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迭代引发的出版产业生态变革，重构了传统出版生产与传播过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已经到来。202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我国出版融合发展战略做出全面部署。《意见》提出，在出版学学科建设中加强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人才培养。^[1]出版领域的深度变革对出版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已将人才置于强国战略的基础性地位。^[2]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应对出版产业生态变革，出版人才的协同培养成为深度融合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必经之路。如何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整合多主体资源、开展政产学研用协同合作，培养贯通型、复合型的新时代出版人才；如何创新多元需求下的人才培养模式，筑牢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这些都是当前重塑出版人才培养范式的迫切需要。

面对出版转型与新质发展的战略需求，传统出版人才培养困境逐渐显现，亟需打破传统模式桎梏，以深度融合背景下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为目标，持续深化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拓宽人才培养的协同路径。

出版学学科建设能够为学科融合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丰富出版人才协同培养的行动框架。目前出版学的学科边界依然不够分明，很多高校因没有出版一级学科的授予权缺乏一定的学科权利与地位，仍将出版学划分在新闻传播学院、文学院等学院，授课的内容也主要为新闻传播学、文学等内容，缺少出版专业的学科特色，严重影响了出版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除此之外，学科内在动力是推动出版学学科建设、发展并创新的根本动力，出版学在理论、方法等内在动力方面需继续提升，^[3]主要表现为还未提出学界业界的重大理论、形成独特成熟的研究方法、形成对本学科的学科自信，不利于出版学学科优化和建设。

出版人才的培养要满足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为学界业界输送整体素质能力强的高质量出版人才。目前出版人才的素质能力在专业素养与学科融合能力、数字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职业素养与价值认知能力方面与高质量人才的培养目标存在明显差距。^[4]专业基础的差距不仅体现为出版人才的传统编辑技能未达到专精化，还体现在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不足，缺乏对多元领域的深度理解，难以实现文理交叉领域的知识内容构建；数字素养的差距体现在传统学科建设的滞后和企业短期表层的实习阻碍了出版人才创新能力的培育，使其不能够深刻认识和把握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对数字出版业态下的媒介形态认识不充分，跨媒介叙事逻辑建构能力薄弱，不能适应数字驱动的出版业创新发展的问题；职业素养的差距体现在出版产业市场化进程中，传统培养体系对出版的社会效益不够重视，出版人才在利益与理想之间产生认知偏差，难以形成更深层的专业使命感。

协同培养是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人才培育的有效模式，传统的协同培养还未达成深度协同效应，在战略层面的协同和旧有机制的突破方面仍存不足。^[5]在形成战略意识层面，政产学研用多元主体间存在价值导向差异与利益博弈，如作为人才供给端的高校秉持研究型文化，强调学术创新与社会效益；而作为人才需求方的出版企业遵循应用型文化，追求市场转化与经济效益，使各主体在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等方面未能达成合作与共识，最终造成人才的知识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在突破旧有机制层面，产学研主体因存在利益差异缺乏协同的主动性，对政府政策制定的配套措施、培养计划理解和落实不到位，内部的培养机制改革依然滞后，减缓了协同培养创新模式的发展。

《意见》提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要坚持内容为王、紧盯技术发展前沿、着力打造重点品牌项目，^[6]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高质量出版人才培养应紧扣国家政策，在意识形态、专业素养、思维视野三个维度，以坚定思想观念、提升技能素养、具备前瞻思维为培养目标，应对出版行业深度融合所带来的全新变革与挑战。

出版作为国家传播思想和塑造舆论的重要阵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广泛而深远。必须长期培养出版人才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坚持出版内容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正确，才能确保出版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始终正确。在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技术被西方用作意识形态渗透的渠道操纵舆论风向，出版人才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出版产品的选题、策划、制作等流程中具备高度的政治敏锐度、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发挥出版的思想引领作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也要求出版人才要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文化传播使命，不可片面追求点击率和流量，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出版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深度融合背景下出版人才培养的核心是技能素养的全面提升，以应对出版行业的新变化和新趋势。为此，要培养掌握专业技能，具有深厚文字功底，掌握多重知识体系，多学科融会贯通的复合型人才。这需要摒弃单一学科模式化的培养思维，融合出版学和经济学、法学、文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知识体系，培育以专业出版素养为根基，多学科协同创新能力为驱动的行业出版中坚力量。同时，出版业数智化融合发展进入更深阶段，要求必须培养具有优质数字素养、适应数智化出版的创新型人才。着重培养出版人才的数智技术应用能力，运用数智技术有效赋能出版生产；培养伦理把控能力，规避算法偏见、版权侵犯等数智伦理风险。

在互联网时代下，国内外出版物市场的营销转型对出版人才的思维培养和视野拓宽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因此，不仅要培养拥有营销思维，具备敏锐市场感知力的新质型人才；还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能够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国际化人才。伴随着出版业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入，深度融合出版人才应掌握选题策划、营销推广、渠道管理的全链路操盘能力，更应提升市场敏感度与用户思维，以数据驱动的需求洞察展开内容策划与产品开发。特别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要立足国家文化安全根基，通过补足语言能力短板、把握国际市场的版权规则、明晰国际用户的文化需求，提升我国出版业的版权交易效率与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力，向世界更好地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7]

为了弥合传统人才培养困境，实现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高质量出版人才培养目标，政府、高校、企业、用户等多主体参与的出版人才协同培养成为构建开放合作培养生态，赋能人才发展与行业变革的新模式。卡拉雅尼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提出了四螺旋理论，重点观照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关系及互动机制，^[8]为分析出版人才的协同培养模式提供了理论视角。为此，需进一步厘清出版人才协同培养的四螺旋主体角色、功能及其运行机理，以期为完善我国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优化策略。

四螺旋理论是三螺旋理论的创新延伸，是以知识集群、创新网络、创新生态系统为核心组织的内在动力系统。^[9]其主要变化是吸纳了“公众”（即本研究中的“用户”）这一反馈主体，作为第四螺旋的“用户”具有知识生产和体验反馈的作用，补足了三螺旋理论中主体角色固化、协同机制匮乏的缺陷，有效克服了产业主导模式下产生的私利化倾向与创新局限性，旨在平衡既有主体公私利益格局、突出产业社会效益。四螺旋理论内在机理是主体在动态互动中明确角色并建立逻辑链条，进而对四维空间系统性再构造。^[10]

在我国的人才协同培养实践中，四螺旋主体在交互中形成了“政府主导、高校培育、企业孵化、用户反馈”的角色定位，并确立了“治理—教研—实践—体验”的逻辑链条，通过资源配置实现公共治理，以教研为创新源头，以技术为实践载体，以体验为需求归宿，实现了从顶层设计到终端反馈的完整闭环。四螺旋主体与逻辑链条有效链接，重构了以政府为代表的权力空间，以高校为代表的知识空间，以企业为代表的产业空间，以用户为代表的社会空间的四维空间结构，推动主体协同的高质量螺旋式发展。

融通政产学研用的出版人才协同培养模式，具有构建以四螺旋为交互机制的人才培养空间与逻辑链条的组织条件，运用四螺旋理论分析出版人才的多元协同培养模式具有天然契合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四螺旋理论强调在主体间的互动协作中对人才进行培养，以四螺旋主体为中心构建的出版人才培养链条和培养空间，通过主体间互补协作形成了衔接和交叉的协同关系。即政府在整体的出版人才培养空间中进行资源配置，推进出版高校和出版企业的创新与技术发展，出版产品的使用者最终以体验反哺培养实践，由此实现培养链条与培养空间的深度融合。

四螺旋理论囊括的政府、高校、企业和用户四个主体，分别在我国出版人才协同培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异质化作用。四螺旋主体各展所长、紧密协作，衍生出适用于深度融合高质量出版人才协同培养的差异化逻辑链条和四维空间结构。出版人才协同培养的四螺旋运作机理如下：

作为主导者的政府发挥着资源协调配置的功能。政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心枢纽，其依托政策制定与资源配置的核心职能，承担出版人才协同培养的主导者角色。政府通过构建规范化权力空间与协同治理机制，破解多元主体间的结构性协作困境，解决各主体“邻而不联”的问题。一方面，依托战略资源配置引导高校教育供给侧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借助制度创新体系降低产学研协同成本，基于用户反馈感知的诉求响应体系实现治理效能的系统性提升，确保出版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目标的精准耦合。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为出版人才协同培养提供政策保障，优化了高校、企业、用户等多元主体资源的跨域流动，全方位助力出版人才协同培养机制的升级与演进。

作为培育者的高校及科研机构发挥着教研创新赋能的功能。居于四螺旋主体核心位置的高校，是出版人才专业与创新培养的主要阵地，为出版人才培养架构了全面创新的知识空间。^[11]高校处于人才培养链条中的创新源头环节，拥有师资、平台和科研等基本的专业教育资源，对出版学学科建设、人才融合培养、实践实训教学等教研活动可以进行创造性改进。此外，高校也将科研学术与实践教学整合于一体。^[12]在政策宏观的政策支持保障下，高校从内部更新学科建设、革新教学方法、创新知识研究，从外部加强与企业的实践合作、强化与用户需求的连接，通过校内外资源整合拓展创新源头，实现知识创造与教育改革，赋能服务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亟需的高质量人才培育。

作为孵化者的企业发挥着应用需求驱动的功能。企业是政府、高校、用户之间连接的重要纽带，能够精准把握市场动态和技术趋势，明确出版融合人才的核心能力需求；还能及时准确地将市场需求信息传递给其他主体，形成有效闭环。企业既是需求方，又是孵化者，参与出版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为出版人才培养提供技术支撑、经费支持和实践平台，将市场需求与出版人才培养有效对接，建立起与高校的紧密合作关系，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实际的市场需求，为企业精准培养人才后备军。在培养链条的交叉互动中，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空间承接教育空间流向，并在权力空间的保障和社会空间的反馈下，实现出版人才培养链的价值增值。

作为反馈者的用户发挥着需求反哺创新的功能。用户处于培养链条末端，具备公共性的先天优势，在出版人才协同培养中扮演着反馈者的角色，通过体验链自下而上激活培养链条，创造出公共空间，对创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首先，用户对其他主体的创新人才培养起监督作用，以公共性制衡市场空间的过度经济化，平衡公共利益与经济利益，有利于营造一个开放、协调、共享的出版人才培养环境。其次，用户需求反哺出版人才协同培养创新。用户不再只是知识消费者，也是知识生产者。^[13]用户通过创新成果评估反馈，参与到出版人才协同培养中，使出版人才培养方向贴合市场需求，促使高校调整教学方向，倒逼政策资源动态调整，推动供给与需求精准对接，形成“需求—供给—优化”的可持续循环，最终实现用户需求与人才培养的双向赋能，使出版人才培养回归公共价值本源。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这一时期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是“培养造就一批出版领军人物和出版家；加强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建设融合出版人才矩阵；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学科体系”等。^[14]为实现出版人才的高效培养与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政产学研用各主体肩负时代使命，围绕国家战略和群众需求，加速推进出版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发展，逐渐形成了“寓政于学、寓学于研、寓研于践、寓践于公”的出版人才协同培养体系。

政府拥有顶层设计的主导优势，依托权力空间配置政策资源，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政府在主体与链条的单点交互中，以战略型政策向知识空间赋能。国家新闻出版署基于实施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致力打造专业化出版智库方阵和出版人才高地。通过深度整合行业内外优质资源，汇聚来自出版学、传播学等多领域的专家学者，构建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团队，为出版人才培养强化智力牵引；以创新型政策向产业空间引流，推进出版业的市场化改革，加大国有出版单位部分岗位社会化选聘比例，广泛吸纳优秀职业经理人、行业外优秀专业人才进入出版业，通过引入多元化的人才资源，优化企业人才结构，为出版人才培养注入全新活力；^[15]以激励型政策向社会空间宣传，加大高质量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以“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遴选培养计划”为抓手，吸纳更多优质人才投身出版学学科建设，着力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策划型、管理型和技术型人才，并通过政策引导，形成对高端复合型人才的集中投入和长期支持，为出版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16]

政府在主体与链条的多点交互中，将顶层的资源整合共享政策落实到融通政产学研用的出版人才培养实践中，从经费支持、发展引导、平台搭建、管理制度等方面统筹兼顾，为强化四螺旋主体之间的紧密合作，牵头建立多点对多点的综合性的学科共建信息交流平台。^[17]在“政府-教研”平台中，开发专门的思想文化共享课程，提升高校人才对党的指导思想、国家产业改革发展项目等政策的理解，为培养高校智库人才的对策研究能力提供知识资源，给予出版项目更大的资源配置权和发展空间；^[18]在“政府-实践”平台中，规划布局出版业的数字化建设，向企业传达国家重大人才培养计划，为企业加快出版人才成长进程、培养出版行业领军者提供政策依托。这有助于政府、高校、企业、用户四螺旋主体建立常态化的联络机制，畅通获取信息渠道，及时开展培养工作信息交流，推动政策资源从权力空间跨空间多向流动，实现出版人才培养路径的价值增值效应。

高校作为出版人才培养的创新源头，须立足专业教育与行业需求，以校内教研改革、校外多元合作为抓手，全方位深化教育改革，引领知识空间创新增值。新闻出版行业以内容为核心、以技术为支撑、以文化为引领，相应的人才培养也要以专业为核心、以应用为支撑、以思想为引领，着力培养打造政治强、业务精、又专又博的新型出版人才。

校内教研改革旨在拓宽知识空间，加速出版人才培养转型升级，需加快更新高质量出版学学科建设，推进交叉学科创新研究，着力培养数字智能传播与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应用型、全媒化出版人才。高校应立足出版学科本位，创新“出版+多学科”培养模式，鼓励突破专业局限跨界研学，将社会学、政治学、计算机科学、经济管理学等其他学科引入出版人才培养体系，要求既要具备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校对等传统出版能力，还需要像产品经理一样具备产品思维、市场运营、组织协调等能力，培育一专多能的出版人才。^[19]高校通过汇集人工智能教育资源，打造一批体现出版专业与数字智能深度融合的教材、推出工文结合的算法和编程等人工智能课程、开展教师队伍人工智能培训与交流等方式，提升出版全流程中数字智能技术应用的能力，培育具备数字思维和人机深度协同能力的出版人才。^[20]例如，对云出版技术、数字化加工技术、动态出版技术、数字版权保护技术、数字内容管理与投送技术等数字出版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提高出版编辑、作品形式转化、出版发行的效率，是出版人才应对数字智能传播生态亟需掌握的能力。加强内部出版学学科建设并打造出版学术共同体，充分利用出版科研平台共建，协同开展前沿创新研究，以本硕博一体化培养选拔具备国际视野的高质量出版人才。

校外多元合作旨在深化知识空间与产业空间、社会空间融合，重点推进校企资源的有效流动与共享，创新开放性出版实践教育，打通出版专业教育与出版行业需求，以培养理论实践双优型应用出版人才，深化产教融合，强化教研链与实践链的衔接。通过聘请行业专家进课堂开展精品案例教学并共同制定出版人才的实践培养方案，采用“双导师+师徒制”的方式制作培养计划，形成学术导师和行业导师的“理论-实践”优势合力。^[21]让学生通过项目合作、实习、参加出版专业赛事等方式直观接触新兴技术、了解行业动态，切实提高出版人才的实务技能，推动“人+机+场景”的数字出版深度融合转型。^[22]此外，高校可深入探索校企师资共建，合作开展项目攻关，将产教融合通过一个个鲜活的项目落地，从而通过深度展开学生用专业能力托举项目的实务训练，加快成果转化、加速出版人才成长。^[23]

出版企业作为出版人才的需求方，既是用人主体，也是育人主体，应致力于推动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协同其他主体对高校输送的出版人才进行继续培养，为其提供广阔的成长空间与实践环境。企业依托“现代学徒制”开展校园招聘，安排学生进行顶岗实习并建立“岗位胜任力模型”，通过共建实验室和开发产教融合工具等举措，推动行业标准认证体系的实施，基于学分银行制度实现教育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探索出高校资源支撑、企业实践深化的协同育人范式。^[24]同时充分利用所在地区的高校优势，基于自身的发展趋势对人才进行针对性的知识培训。如2019年长江出版传媒联合武汉大学，在编辑策划、数字营销、社会热点等方面对其编辑营销骨干进行全封闭培训，打造掌握计算机、经济、管理等跨学科知识或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全能型出版人才，完善现代出版人才培养体系。^[25]

企业作为出版人才的孵化者，其自身也为出版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和实践环境，从科技赋能、知识迭代、激励促进三个方面加速人才掌握个体技能、积累实践经验。在“互联网+出版”业态下，数字技术推动传统的编辑六艺（选题、组稿、审读、加工、发稿、读校）向全媒体编辑流程演化。企业对传统出版从业人员进行数智化素养的普遍培训，重点培养智能化语义分析、数字营销矩阵运营、沉浸式阅读产品开发等出版核心素养。如通过BOOKSGPT、文心大模型等对话式大型语言模型对选题策划进行辅助，借助Midjourney、DALL-E等视觉生成与编辑工具提升出版效率，孵化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26] 2020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中明确规定，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每年需接受至少90学时的继续教育。^[27]企业应联动“政产学研”等多元主体开发出版技术应用课程，确保课程基本覆盖当下热门技术在出版生产中的应用，完善组织内部员工的共同培训需求，针对员工个性化需求制定培育AR/VR内容生产、区块链版权管理等进阶型除此之外数字技能培训计划，培养知识型研究出版人才。科学可行的考评激励机制是出版企业实现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企业应加大绩效考核力度，健全容错试错机制，以岗定薪、量化考核、多劳多得。同时重视效果评价，扩大正向激励范围，对完成“重大融合出版项目”或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团队实施“阶梯式奖励”，激发出版人才深入洞察市场动态，准确捕捉用户阅读偏好，培养专业型实践出版人才。^[28]

作为出版人才协同培养的核心反馈者，用户代表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嵌入市场需求、文化诉求、价值导向等多维反馈评价系统，能够有效弥合出版人才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结构性失衡，有效化解出版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用户—高校”层面，高校出版教育始终锚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定位，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专题教育，本质上是源于出版人才所承载的特殊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力量。我国出版人才不仅承担着弘扬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舆论的重要职责，更需在职业实践中始终恪守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质内容产品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可与支持。高校出版思政教育既构成衡量出版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指标，也是用户群体对出版人才培养过程进行价值审视与质量监督的重要维度。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有助于复合型、高质量出版人才的培育，进而推动出版教育供给与出版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在“用户—政府”层面，用户通过参与政府对出版人才的评价标准制定，将公共服务效能、社会责任度等指标纳入评估体系，推动建立涵盖专业素养、内容创新力，及用户价值创造力的多维评价框架，重视出版人才综合素养提升。^[29]此外，我国还制定了完善的出版专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并通过职称评定、行业表彰、专项人才工程等方式构建多维激励机制，有效提升了出版人才的专业素养。

在“用户—企业”层面，企业将出版物的市场反响及社会效益评价关联出版人才的薪酬与晋升，并将用户反馈纳入人才培养效果评估体系，建立“用户评价—人才能力—薪酬激励”闭环，促使企业优化内部人才培养链条。^[30]特别是针对出版人才的复合能力培养，通过构建全流程出版体系，培养出版人才的策划创意能力、项目运营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及风险管控能力，促使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入挖掘用户数据，收集用户反馈信息，精准洞察用户需求与市场动态实时追踪，为出版机构战略决策提供支撑。以中信出版集团为例，该出版企业近年来积极倡导与市场需求高度契合的“新型编辑”，要求编辑懂内容、懂渠道、懂公关、懂媒介、懂运营、懂读者，目前已经拥有专门研究社科、文学、少儿细分领域的30多个工作室群组，充分释放编辑的工作积极性。^[31]

人才是深度融合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和基础，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培养一流出版人才队伍提出了更高要求。融通政产学研用的出版人才协同培养是传统人才培养的革新与发展，能够最大程度满足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出版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政治信仰坚定、专业技能精湛、市场洞察敏锐的高质量出版人才的有效路径。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高质量出版人才的培养需持续深化政府、高校、企业、用户等主体协同合作，将教育理念与实践经验充分结合，以人为本促进人才全面发展，为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出版强国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