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期刊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和公益性，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进程中，其责任不仅仅是传达科技信息，更在于推动科技成果符合国家安全的长远需求 ^[1]。当前，学界对于科技期刊与国家安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科技信息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基于科技信息安全，邱蕾 ^[2]提出科技论文在出版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关键和敏感数据为国外情报机构所获取的安全风险；代妮 ^[3]通过分析多个科技期刊泄密事件及其产生的深刻教训，提出科技期刊应重视保密安全工作；王珏等 ^[4]指出，开放科学环境下，我国科技论文在发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信息安全风险，并提出构建科技期刊信息安全框架的设想。基于意识形态安全，徐玲玲等 ^[5]以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核心期刊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科技期刊常见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编校策略；李国昌 ^[6]指出了科技出版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特点，提出了构建于责任机制、教育机制、检查机制、激励机制为一体的科技出版意识形态安全保障机制。

总体而言，虽然学界有关科技期刊中科技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日益丰富，但直接就科技期刊与总体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还较为鲜见。本文旨在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框架，探讨科技期刊的作用和风险，既强调其在促进科学创新与技术进步方面的积极推力，也警示其可能导致的安全挑战与风险隐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科技期刊应对安全风险的治理策略。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涵盖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科技等各个层面的安全理念 ^[7]。《国家安全法》第三条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总体国家安全不仅仅包括传统的军事防务、意识形态、信息保密、领土完整等传统安全，还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科技创新、文化传承、国家软实力等非传统安全；总体国家安全强调在各个领域协同合作，采取全面战略，以确保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期安全 ^[8]。

科技期刊刊发具有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反映各科学领域的前沿进展，是记录和传播科技信息的重要平台。科技期刊刊发的前沿科技成果在国防、经济、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使用能够有效提升总体国家安全能力。而前沿科技成果向科技期刊的集中呈现也可能使科技期刊进入安全相关领域，给总体国家安全带来挑战。为了有效应对科技期刊渗透国家治理领域而可能引发诸如意识形态安全、科技信息安全、科技伦理安全、科技创新安全等与总体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我国出台了《出版管理条例》《地图管理条例》《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科学技术保密规定》《关于不得出版宣扬愚昧迷信和伪科学内容出版物的通知》等法规文件，以及《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指南》《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等行业规定，从国家层面提出了科技期刊涉及总体国家安全及其风险治理问题。科技期刊与总体国家安全相关联，意味着科技期刊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影响突破了科技成果交流平台的限制，在国家治理领域产生了公共性和系统化的影响。这需要寻求科技期刊在赋能总体国家安全的同时，有效应对可能给总体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和风险。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科技期刊与总体国家安全的联系日益密切。科技期刊不仅是科技成果的传播平台，也是国家科技实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体现，其影响力直接关系到国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地位和国际对话中的话语权。作为科技信息传播的关键媒介，科技期刊在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增强我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维护总体国家安全肩负着重要的责任。

人类近现代史上发生的历次重大科技革命充分表明，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始终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力量。维护国家科技安全、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既是保障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战略需要，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科技期刊在促进科技进步、维护国家科技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科技期刊通过发表高质量、前瞻性的科研成果，能够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促进新技术、新理论的产生和完善，推动科技创新，为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储备，从而增强国家科技实力，夯实国家科技安全。例如，近年来，我国在航空航天、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领域的突破，均依托科技期刊实现了快速的信息共享和学术积累。科技期刊刊发新兴领域的突破性成果，有力地彰显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科技实力，有效增强国家面对相关领域安全威胁时的科技应对能力，为国家科技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科技期刊，尤其是影响力较大的期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据《2024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 ^[9]显示，自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国内一流的科技期刊数量显著增加，与前一个统计年相比，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进入本学科排名前25%（Q1区）的期刊数量分别增长了8.76%和5.71%。这不仅为国内优秀的科研成果提供了展示平台，也标志着中国的科研成果日益受到国际认可。

科技期刊影响力的增强，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在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地位和话语权，使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架构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加强我国在全球科学领域的影响力，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科技期刊及时传播前沿科技成果，加速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不仅能够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还能够带动新兴产业的崛起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增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国际竞争力，赋予国家经济发展新的活力，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例如：袁隆平《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于《科学通报》1966年第4期。论文刊发后迅速引起国家科委相关部门的关注，在特殊时期专门发函支持并保护这项研究，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奠定了重要基础。在高产关键技术达到成熟后，袁隆平带领团队组建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公司化运作，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10]。

科技期刊作为科研交流的关键平台，在促成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对国家长期而稳定的经济增长，乃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科技期刊刊载重要和重大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够驱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帮助我国减少外部依赖，赋予经济自立自强的力量，在构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科技期刊不仅是知识共享的平台，也是促进国家科技产业成长和科技体系自主化发展的关键。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发布，对于国家在突破技术壁垒和减少对国外技术依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外部科技挑战和技术封锁——即所谓的“卡脖子”困境——科技期刊通过提供持续稳定的科技信息流，为国家对抗外部压力提供重要的科技信息来源保障。

例如：2011年4月，为了遏制我国太空技术的发展，妄图阻挡我国航天事业的崛起，美国国会通过了沃尔夫条款（Wolf Amendment）。该条款明确禁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与我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双边合作，包括国际空间站（ISS）项目^[11]。图 1是以“空间站”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来源类别选定CSCD的数据结果。

由图 1可见，与“空间站”有关的文献，2009—2010年合计不过55篇。受沃尔夫条款影响，我国科学家爱国热情受到激发，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道路，踊跃开展相关研究，并将成果发表在国内科技期刊上。2011年迅速攀升至53篇，几乎是前2年文献数量的总和，并且在之后的几年中一直维持在七八十篇左右。2021年，天和核心仓由长征五号火箭成功发射，标志着“天宫空间站”的基本建成，该数据得到爆发性增长，达到153篇。科技期刊为研究、设计、建造空间站的科学家、工程师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为我国“天宫空间站”的建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天宫空间站”的建成，不仅展示了我国科技自主、自力更生的实力，也对以美国为主导“独霸”国际空间站的格局进行了有力反击，对巩固国家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自主创新的科技体系构成了国家战略安全的坚实基石。科技期刊通过参与培育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系，以期减少外部技术的依赖性，增强国家在关键科技领域的自主掌控力，构筑更为稳固的科技安全基石，使国家得以有效提升应对外部科技封锁和制裁的能力，从而保障国家的科技自决权。

科技期刊的出版在促进学术交流和创新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安全风险，是科技期刊深度嵌入总体国家安全诸领域、各环节时所产生的负向效应，广泛涉及总体国家安全诸多领域。不仅包括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科技信息安全风险、军事防务安全风险等传统安全风险，而且包括科技创新安全风险、科技伦理安全风险，以及社会舆情安全风险等非传统安全风险。

其中，因科技期刊的科技出版属性和文化传播属性而引发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科技信息安全风险是最为直接、最为常见的风险。此外，随着网络和传播媒体的迅速发展，由科技期刊引发的舆情安全风险也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作为科技期刊所产生的衍生风险，科技创新安全风险和科技伦理安全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科技期刊虽然主要集中在科研成果的传播，直接出现对抗性的政治问题相对较少，但是科技期刊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却极容易隐藏在某些语句、名词术语、图、表、参考文献等文章内容当中。如果处置不当，出现任何疏漏都可能危及国家核心利益，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有学者搜集的多个案例 ^[6]表明，科技期刊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大体可表现为：领土主权的错误表述、民族宗教问题处理不当、科普类（尤其是引进版）稿件观点与主流价值观不符，以及可能损害国际关系等，值得高度警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科技领域的“东升西降”已逐渐成为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某些科技领域已达到与西方发达国家“并跑”，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领跑”的发展阶段 ^[12]。科研成果作为国家宝贵的战略资源，尖端科学研究的成果往往与国家的军事、国防、政治、经济，以及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科技期刊在促进学术交流和科研成果的公开发布方面虽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同时也伴随着敏感技术外泄的风险，造成科技信息安全隐患。

经过研究和分析，有学者记录了多起敏感技术信息通过科技期刊泄露的案例 ^[3]。如：传统中草药绞股蓝加工技巧、小型化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设计细节，以及两步发酵法生产维生素的具体过程等重要技术的详细信息不慎在科技期刊中泄露，导致我国在这些领域的领先优势下降，对国家经济生产力的提升造成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的是，相关案例 ^[13]表明，如果有潜在军事价值的技术通过科技期刊及科技期刊从业人员，流向潜在竞争对手，可能对国家的军事安全和防务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在科技期刊的出版和传播过程中，学术造假行为会极大地破坏学术界的信任基础，对国家的科技创新系统构成威胁。有数据显示 ^[14]，近年来，中国SCI论文撤稿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虽然撤稿事件大多发生在国外科技期刊上，然而其连续且大规模发生，对我国的学术声誉和科技创新体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国内科技期刊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历次通报的案件中可以发现，许多被揭露的不端行为，如伪造数据、数据篡改、图片不当操纵、篡改图片等都与学术造假有关，极大地危害了科学研究的真实可靠性，案件部分发生于国内科技期刊。这些案件的发生，不但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公信力会造成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的是，相关错误信息很可能导致其他研究人员基于谬误进行后续研究，造成科研资源的严重浪费，误导科技发展方向。设想之，关键的科技创新，如国家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要委托项目，如果其研究成果出现严重的学术造假等不端行为，不仅可能导致重大科技项目的失败，而且可能在战略级别误导国家的科技投资和政策制定。长此以往，国家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效率将不断下降，导致科技创新安全隐患，对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

科技期刊的学术审查制度是保证刊载的科技成果具有科学性、严谨性和伦理性的重要环节。不充分的学术审查不仅有损科研的公信力，还可能使偏离科学主题，有损学术尊严，触及科研领域中伦理标准的论文通过科技期刊得以传播。如某科技期刊曾经刊发《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论文。该文作者是中国科学院某所研究员，标注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某重点项目资助。有读者发现，该文用了很大的篇幅谈作者“导师的崇高性和师娘的优美性”。相关内容发到网上之后，通过互联网迅速发酵，舆论普遍认为，科技期刊刊发该文有损学术尊严，有违学术伦理 ^[15]。对该作者及其导师（中国科学院某院士）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使该刊，及作者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某所，甚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对国家科研事业的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后续中国科学院发布声明认真调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追回已拔项目资金并对中国科学院某所给予通报批评。

当科技期刊的学术审查体系出现缺陷时，可能会导致具有伦理争议的研究发表，例如涉及人体实验、动物实验、基因编辑等领域的伦理问题；还有发表宣扬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错误观点的科研成果，如果未经充分的伦理审查而发布，则可能伤害研究对象的权益，并引起社会公众的质疑和抗议。一些社会敏感议题除了导致学术争议与科技伦理安全风险外，还可能会引发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严重连锁反应。

潘祥辉等 ^[16]以澎湃新闻为例，统计了近年来包括科技期刊刊发论文在内的科研学术成果所出现的负面新闻报道，发现其数量呈逐年上升态势。科技期刊一旦刊发的内容不当，不仅会对科研机构和期刊的声誉造成巨大损害，还可能引发广泛的社会舆情风波，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

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知网、万方、百度文库等网络数据库的收录与传播，科技期刊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大大提升。一旦刊发了不当内容，很容易通过网络迅速发酵，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质疑。特别是如果涉及社会热点问题、敏感议题，更容易触发公众情绪，引发社会舆论危机。

针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科技期刊呈现的各类安全风险，需要采取全面、系统的风险管理策略，以有效防范和控制科技期刊所呈现的意识形态安全、科技信息安全、科技创新安全、科技伦理安全，以及社会舆情安全等多重风险。

科技期刊作为国家科技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坚守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在出版过程中严格把控意识形态审查关口。

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意识形态安全地位极其重要。科技期刊在传播科技成果的同时，要坚持、巩固和扩大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国家有关新闻出版的方针政策，把好出版导向关。重点关注论文中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宗教、国际关系等敏感议题的表述。将意识形态安全审查贯穿审稿、编辑、校对、出版工作全流程，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的整体性、全局性、复杂性，突出大安全理念。科技期刊应当树立总体国家安全意识，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到期刊论文的采编、出版和传播等各个环节工作中。编辑、审稿人和作者都应当认识到科技成果的传播对总体国家安全所起的积极作用及可能产生风险影响，提高科技期刊出版和传播对总体国家安全所形成的风险意识，积极参与到科技期刊的安全风险防范和治理中。

对于泄露敏感科技信息问题，可以借鉴一些国际上先进的科技期刊管理经验，建立专门的审查委员会 ^[17]。对拟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进行涉密审查，识别并删除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敏感技术细节、重要科研数据、关键研究步骤。对于确实需要对外发布的重大科技成果，可采取分级发布或延迟发布等方式，有效控制技术泄露风险。确保科学成果的公开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

科技期刊作为科研成果传播的核心渠道，应建立健全学术不端行为防控体系，从论文发表的源头遏制学术造假行为对国家科技创新生态的侵蚀。

首先，科技期刊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论文审查，包括文本查重、图片检测、数据分析等，全方位识别可能存在的造假行为。其次，应完善同行评议机制，选聘高水平、高道德标准的专家担任审稿人，对研究方法、实验数据、研究结论等进行严格评审。

在制度层面，科技期刊还可以建立科研诚信档案，对作者的学术诚信状况进行记录和追踪，对有学术不端历史的作者加强审查力度。同时，与科研机构、科研基金管理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形成联防联控网络。一旦发现学术造假行为，应及时撤稿并公开处理结果，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此外，科技期刊还应主动承担起科研诚信教育职责，作者在期刊投稿系统除签署版权声明外，必须同时在线签署科研诚信协议方可提交稿件。引导科研人员遵守学术道德，树立正确的科研价值观，以减少学术造假等不端行为的发生。

学术审查制度是科技期刊确保刊载内容科学性、严谨性和伦理性的关键环节。科技期刊应当充分发挥和完善现有通行的双盲审学术审查制度，提高学术审查的质量。学术审查不仅关注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创新性，也要加强对研究伦理的审查，防止出现违背科学原理、偏离科学主题、引发伦理争议等问题的出现。

对于偏离科学主题，可能引发伦理争议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涉及动物实验、人体实验、性别讨论、“学术互捧”等敏感或不当议题时，科技期刊应慎重考虑是否发表。必要时组织专家进行论证，评估其社会影响，避免引发社会争议。

科技期刊应当尝试建立健全的应急管理机制，成立风险应急预案管理小组，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以应对突发的安全风险。

第一，成立风险应对小组。成立以主办单位主管领导为组长，编辑部主任为常务副组长，吸收编辑部及期刊编委会人员为成员的风险应对小组。

第二，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建立科技期刊风险预警系统，对科研领域的新动态、敏感热点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潜在风险。

第三，制定风险应急预案。制定详细的风险应急预案，包括风险评估、应急响应、风险控制和事后处理等步骤，确保在风险发生时能迅速有效地进行处理。

第四，风险沟通与协调。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在遇到涉及总体国家安全的重大风险时，能够得到有效的支持和指导。

对于已经形成安全风险的科技期刊，要及时采取措施阻断安全风险进一步传递。作出如：发表补充声明，修订论文内容，对论文进行撤稿，通知论文收录数据库下架等处理，以遏制或减少事件对总体国家安全所带来的风险。

同时，科技期刊还应高度重视舆论引导，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协作。对于可能引发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要主动解读说明，正确引导舆论导向。一旦出现负面舆情，要迅速开展危机公关，妥善化解舆论风波，对事件的发酵进行干预，最大限度减小负面影响。

科技期刊不只是科技知识传播的工具，也是表现科研成果的容器、科技发展水平的象征、经济竞争力的体现、对外交流的窗口、学术科研合作的手段，更是国家的重要资源，与总体国家安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科技期刊通过展现优秀科研成果，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促进经济和产业发展等，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有效维护了总体国家安全。但与此同时，科技期刊在传播过程中也可能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如文章内容隐藏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敏感技术外泄导致科技信息安全风险，学术造假引发科技创新安全隐患、学术审查制度不完善造成科技伦理安全风险、刊发内容不当引发社会舆情安全风险等。

针对科技期刊所呈现的安全风险，本文提出的风险管控策略包括坚持正确出版导向，确保意识形态安全；防范敏感技术外泄，强化科技信息安全；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巩固科技创新安全；完善学术审查制度，保障科技伦理安全；建立应急管理机制，维护社会舆情安全。

2025年恰逢《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十周年。希望能以此抛砖引玉，激发学界对该领域的更多关注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