办的出版机构，它自1993年就开始自负盈亏，市场化运作。^[7]2001年起，中信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经管类现象级畅销书，品牌影响力逐渐增强。2008年，中信出版社改制为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推动市场化运作。2013年，公司升级为中信出版集团，并开始探索组织裂变路径，鼓励公司内部人才成立工作室分社，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在这样的机制下，中信出版孕育出了“中信童书”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新品牌。^[8]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中信出版不断进化，推出了“中信书院”APP品牌，利用新技术提升了自身的产品和品牌影响力。^[8]

生态位对种群的发展与进行起到重要作用。生态位是指种群占据的物理空间及其在生物群落中的结构与功能作用关系，也即一个总群的生态位由它生存必需的全部环境因素组成。不同种群为生存需要占据一定的生态位，于是就出现对空间、资源的分割和占有过程，其间产生了因为竞争而导致的生态位分化现象的共生共存关系。^[9]在生态位的概念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生态位的宽度，指一个种群所利用的各种不同资源的总和，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生态位宽的种群其适应力较强，竞争能力也相应较强；另一个是生态位重叠，是指种群利用同一资源或共同占有同一资源，现实中，生态位一般或多或少都是部分重叠。^[2]

正如种群的发展与进化受到生态位影响一样，出版品牌族群的发展也同样受到其所在“生态位”的制约和塑造。出版品牌的生态位是指一个出版品牌或一系列相关品牌在其市场环境中所占据的特定位置和所利用市场资源的综合状态。出版品牌生态位越宽，适应能力越强，竞争能力也越强。生态位受到市场需求、技术权力以及资本权力等生态因子影响。资本权力因子可以帮助出版品牌扩宽其生态位，即增加市场份额、进入新市场、获取新技术或资源，以及改善其在产业链中的位置。资本通过捕食（并购）可以整合资源，比如获得数字出版新技术或市场准入权，以应对竞争对手或市场趋势的变化，加强出版品牌的竞争力，帮助出版品牌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同时，通过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出版品牌族群的整合模式如图 3所示。

以阅文集团为例，其最早的品牌“起点中文网”成立于2002年。2004年，“起点中文网”被盛大网络“捕食”，成为盛大网络全资子公司。2008年盛大网络成立盛大文学，并捕食了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知名的网络文学平台，包括“红袖添香”“榕树下”等；同时还“捕食”了“华文天下”等3家民营图书公司等。盛大文学“捕食”的这些品牌打通了网络文学出版上、中、下游产业链，实现了生态位宽度的最大化，占据了当时整个网络文学72%的市场份额。^[10] 2015年腾讯“捕食”了盛大文学，并与2013年成立的腾讯文学合并，正式组建阅文集团，对两家品牌族群进行整合。阅文集团品牌族群目前包括“起点中文网”“华文天下”“新丽传媒”等20多个品牌，进一步巩固了生态位的宽度，提升了品牌适应性和竞争力。

从生态理论视角来说，我国出版品牌族群在建构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四点问题：一是出版品牌族群建构过程中定位比较模糊；二是出版品牌族群建构过程中生态位宽度过窄；三是出版品牌族群建构过程中种群间互动不足；四是出版品牌族群建构过程中生态位过度重叠。

在生态理论视角下，出版品牌族群只有明确自己的生态位才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然而，我国很多出版品牌族群在建构过程中存在定位不够清晰和精准的问题。这种定位的不清晰，通常源于对市场需求的深入了解不足，以及对自身品牌价值的挖掘不够深入。出版品牌族群在建构过程中，往往急于扩大市场份额、追求规模效应，而忽视了品牌定位的精准打造。一些出版品牌族群在追求多元化的同时，未能准确把握目标受众的细分需求，导致品牌定位与实际市场需求之间存在偏差。这种偏差不仅削弱了出版品牌的市场竞争力，还会引发消费者的认知混淆，影响出版品牌的长期发展。从出版品牌族群形成的主要三种模式来看，相较于通过“裂变模式”形成的出版品牌族群，经由“聚合模式”或“整合模式”形成的出版品牌族群，在品牌定位的清晰度上往往显得更为模糊。这两种模式虽然能够迅速汇聚资源，扩大规模，但在此过程中，容易忽视对品牌个性的深度挖掘和市场细分的精准把握，从而导致品牌定位不够清晰和精准。

生态位宽度反映了出版品牌族群在市场中所能利用的市场资源的广度和多样性。对于出版品牌族群而言，生态位宽度过窄会限制品牌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一些出版品牌族群在市场细分时过于精细，导致部分品牌目标市场过于狭窄，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品牌的产品线过于单一，缺乏多样化的产品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会限制品牌在市场上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由于生态位宽度过窄，品牌所吸引的读者群体也相对有限，难以形成广泛的读者基础。出版品牌族群生态位宽度过窄，也会导致其抗风险能力较差。当所专注的细分领域受到政策、市场趋势、技术变革等因素影响时，出版品牌族群很容易受到冲击。生态位过窄也会使得出版品牌接触到的信息和资源相对有限，缺乏与其他领域的交流与互动，不利于创新。比如中信童书引进了国际安徒生奖得主的经典童书“姆明”系列，并试图打造集图书、动画片、展览、文创、生活用品、主题乐园等多领域延伸产品于一身，但由于其较少涉足跨媒介领域，导致其目前开发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系列图书上，动漫、游戏、影视以及周边产品开发创意不足。

在出版品牌族群建构过程中，不同种群间往往存在互动不足的问题。这种互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同场域（不同出版类型）的出版品牌族群之间的互动不足。比如，大众出版品牌较少与学术出版品牌互动与合作，而学术出版品牌也较少主动与大众出版品牌互动与合作，未能将专业知识进行通俗化转化，使得很多专业知识难以广泛传播到大众读者中。二是不同区域的出版品牌族群之间互动不足。这种互动不足的原因一方面是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另一方面是地理隔离与空间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互动的成本与难度，阻碍了互动与合作的开展。此外，不同区域的文化差异和读者需求偏好也会导致不同区域的出版品牌之间互动与合作不足。三是出版品牌族群跨媒介、跨行业互动不足。随着数智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版品牌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供应商互动合作已成为重要发展趋势。然而，我国一些出版品牌族群缺乏跨媒介、跨行业创新的意识与能力，难以开发出适应数智时代的内容产品和服务的新品牌，从而不能满足消费者的最新需求。

生态位过度重叠是我国出版品牌族群建构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当出版品牌族群内部出现两个或多个品牌利用同一市场资源或共同占有其他环境变量时，就会出现生态位重叠。出版品牌族群内部生态位重叠的原因主要是出版品牌在进行市场细分时不够深入，未能准确识别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和偏好，导致族群内部多个品牌在同一细分市场竞争。另外，一些出版品牌在制定品牌策略时缺乏创新和差异性，导致出版品牌族群内部品牌定位和产品同质化。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的“六点图书”品牌有12个丛书品牌，这些品牌集中在政治学、古典学等领域，尽管每一个丛书子品牌有一定区分度，但这些子品牌的个性和选题具有一定相似性，不足10人的编辑营销团队人力物力也非常有限，因此这些子品牌之间必然会互相挤占资源，产生种间恶性竞争。^[1]又比如，通过“整合模式”形成的阅文集团品牌族群内部一共有20多个品牌，存在比较严重的生态位重叠。“起点中文网”品牌和“创世中文网”品牌几乎完全重叠；“阅文动漫”和“腾讯动漫”也几乎完全重叠；“新丽传媒”和“阅文影视”也存在一定的生态位重叠。

从生态理论视角出发，出版机构在构建出版品牌族群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共生”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根据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的定义，共生是一起生活的生物体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的物质联系。^[11]共生的本质是互依、互利，通过合作方式最终实现协同发展。^[12]出版品牌族群的共生性原则要求出版品牌族群内部成员之间、不同出版品牌族群之间，以及出版品牌族群和外部环境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可以体现在多个层面上，包括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技术共用、合作出版、联合营销等。共生不仅有助于提高整个出版品牌族群的生态适应性和竞争力，还能促进整个出版品牌生态系统的繁荣发展。出版品牌族群的共生包括出版品牌族群内部的共生，也包括不同出版品牌族群之间的共生，还包括出版品牌族群与内容供应者、技术供应商、渠道商、投资资本、母体组织、受众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生。其中，不同出版品牌族群之间的共生包括不同区域、不同场域、不同所有制以及不同媒介出版品牌族群的共生。出版品牌族群的共生关系模型如图 4所示。

生态系统中的物种需要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生存和发展。出版品牌族群建构也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出版品牌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出版品牌族群建构的适应性主要包括市场需求适应性、技术发展适应性、文化环境适应性以及政策环境适应性等多个维度。随着消费者阅读兴趣的多样化、阅读习惯的快速变化以及新兴阅读场景的涌现，出版机构需要敏锐捕捉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出版品牌或推出新品牌，以确保出版品牌族群能够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从而增强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出版行业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出版品牌必须紧跟技术前沿，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化出版流程、实现精准营销，并开发新型出版产品，打造新出版品牌，以适应读者对数字化阅读内容和服务的需求。在文化环境适应性方面，出版品牌族群应深刻理解并尊重当地市场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确保出版品牌产品符合当地的文化规范和审美取向。同时，出版机构在构建出版品牌族群时，要密切关注国内外出版政策、版权法规以及文化产业政策等动态变化，面对政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出版机构应具备快速响应和灵活构建和调整品牌的能力，从而推动出版品牌族群持续健康发展。

如同自然界中的生物多样性对于生态系统的稳定至关重要，出版品牌族群也应追求内容的多元化和品牌个性的差异化。出版市场中的读者群体具有高度的多样性，他们的兴趣、教育背景、阅读习惯以及信息需求各不相同。出版机构在构建出版品牌族群时应提供多种类型和风格的内容，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读者打造多样化的出版品牌。出版品牌族群的子品牌既要各自独立，又要紧密相连，形成优势互补。同时，出版机构在构建出版品牌族群时还要遵循合作模式的多样性，不仅要与不同地域、不同场域、不同所有制、不同媒介的出版机构合作，更要突破行业界限，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平台等科技公司开展跨行业合作。通过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多样化合作模式，出版业才能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催生出更具创新性、更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型出版品牌，从而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实现出版品牌族群的可持续发展。

出版机构在构建出版品牌族群的过程中，需要深刻理解和遵循生命周期原则。出版机构需认识到每一个出版品牌，乃至整个出版品牌族群，都如同自然界中的生物体一样，要经历从孕育、成长、成熟到衰退的自然过程。出版机构应根据这一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点构建出版品牌族群。在孕育期，出版品牌刚刚进入市场，品牌知名度低，市场认可度尚未建立。出版机构此时需要深入市场调研，明确品牌定位，挖掘品牌独特价值，使其在未来的竞争占据有利生态位。在成长期，出版品牌已经开始获得市场份额的增长，知名度逐渐提高，读者群体逐渐扩大。在这一阶段，出版机构应扩大生态位宽度，提升产品质量，通过“裂变”和“整合”的模式加速出版品牌族群的构建。在成熟期，出版品牌族群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市场份额相对稳定，但竞争也日益激烈。出版机构需要注重品牌形象的维护和提升，保持品牌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并时刻关注市场细分和读者需求的变化，在出版品牌族群内部不断调整和优化品牌。在衰退期，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出版机构会面临市场份额下降，读者流失等问题。在此阶段，出版机构要积极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要对品牌进行重新定位和升级，发现出版品牌族群发展的新动力和增长点。

针对出版品牌族群建构存在的问题，根据出版品牌族群建构原则，从生态理论和出版品牌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针对出版品牌族群发展的孕育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等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建构优化策略。

品牌基因是出版品牌的产生、成长和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是承载着出版品牌要素的DNA。品牌基因可赋予品牌神奇和独特的力量，呈现出类似于人格特质的品牌个性。^[13]品牌基因包括出版品牌核心价值和品牌个性。具有不同的出版品牌基因是出版品牌之间形成差异化的根本原因。出版机构应全面梳理品牌的历史、文化、使命、愿景等，提炼出品牌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是出版品牌存在的根本，也是出版品牌族群建构的灵魂。同时，在核心价值挖掘的基础上，出版机构还应进一步挖掘品牌的独特特质，并将出版品牌基因可视化或可听化，转变成能体现出版品牌个性的视觉或听觉符号。品牌符号应准确传达品牌基因和定位，可以让受众在众多出版产品中被快速识别。比如，读客文化的标识符号“熊猫君”以及图书封面上统一的黑白格子、彩条、标准化的构图等视觉冲击力强的元素构成了读客文化的品牌符号，体现了鲜明的品牌个性。^[14]基于品牌基因，出版机构应明确出版品牌在市场中的定位，包括确定目标读者群体、市场需求、竞争对手等，集中资源打造核心图书产品和品牌，使其在某一领域内成为标杆和领先地位。

在成长期阶段，出版机构要通过强化品牌特色来巩固生态位，加大生产规模，优化生产流程，提高出版效率和内容质量，提升核心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培养一批忠实的受众，并孵化新的子品牌。另一方面，出版机构还要积极向不同场域、不同地域进行拓展，以此来扩大生态位宽度，从而覆盖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和市场需求。比如上文所述，中信出版品牌在经管类出版领域确立了领先地位之后，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开始布局社科、少儿、文学、人文历史、艺术生活等出版场域，完成从经管类出版向大众出版发展的蜕变，孕育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子品牌，实现了中信出版品牌族群的裂变式发展。再比如，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跨地域与北京博集天卷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合作，共同组建了“中南博集天卷”出版品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跨地域在北京成立了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并建立了“理想国”出版品牌。在出版品牌族群成长阶段，积极引入资本是其加速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通过资本支持，出版品牌可以更好、更快地进入细分市场，这不仅可以丰富出版品牌的产品线，加速出版品牌族群的裂变式发展，构建完整的出版品牌族群体系，也能提升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差异化优势。资本还赋予了出版品牌迅速扩大生态位宽度的能力，通过捕食其他相关出版品牌，能够整合优质资源，形成优势互补的出版品牌族群。这种“裂变”与“整合”共同推进的发展模式不仅加速了出版品牌族群建构的步伐，也能为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更加稳固的地位。出版机构需确保出版品牌族群的子品牌既各自独立，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形成互补，共同构成出版品牌族群的丰富生态。每个子品牌都应围绕品牌基因展开，但又在特定场域或类型中展现出独特的风格和魅力，以满足不同读者的多元化需求。这种既统一又多元的出版品牌族群架构，有助于提升出版品牌族群的整体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

在成熟期，出版品牌通常已经具备较高知名度，出版品牌族群内各品牌协同发展，市场份额相对稳定，但增长速度开始放缓，面临着市场饱和、竞争加剧以及读者需求变化等挑战。这一时期，根据布鲁斯·亨德森提出的波士顿矩阵模型分析，出版品牌族群内部通常会存在四种类型的品牌，即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增长率双高的明星品牌；市场占有率高、市场增长率低的金牛品牌；市场占有率低、市场增长率高的问题品牌；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增长率双低的瘦狗品牌。^[15]出版机构应明确出版品牌族群内部各品牌的不同角色，充分考虑各品牌在企业战略中的作用，以及品牌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金牛品牌具有低市场增长率但高市场份额，已经入发展成熟期，享有规模经济优势，利润率高，能为族群内其他品牌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此时出版机构应降低投资，维持其市场份额。明星品牌具有高市场增长率和高市场份额，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由于竞争激烈，出版机构需要加大投资以支持其发展，并成为未来的金牛品牌。问题品牌具有高市场增长率但低市场份额。这类出版品牌市场前景良好，但竞争力不足，导致市场份额较低。出版机构应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以期提高市场份额并将其转化为明星品牌或金牛品牌。瘦狗品牌具有低市场增长率和低市场份额，利润低甚至亏损，出版品牌族群应对其压缩或淘汰。

此外，这一时期，出版品牌族群还应加强与不同物种以及种群的互动，通过跨媒介、跨行业与其他种群进行合作，共同孕育新物种（新产品或新品牌）。“新物种”的诞生，不仅增加了出版品牌族群的多样性，也推进了出版品牌族群的协同进化。比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上海辞书出版社积极与方正电子等科技企业跨界合作，深化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融合，开发了一款创新型互联网数据服务产品——“聚典数据开放平台”。该产品在《辞海》等近200种工具书、总计达572万条各类词条的内容数字化基础之上，利用标准化的数据接口（API）与各类数字阅读、新闻资讯、搜索引擎等应用无缝对接，有效满足了用户在线阅读时对即时知识查检的需求。^[16]“聚典”这一新物种已经迅速成为世纪出版品牌族群中最有潜力和活力的新成员，推动了世纪出版品牌族群的协同进化。再比如，高等教育出版社跨界合作孕育出的新物种“爱课程”等在线教育服务平台，这标志着高教社出版品牌族群成功实现了向知识服务转型升级的协同进化。在成熟期阶段，出版机构还应强化统一的出版品牌族群形象，通过设计统一的视觉或听觉符号，包括品牌标识、色彩搭配、广告语等，强化出版品牌族群形象的统一性和辨识度。

在衰退期，出版品牌族群的市场竞争力下降，增长动力减弱，市场份额降低。由于市场需求减少，出版品牌族群内部各品牌为了争夺有限的生态资源（市场份额），往往会出现生态位重叠的情况。生态位重叠的程度越大，各品牌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适度的竞争可以在出版品牌族群内部形成一种有益的竞争气氛，提高品牌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但出版品牌族群内的不合理竞争会导致出版企业资源和精力的浪费，形成出版品牌族群的“内卷”，以至影响整个出版品牌族群的稳定。因此，在衰退期阶段，出版品牌族群要避免生态位过度重叠，降低种群内密度，适当缩减品牌的数量，淘汰出版品牌族群内的瘦狗品牌，以及那些不再符合市场需求或不符合出版品牌基因的品牌。另外，在衰退期阶段，出版品牌族群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确保资源集中在金牛品牌和明星品牌上。降低管理运营成本，在出版品牌族群内部品牌之间形成良好的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减少资源的浪费和不必要的开支。此外，出版品牌族群应积极与新兴技术融合，如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寻找出版品牌族群发展的新动力和增长点，实现出版品牌族群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出版品牌族群的发展与自然界的生命体一样，需要与内外部的生态环境互动。通过生态理论这一独特视角，系统梳理并归纳了我国出版品牌族群形成的主要模式，深入剖析了出版品牌族群建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主要原则。在此基础之上，引入生命周期，提出了出版品牌族群建构的优化策略。本研究在选取案例进行分析时，着重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以深入探讨出版品牌族群的发展规律。然而，受限于主客观条件，本研究尚有不足之处，期待未来研究者能够进一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