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绳记事到生成式人工智能，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到东方的孔子，人类的阅读是一个跨越时空的恒久主题。人类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一部阅读史。随着时代演进与社会变革，人类的阅读格局正在经历一场新的重构，结合中国的现实语境，这场重构既体现于外部文化的冲击，也体现于内部文化的自信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如何在多元的全球文化环境中正本清源、坚定特色，需要牢牢坚持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传承；从内部挑战来看，如何在泥沙俱下、信息爆炸的互联网社会涤荡人心、振聋发聩，需要在继承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文化、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全民阅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抓手，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围绕全民阅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互动关系，构建了“认知重构—价值转化—创新发展”的理论框架，提出构建全民阅读驱动的文化创新策略，探讨以全民阅读重构推动文化新生的关键，剖析其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创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深刻总结了文化工作推进的重大成就，规划了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构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论体系，使之贯穿于当代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始终，这对于我国全民阅读事业的开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传播载体的全民阅读，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基础工程的重要一环，其工作的展开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逻辑；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我们要积极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突出党对文化工作领导的特色。

然而，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并非高枕无忧，而是在文本解释力、文化自信力与文化表达方式三个维度面临着挑战，仍须重点关注现代性重塑、民族品牌强化与媒介融合转化三大命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经过历史沉淀的中华文化的精髓，在文化的长河中，始终熠熠生辉。这种鲜活的生命力就来自于它敢于否定自己、勇于积极创新，在自我扬弃中实现每一次涅槃。早在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明确提出“三纲”概念，“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结合阴阳五行理论论证其合理性，强化了纲常伦理的观念；东汉班固《白虎通义》进一步将“三纲”与“五常”结合，“仁、义、礼、智、信”为社会所推崇，至此“三纲五常”也正式成为意识形态。当时，由于皇权与宗法社会密不可分的关系，士大夫既效忠皇帝、又管理家族，所以家国同构的“三纲五常”思想满足了中央集权的需求，从而成为构建古代中国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合法性的同时，也掩盖了社会矛盾的局限性。随着阶级社会的坍塌、性别秩序的重构与现代性的崛起，传统文本中的“三纲五常”已经不能对现代社会的现象具有完全解释力，诸如“妇女能顶半边天”“新时代独立女性”等女性主义的思想的提出，阶级社会被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替代，随着“孩子是独立的个体而非父母的所有物”等观念的革新，人们对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五常”有了更具批判性的解读，这种批判性的理解不是凭空而生——我们仍然依赖文本阅读；这种跨时代的角力也不能对空言说——我们需要与历史进行对话、与诸子进行沟通。因此，思考如何将传统文本与现代精神接洽，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全民阅读成为首要命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文化，也是世界的文化。然而，在全球传播格局之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受到文化话语权非对称性竞争带来的冲击。以文化品牌为例，由于西方国家较早进行了工业革命，在影视工业上取得了一定先发优势，创造了“星际迷航”“复仇者联盟”等知名文化品牌形象。一些西方视听文本中对中华文化的曲解、甚至是抹黑的方式加深了“东方主义”，典型的案例为电影文本中眼尾上挑的东方人形象、“会功夫的中国人”等，这些刻板印象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窄化为单一的“功夫”等标签，这种文化话语权的西方化无疑是危险的——缺乏阅读的年轻人容易迷失在西方的“星球神话”中，无疑会动摇自身文化根基，弃雅趋俗。更令人担忧的是，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抱怨中国“老套”的花木兰、功夫熊猫时，却忘记了这类单一重复且古板的中国文化形象是西方有意塑造的，从而对比出自身的“丰富多彩”。另一方面是语言隔阂带来的交流障碍。以孔子学院为例，孔子学院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传播实践，在推进中存在一些不足，其中较多的争议集中在跨文化传播带来的语义损耗。如研究者对泰国孔子学院研究时发现其学员对中华文化的学习较为浅薄、浅尝辄止，一些传播中华文化的志愿者在培训时也存在浮光掠影、蜻蜓点水的现象，甚至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过时成分。^[1]对葡萄牙孔子学院的研究也发现，很多教师由于不通葡萄牙语导致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流失。^[2]例如，当“道可道，非常道”被简化为“The way that can be spoken is not the eternal way”时，部分哲学意涵已在无形中流失。如果缺乏阅读行为的足够支撑，对内而言，国民会出现文化不自信；对外，中华文化“走出去”会因文化精神解读不深刻而面临压力。因此，思考如何通过全民阅读做强民族文化品牌、提升民族故事讲述能力成为全民阅读的另一关键命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卷帙浩繁，记录了斗转星移间的上下五千年。然而，进入新媒体时代，中华文化也遇到了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丰富的，如经典文献、戏曲、书法等，但是其表达的内容和精神是深邃的，需要时间去进入一种深度的文化体验和饱满的文化理解中，这恰恰与以碎片化内容攫取用户有限注意力而崛起的新媒体调性相反。退而言之，即使是用户在有限的注意力中选择了传统文化，也存在着文化符号浅层化带来的误读的风险。例如，在短视频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中，其内容有时被简化为简单的符号或某种“网红元素”，通过汉服变装、古风音乐片段、宫廷表情包等形式在社交媒体上掀起“病毒式传播”热潮，若长此以往，在社会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可能面临文化内涵被稀释、文化理解趋于浅薄的风险。与此同时，多屏化背后隐藏的是现代社会所看重的快捷、便利，这种媒介设计是契约社会、理性精神的必然产物，与传统文化强调的精雕细琢、工匠精神可谓相去甚远。这种依赖屏幕的传播方式直接削弱了文化传承的仪式感和场景感，过去在书院、戏院等文化空间品读的文本被搬上电子屏幕，文化文本本身的“灵韵”有消散的风险。除此之外，屏读社会不可避免地提升了注意力成本，随时弹出的广告、自动跳转的娱乐链接极大增加了用户对严肃文本坚持的成本，资本拿捏了读者对“严肃”的畏难与懒惰，轻易地放大了人们对轻松快乐的可得，用户若要去往相对的“不舒适”则需要跨越“舒适”地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反人性的。因此，思考如何将形式与内容接洽，在媒介融合环境下以阅读重构推动文化新生成为当下全民阅读事业的又一关键命题。

全民阅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如何理解二者间价值的流动，首先需要思考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关联，剖析从阅读重构到文化新生之间价值是如何转化这一问题，即探讨全民阅读驱动的文化创新路径蕴藏的深层机制。

全民阅读首先是一种具体的阅读而不是抽象的阅读，是时代中的读者们具体的文化实践。构建全民阅读驱动的文化创新之路，其背后具备这样一种知识普及逻辑：它通过对元典的现代性阐释，将其对现代社会的解释力最大化，从而完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全民阅读实现了传统符号系统的现代转译，这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基础。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即文化不应局限于精英艺术或知识传统，而是整个生活方式。^[3]这种对文化的理解，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具有启发意义。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仅包含了中华儿女为人处世之道，更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具体的，既体现在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也体现在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的。其次，时代精神并非凭空而生，它与民族文本密不可分。不同的民族、文化群体具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信仰依托于不同的文本。例如，中华文明视为瑰宝的儒家经典之作《论语》、基督教文明视若珍宝的《圣经》、伊斯兰文明奉为圭臬的《古兰经》，这类文化文本通过精神的唤询，将相隔千里、甚至万里之遥的文化个体成员聚成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我们”的火焰，与文化元典的内化具有深刻关系。民族元典之所以能够成为吹响民族战斗的号角，这与元典的日常普及与践行直接相关，其中，阅读实践成为了元典普及与价值观内化的重要桥梁，通过日常阅读，文本进入人们的思想，在日复一日中，融为人们成长过程中的骨与血，形塑人们的思想。因此，开启全民阅读的文化创新之路，其实质是以全民阅读为依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系统融入中华民族的时代实践，这种文化实践将传统文本与现代精神相结合，在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

全民阅读同时提供了经典文本的开放性解读，这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条件。哲学家伽达默尔曾指出，“理解”始终受历史条件制约，偏见并非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的起点，不存在完全客观的解释。^[4]这一打破方法论和工具立场的思想为全民阅读驱动的文化创新之路提供启示。一方面，全民阅读是一种过程而非工具性的实践，全民阅读的目的并不是培育每一位读者成为文学家，而是为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人们找到自洽的存在方式与追求自身的价值。例如，生活在市井之中的普通百姓没有被日常的琐碎消磨掉意志，而认为自身虽“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对焦虑、不满足进行精神止损；相比之下，生活在富贵人家的人们没有被财富冲昏头脑，而认为自身是时代的幸运儿，对欲望、精神膨胀进行止盈。《道德经》中有云“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这种知足常乐、少私寡欲的生活哲学与经典文本的意义践行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全民阅读既是一种横向性的阅读，也是纵向性的解读。全民阅读为当下的人们提供文本，读者通过共通的语言参与到生活意义的构建之中，每一个社会个体的意义构成了社会意义的横剖面。与此同时，阅读者是自处于历史中的阅读者，其通过与经典文本的对话而“活”在当下，生活的哲学意义在历史中不断产生，并与文本不断互动，从而为文化提供时代注脚。因此，经典文本的创新性发展在内容上不在于“常写常新”，而在于阅读赋予其的“常看常新”“温故知新”，也即全民阅读的普及与推广为文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全民阅读是一次集体记忆的唤醒与强化，可在符号价值的解码与传播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升级，并朝向可阅读、可记忆的民族文化品牌转型。

首先，全民阅读将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可传播的知识单元，加速了知识共享与符号系统的重构。例如，通过普及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等文本，将散落的地方性记忆（如方言故事、民间技艺）整合为标准化知识体系，将“天下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编码进民族共同体基因，构建全民共享的文化认知坐标，成为集体认知的基模。

其次，全民阅读是全国性的，但是在推进过程中时刻体现着地域色彩，这种地域色彩的活动落实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地缘记忆的色彩。例如杭州的“宋韵书香”工程，通过在地铁站设置《梦华录》原著阅读角，配合AR技术复原南宋御街场景，将城市空间转化为可阅读的记忆场域，增强了市民“宋文化传承者”的身份认同，形成了具有地域色彩的城市阅读品牌。

再次，全民阅读本质上是一场文化记忆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时间上，通过经典文本的反复阅读，将离散的历史瞬间串联为连续的意义长河；在空间上，借助数字化传播，将地域性文化记忆升级为全域共享的精神资产；在主体上，从精英书斋走向大众生活，使每个个体成为记忆传承的活性节点。以当前的“国潮热”为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尝试身着汉服出街，在公众场合主动传播中国文化；越来越多的商业品牌借用国潮元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音乐、美术元素融入自己的宣传活动甚至品牌中。例如，知名奶茶品牌“霸王茶姬”在品牌名上借用“霸王别姬”典故，且在品牌logo上引入戏曲人物形象，在一众奶茶品牌中脱颖而出；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博主在短视频中传播造纸、印泥等主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优秀传统文化引回公众的视线，真正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可阅读、可记忆的民族文化品牌转型。

全民阅读是一次文化的再生产，蕴含了一种文化供给侧的改革，将推动文化出海的创新性发展。文本先于文化，阅读是文化的再生产，其背后存在深层原因。首先，作者是基于历史开展写作，读者是基于历史实施阅读，只有当读者和作者之间有共通的意义空间时，读者和作者间才能进行有效沟通，否则将会产生“交流的无奈”。当作者完成文本后，读者如何进行解码不仅受到自身受教育程度、认知水平等微观因素的影响，更受到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提示阅读、如何引导阅读通过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实质上存在“知识型”^[5]的重构，在这一层面上，阅读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解这一内在机制对我们当前的文化出海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出海在形式上火爆，但是在落地效果上却不算乐观。传统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转译文本的词难达意、部分志愿者的素质不高而流于表面，并非中华文化没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而是故事的表达简单划一输送不了背后的精神能量；不是文本没有产生文化，而是读者在阅读时并未与作者产生共通的意义空间。且在文化出海的过程中存在着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的严重问题，当与外国友人的交流持续停留在“你叫什么名字”“中秋节吃月饼了吗”等基础层面，如何能期望其理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思与风雅？究其根本，并不是文本出了问题，而是人们的阅读与输出存在问题：一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并没有更主动地把握文化标准的制定权，在转译标准、理解标准等诸多问题上仍存在模糊，放任文化意义四处流散；二是对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与成效缺少把控，在提升文化故事质量与创新叙事能力上需要做出更有力的尝试。因此，以全民阅读为重要抓手推进文化创新，可以充分发挥全民阅读辐射海内外文化工程的深远影响。

全民阅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一次解放契机。虽然社交媒体表达方式的碎片化给中华传统文化带来了内容简化、浅显化等标签，但是这不禁又将我们拉回了近百年前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提出的哲学思考：机械复制时代虽然消散了艺术品本身的“灵韵”^[6]，但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大众文化的解放？全民阅读是一次全民的阅读活动，在最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高了传统文化的曝光度，多屏化的文化表达实现了三个层面的交互升维。

新媒体时代，全民阅读借用新型的媒介使得阅读的文本不再停留于纸质文本，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多模态呈现。从简单的App阅读到阅读亭，读者可以从单纯的视觉看书，到进入阅读亭内戴上耳机听书，再到全息影像阅读，阅读技术的提升使得传统文化从依靠媒介到逐渐脱媒化。阅读所依托的技术基础的演进，也使得阅读环境出现衍变：传统阅读活动的实施需要依赖纸质媒介、电子媒介等物理媒介，进入万物皆媒的全媒体时代后，媒介将逐渐隐身成为一种阅读环境。借助物理层面的阅读技术和阅读环境，传统文化对读者文化基因的刻写巧妙地实现了“润物细无声”。

智能媒体时代，全民阅读的技术革新使得传统文化跨越代际鸿沟，连通古今。央视推出的《国家宝藏》，使得用户在手机端可轻松进行文物的数字化解读，同时在电视端进行情境再现，将青铜器铭文、敦煌壁画等符号转化为“国潮语言”，观众弹幕中对“何尊”“五星出东方”等关键词的搜索量飙升。小米智能家居套件与《红楼梦》电子书深度整合，阅读“黛玉葬花”时，室内灯光自动调至暮春色调，加湿器释放海棠花香，音箱播放昆曲《牡丹亭》选段，形成五感协同的“大观园情境”。凡此种种，使阅读文本深度融合新媒介、新技术，创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

AIGC赋予了读者最大程度参与阅读的主动性。在多屏化的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部分文化内涵，但是也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覆盖面和最大程度的主动性，尤其是引发了“Z世代”读者对传统文化的“国潮”热情，甚至在对传统文化“盗猎”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真正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增加了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如火爆出圈的“故宫博物馆”系列，其在抖音等社交媒体上用短视频的形式展示文物修复过程、宫廷生活细节；在小程序上推出“数字故宫”，整合AR实景导航、文物3D扫描、线上展览，游客可“触摸”龙袍纹样或“走进”故宫倦勤斋；设计了H5互动游戏等形式，让年轻读者模拟清代皇子日程，了解宫廷礼仪。这种趣味化的阅读使得读者创作出了《我在故宫当文物》《紫禁城女子图鉴》《我在故宫谈恋爱》等小说、漫画，甚至是游戏文本，通过“守正创新”，故宫成功将600余年历史转化为当代流量密码，证明了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的生命力与商业潜力。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阅读效能、以全民阅读辐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程具有深远影响。其中，前者对应的是落实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代表的“元典活化”战略，后者对应的是继续推进依托“场景再生”战略的全民阅读，双轨并驱，可走出一条全民阅读驱动的文化创新发展之路。

元典为文化基因的核心载体，坚定元典为资源的全民阅读，对内可以稳定民族根基之魂。在推进全民阅读时，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挖掘资源、发掘价值，让承载着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伦理规范的元典成为维系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精神纽带。与此同时，坚定以元典为资源的全民阅读，对外能够传播稳定的精神内核。全球化背景下，工具理性膨胀、价值虚无主义蔓延，中华文化元典中的人文精神可以提供价值锚点，有助于稳定地向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塑造文化品牌。

元典活化是文化传承的必然选择，对社会转型时期弥合代际间撕裂的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这种重要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推进全民阅读事业的过程中，需要对文本进行时代性的审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正视时代的主题、面向时代的读者、传递时代的价值。例如，阅读需要回应时代的核心关切，在读者对生存、自我、归属产生疑问时，需要通过阅读及时引导，用时代的文本解决时代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全球传播的环境中，需要因地制宜地转变话语表达方式，找到文本与读者的契合点，提升文明的解释力，为文明的冲击与转换找到缓冲地带，让阅读成为沟通文明的桥梁。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主动建立跨文化阅读的对话机制，在中外文本的比较阅读中突出文化的差异，深入文化间的“和而不同”，如让儒家伦理与契约精神进行对话、将道家生态观与可持续发展观进行契合，找寻文明的沟通点；在阅读文本中允许转译的意义增殖，在文化自觉中完成文明的传播。

进入“屏读”时代，万物皆可阅读。因此，在推进全民阅读时，应该积极进行阅读基础设施升级、开发阅读场景，利用5G、边缘计算网络等技术部署文化阅读的专用边缘节点。如保障新技术在应用于全息投影阅读时的网络加载速度，支持众包与开源互动；创新智能终端，加快柔性屏幕、可穿戴设备在阅读场景中的应用，将阅读场景从“阅读的环境”向“环境的阅读”转变。换言之，如若止于“阅读环境”是一种环境的意义层面，只是到达了全民阅读发展的初级阶段；而当“阅读”真正成为一种社会环境时，这便到达了全民阅读的高级阶段。

与传统媒体时代的阅读不同，AIGC时代的全民阅读已经从“可读”走向了“可写”，甚至是在与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实现了“可创造”。全民阅读通过多屏交互、智能生成与动态反馈的深度融合，正重构文化创新的底层逻辑，“人机共生、虚实交融、全域联动”的新型阅读生态已然到来。在推进全民阅读时，可以鼓励开发更多AIGC形式的阅读，在静态的文本中嵌入动态的读者反馈，将文本展开跨时代跨屏幕间的对话，推动读者朝向积极阅读的生长型知识体转变；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分析跨屏阅读行为，调整多终端内容推荐权重，提升文本对于用户的趣味性和黏性；建立元宇宙“文化使馆”，利用AR、VR等虚拟现实技术开拓更广阔的阅读屏幕与阅读空间，嵌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本，做好文本与新技术的融合开发利用和相互适应，重构文化创新的数字语法。

在数字文明与传统文化深度互构的当代语境下，本文揭示了全民阅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深层逻辑：通过元典内化驱动的开放性解读机制重塑传统文化现代性，通过集体记忆符号的再生产机制加快传统文化向民族文化品牌的进程，通过多模态融合感知拓展机制的阅读完成传统文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环境下的创新解放，最终实现从被动应对挑战式的传统文化的“文化生存性保护”到主动求变的“文明基因创新性生长”的范式跃迁。以全民阅读驱动的文化创新道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之路，既是传统文化应对技术冲击的“免疫应答”，更是中华文明参与数字文明构建的“基因工程”。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全民阅读并非简单的知识传播、知识消费活动，而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纽带、以数字媒介为触媒、以重构阅读带动文化新生的文明系统工程。同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层面，推进全民阅读可有效激活文化生态，将给人类文明带来诸多新变革、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