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积极响应。^[1]十多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践行倡议，实现了政策沟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现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成为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 ^[2]，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真正高速度、大容量、多媒体的文化信息高速公路 ^[3]，这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带来了新的生机，尤其为具有先天的文化及地缘优势的西部地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出海发展机遇。然而就我国出版走出去相关数据来看，西部地区整体还暂未借此东风，实现文化传播的燎原之势。因此，本文就西部地区出版走出去的实践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深入研究西部地区近几年来走出去成绩较好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以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经营实践，为提升西部地区出版走出去的参与度及效果提供借鉴。

在我国，对“西部地区”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的划分方式。本文采用2001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界定的“西部地区”概念，即包含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内的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4]这些地区在文化出海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相较从前，“一带一路”倡议和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政策为西部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首先，通过签署双边协议、召开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展友好对话等多种交流方式 ^[5]，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其次，“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及沿海岛屿，同时向所有愿意加入的国家和地区开放，全球已有2/3的国家和地区同我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为中华文化传播创造了更大空间 ^[6]；最后，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为西部地区文化传播提供了资金、人才与技术的支持：从国家确定陕西汉中经济区到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动工开发，都体现了国家对西部的发展和开发的重视。大量的资金、文化产业经济项目、行业人才的涌入，为我国西部地区各行业的快速发展甚至是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千载难逢的机遇。

我国西部地区占据全国一半以上的领土面积，与俄罗斯、缅甸、老挝、巴基斯坦等十几个国家接壤。由于地缘相近，西部地区与这些国家存在着相同或相近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基于约瑟夫·斯特劳巴哈教授提出的“文化接近性”理论可知“人们通常会因为相同或者相似的历史、地理、语言、宗教等文化因素而产生一定的熟悉感、亲近感与认同感；这种熟悉感，亲近感和认同感会很大程度驱使受众去选择，理解和接受某种文化”^[7]。由此可见，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相近，使得其在丝绸之路进行文化输出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相通优势，可以减少“文化折扣”^[8]，有效提升文化走进去的效率与可能性。

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发源地之一，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时代的积淀赋予西部地区浓厚的文化宝藏，包含从远古时代多谱系的文化形态，到阶级社会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再到近现代举国闻名的红色文化。另外，西部地区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吸收了包括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在内丰富的宗教文化，形成了中国化的佛学等。西部地区不但文化资源丰富，而且受外来文化侵蚀较少，民族气息浓厚，传统文化保留度高，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意义重大。西部地区在推进出版走出去工作中，可立足于丰富的文化资源，利用文化共通性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为西部地区对外交流提供更多的可能。

出版走出去工程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重要手段，在促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增强我国与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西部地区在出版走出去工程中的立项情况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出版走出去的实践情况。

为推进出版走出去，加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国家先后推出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推介活动以及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出版走出去支持项目，它们是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提质增效的重要推手，也是推动西部地区出版走出去的重要途径。2015—2023年，西部地区在出版走出去工程项目中的表现如图 1所示。

从图 1可以看出，在有完整立项数据的4个工程项目中，西部地区12省份在各项目中立项占比均低于10%，整体立项数量较少。此外，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虽因为部分数据未公示，未能将相关数据呈现在图表中，但根据该项目已披露的2015—2020年数据统计，西部地区立项总数也仅占全国总立项数的5.08%。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项目是中国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一带一路”实践中促进文化传播的重要工程，与西部地区密切相关。^[9]分析2015—2023年丝路书香工程的立项数据，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走出去中的情况。

西部地区12个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出版能力也有所不同，2015—2023年各地区在丝路书香工程的立项情况如表 1所示，各地区表现有明显差异。

由表 1可见，2015—2023年，陕西、四川、新疆、宁夏4个省份走出去的情况相较于其他8个省份有明显的优势，但从年度数据来看，新疆和宁夏，除了该工程刚推出的前两年表现较为突出外，此后几年走出去情况均不甚理想。而陕西省和四川省，近8年来版权输出数量发展相对稳定，较其他省份而言表现较好。从2016—2024年发布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 ^[10]”中披露的2015—2023年中文图书海外馆藏数据中发现，地处西部地区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持续多年进入中国图书海外馆藏数量排行榜前100名，且成绩不断提高，在出版走出去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优势，具有了一定的海外影响力。^[11]

在立项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梳理了2015—2023年西部地区获得立项的9个省份里参与走出去的出版单位情况，如表 2所示。在这9省份中，每年参与立项的出版单位数量均不超过5家，几年来始终集中在少数几家出版单位，新面孔较少，如陕西省共立项32项，参与单位18单位/次，实际立项单位集中在6家；四川省共立项33项，参与单位20单位/次，实际立项单位集中在8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立项34项，参与单位12单位/次，实际立项单位仅集中在5家。其中，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四川人民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表现突出，分别立项18项、17项、15项，立项占比均达到当地立项总数的50%左右。由参与单位数量较少和个别单位立项占比较高来看，西部地区出版单位对本地文化资源的利用率较低。

根据走出去项目的输出语种，可以了解项目的输出地，2015—2023年西部地区输出数量超过5项的语种及对应项目数量情况如表 3所示。首先，从各语种立项占比来看，阿拉伯文输出占比最高，达25.3%（45项/178项）；俄文次之，占比14%（25项/178项）；位居第三的是哈萨克斯坦文，占比6.7%（12项/178项）。其次，从输出语种对应的区域来看，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地区，亚洲地区是主要输出地，但与我国更具“文化接近性”的东南亚地区输出较少。最后，从不同语种项目的立项省份来看，地缘相近且具有语言共通性的地区立项情况不佳，例如新疆与中东国家有贸易和文化交流，阿拉伯文是双方互通的语言，具有输出语言的优势，然而从输出数据来看，该地区未有阿拉伯文项目立项；另外新疆与欧洲地区也有天然的地缘优势，但其俄文输出数据亦为0。

在2015—2023年丝路书香工程中立项输出的178种图书中，共53种图书为“西部地区”文化类图书，占输出总量的30%（53种/178种）。其中，2015年24种，2016年10种，2017年4种，2018、2019年0种，2020年2种，2021年6种，2022年2种，2023年3种。根据年份数据来看，自丝路书香工程项目开展以来，前3年展现本地文化特色的图书立项较多，后7年总量较少，总体呈下降趋势。另外，从Goodreads网站上我国图书阅读评论数据来看，海外读者对我国民族文化图书的阅读体验较好。其中，文学类图书表现最为突出，《狼图腾》以4 446的评分人数居我国民族文化类图书受关注度榜排名第一；《额尔古纳河右岸》评分人数为689人，位列第二；《尘埃落定》评分人数为528人，位列第三；《穆斯林的葬礼》评分人数为462人，位列第四；《英格力士》评分人数为404人，位列第五。可以发现，民族文学类图书易读性、趣味性更强，更容易受到海外读者的青睐，在海外表现突出。但从西部地区立项的本土文化类图书受关注情况来看，仅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雪域长歌》一书受到关注，其他书目均未有评分，整体关注度低。

经过10余年的摸索，西部地区在出版走出去中已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整体情况来看，西部地区的文化出海优势发挥不足，实践与预期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了解西部出版单位的客观条件，摸清西部地区走出去的问题及成因，有助于西部地区优化出版走出去策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出版能力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西部地区的出版企业基础薄弱 ^[12]，而且国际营销投入普遍偏低，出版物在国际市场的可见度不高，甚至存在国际规则认知不足与风险防控能力薄弱的问题。出版能力的不足制约着西部地区国际化发展的深度与广度，纵使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走出去道路上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出版走出去的数量较少，立项占比低，始终未突破10%。从丝路书香工程的立项单位来看，在西部地区，仅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积极与其他出版单位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推动出版走出去，突破了出版能力的限制。由此可见，西部地区扬长避短、借力合作的意识有待加强。

在西部地区出版业的内容输出体系中，地方文化选题的图书不足30%，占比偏低，丰富多元的地方文化资源与出版走出去动能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尽管西部地区坐拥丝绸之路文明、少数民族史诗、非遗技艺等文化富矿，但出版单位对地域文化资源的挖掘往往陷入“旅游指南”与“景观复刻”的浅层叙事陷阱，例如藏羌彝碉楼文化多被简化为建筑摄影集，敦煌艺术资源仍以传统画册为主流形态等，未能构建起系统化、当代化的文化阐释与转化机制，这与长三角系统性开发江南文化的成熟模式形成鲜明反差。从2015—2023年获得立项的丝路书香工程项目来看，西部地区展现本地文化特色的图书立项数量并不突出，这可能与西部地区具有国际叙事能力的原创作者数量严重不足密切相关，难以将本土文化符号转化为全球通用语言，并兼顾地方特色与普世价值。

西部地区出版业在面向东南亚市场的国际化布局中，存在显著的市场定位偏差与战略主动性不足问题。虽然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广西、云南和西藏等地区接壤，地缘相近、文化相通，且华人读者群体基数庞大 ^[13]，但西部地区出版机构未能有效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形成精准化、差异化的内容输出策略。根据丝路书香工程的立项数据来看，在西部地区立项项目的输出语种中，阿拉伯语、俄文、哈萨克斯坦文三者总输出占比就高达46%，而面向拥有6.5亿人口且与西部地区文化具有较强接近性的东南亚市场，覆盖率却不足10%。同时，从不同的输出语种的项目立项单位也可看出各地区对标略显偏差，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在出版国际市场的调研与定位方面还存在偏差，战略主动性不够，文化互通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西部地区出版产业在推进国际化进程中，专业人才的短缺制约了出版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从人才结构来看，当地出版单位普遍缺乏具备国际出版能力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导致本土优秀作品难以转化为符合国际受众阅读习惯的优质内容；缺乏具备海外市场运作能力的营销人才，使版权输出渠道拓展与商业模式创新举步维艰；缺乏兼具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和文化传播素养的新媒体人才，导致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升级缺乏创新驱动力。这种困境的形成，既可能源于东西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也与行业薪酬水平、职业发展空间等人才吸附力不足密切相关。人才外流与本地造血功能不足的双重压力，致使西部地区出版业在国际话语体系构建中处于边缘地位，难以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14]

虽然西部地区在出版走出去事业中整体表现欠佳，但仍有表现较为突出的出版单位，其经营之道可为西部地区出版单位开展出版走出去工作提供借鉴，助力走出去策略的优化，使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优势，实现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文化的有效传播。

西部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在人才资源和物资资源的分配上不占优势，出版能力不足成为制约西部地区出版业发展的重要难题。要突破该现状，仅依赖经济的发展和人、财、物的快速聚拢来实现西部地区出版能力的快速提升肯定是不现实的，资源依赖理论 ^[15]指出，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是自给自足的，所有组织都必须从外部环境中获取资源以维持生存。因此，西部地区出版单位应借助自身的文化资源和地缘语言优势，积极与国内外实力雄厚的出版单位开展合作，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出版生态系统，建立跨区域的出版联合体，协同创新，突破出版走出去能力的限制，服务于“一带一路”文化交流。

一方面，可与国内发达地区出版单位联手，实现资源互补。这种合作，绝不是简单的资源互换，而是一次深层次的生态重塑。它不仅能弥补西部地区在人力和技术上的短板，还能让其在国际市场拓展、跨文化传播和区域协同上实现突破。四川人民出版社是西部地区中为数不多的注重合作的出版单位，曾借助于与国外众多国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搭建了多元版权贸易渠道 ^[16]的五洲传播出版社的出版力量实现了资源、渠道与文化的结合，获得了走出去项目的立项，使得双方互利共赢。

另一方面，要拓宽国际合作渠道，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各国发展状况不尽相同，背景差异带来的“文化折扣”^[7]是影响文化走进去的重要障碍。积极开拓版权输出渠道，寻找版权贸易合作伙伴共同把关，采取交换学习的方式使出版人员了解当地文化等措施，可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出版走出去障碍。四川人民出版社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突出表现都得益于此。可见，积极与国外出版单位建立联系，开拓海外传播渠道，搭建更多利于海外输出的交流平台已成为出版单位开拓海外市场的必由之路。

西部地区虽文化资源丰富，却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民族性，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可能因文化折扣现象导致其国际传播效能受限。在此情境下，合理的文化表述方式能够通过巧妙地运用符号和象征，将文化产品中的文化内涵转化为更易于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形式，从而减少文化隔阂，吸引更多的国际受众，提升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和文化影响力，对于提升西部地区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接受度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主角》一书分别被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各输出2次，实现了多语种再版出海，是以地方文化为主题并获得成功的典型案例，该书以西部地区独特的秦腔文化为底色，打破了单刀直入介绍的叙事逻辑，采用小说的呈现方式，将文化元素分解为叙事细胞，将文化符号编织进叙事框架，使读者在故事中品味中国，不仅内容更具趣味性，而且会让读者更具带入感，以独特的表现形式呈现了西部地区文化。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出版单位可充分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其内涵和价值，采用多元化叙事手法，用更具趣味性和吸引力的体裁，如小说、故事集等，将文化元素编织进复杂而引人入胜的叙事框架中，将地域性与民族性的文化元素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符号和故事，使读者在享受故事的同时，自然地接受文化内涵，从而实现文化的“低折扣”传播。

文化接近性理论 ^[7]指出受众更愿意接受与其文化、语言、风俗等接近的内容信息，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文化相通的优势，更容易有效激活文化记忆共鸣，降低文化解码成本，因此，西部地区在走出去过程中，可通过版权输出地的正确定位，提高文化走出去效果。

在丝路书香工程项目中，输出语种中西部地区立项项目的数量最多的是阿拉伯文和俄文，使用这两种语言的国家都是古丝绸之路上我国重要的交往对象。俄罗斯与我国接壤，与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往来颇多。阿拉伯国家，与我国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前列 ^[17]，并将中国描述为东方最遥远、最博大、最富有、最神奇的国度，其信奉宗教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也对中国知识颇为赞叹。由此也可证明，把握文化接近性，向更易接受中华文化的地区积极推动版权输出是西部地区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输出的有效途径。然而，从输出语种来看，目前向与我们同属“大中华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同本共源的中亚和东南亚国家输出的项目较少。近年来，东南亚部分国家提出了以“东方文化观”作为指导国民意识的准则 ^[18]，我国实施了“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叠加效应与文化亲缘关系，使东南亚和中亚地区堪称出版走出去的“黄金区域”。未来西部地区可进一步深化政策协同、强化文化共鸣，推动从“走出去”向“走进去”升级。

西部地区出版人才短缺的困境，本质是结构性矛盾，经济发展劣势导致人才虹吸效应弱，优质编辑及版权运营人才向东部集聚；当地教育体系中，民族语言文学、国际传播、数字出版等交叉学科建设相对滞后，难以培养既深谙本土文化又通晓国际出版规则的复合型人才；传统出版业转型缓慢，薪酬体系与职业发展路径缺乏吸引力，本土青年更倾向选择互联网、金融等高附加值行业。文化传承断层与产业升级压力叠加，形成“造血不足—输血困难—失血加剧”的恶性循环。要想解决人才困局需双向发力，既要向内激活储备，又要向外拓展增量。

向内，可联合高校设立“民族出版人才班”，定制方言翻译、非遗数字化出版、国际化版权交易法规与实践等课程，定向专业输送人才；建立“导师制”传帮带机制，让老编辑带领青年深入西部地区文化孵化地、传承地考察、挖掘、开放文化IP；共同发力激活人才储备。向外，积极通过税收优惠、项目孵化等政策吸引东部数字出版团队设立西部工作站；积极寻求外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多语种版权交易平台，培育熟悉跨文化传播的版权经纪人；推行“东西出版联合体”，开创东西协作新模式，例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与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共建“丝路文化出版协同中心”及四川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合作建立红色文化转化机制等；内引、外联相结合拓展人才增量。

近几十年来，国家为西部地区发展给予了众多优惠政策和基础项目补贴，然而就出版走出去的相关数据来看，西部地区整体输出数量少，输出地区集中，出版单位参与度不高。但见，在未来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可把握时势，凭借地方资源优势，在人才培养，作品开发创作以及内外合作等方面寻求突破，发挥西部地区独特的“一带一路”文化出海优势，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