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新版研究生学位目录正式实施，出版博士正式列入。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视察时，完善提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2023年10月，“习近平文化思想”首次提出，对我国的文化事业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引。2023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为出版学科共建工作制定了明确的方向和要求。2024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5周年，加之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跨越发展、文明互鉴理论下出版“走出去”的持续深入等一系列和出版相关的政策、技术因素密集出现，使得2024年的出版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繁荣的表现主要有二。一是学理上的深化。在出版学科共建的政策加持下，2024年中国特色出版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几家出版专业刊物不约而同设置了出版学理论或出版概念专栏，旨在夯实出版学的理论基础。二是广度上的拓展。在既有的研究领域之外，2024年的出版学研究除了固有的史论和实务主题，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新质生产力、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领域，均有集中的审视。这些变化，反映出2024年的出版学研究更深更广的繁荣走向。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热点话题。为了更具体地呈现2024年的研究图景，笔者以十二本出版学专业期刊为基础，辅以综合性期刊中出版学研究的文章共1 057篇作为资料来源，从政策影响度、学术新颖度、发文密集度三个角度综合考量，遴选出2024年出版学研究十大热点话题，兹在下文一一叙述。
1 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出版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阵地之一，是践行和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路径。出版学科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讨论，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 出版学科共建
我国出版学科建设近几年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一个重要原因是2022年开始推行的地方党委宣传部、出版集团与高校共建出版学科的举措。2023年12月，经过两年共建工作试点之后，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从总体要求、师资队伍、人才教育、学术研究、组织保障五个方面，对出版学科共建明确方向并提出了要求。可以说，这是出版学科多年以来少有的政策红利，与此相应，出版学界也进行了积极回应，构成了2024年出版学研究中一个集中的热点。
出版学科共建的基本思路，是政产学研用各方面共同参与来规划发展出版学科专业。张志强分析出版学科共建的重要意义、核心问题与目标指向，认为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要围绕《实施意见》精神，加强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的宣传推广和组织服务工作，完善出版学科专业自主知识体系，建立分层分类的学科专业发展路径[11]。作为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联络处负责人，张久珍从出版学科专业的共建使命入手，指出未来应当进一步完善出版学科专业共建机制，提升教育质量与发展水平；激发出版学术研究活力，持续推动学术成果创新与应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三大体系”，提升国际影响力[12]。龚升平阐释了出版学科共建的三重逻辑，即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并提到做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要把握实践逻辑，以出版实践为导向，以协同育人为中心[13]。在出版共建的实践路径上，戚德祥从新文科建设的背景出发，探讨了出版学科专业共建的实践路径[14]。在具体的出版人才培养方面，周蔚华对出版学科专业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基础性问题加以分析阐释，提出中国特色出版人才的培养应当对标新要求、确立新理念、着力补短板、形成新模式，以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学理依据和前沿思考[15]。王关义、周卓建议在师资队伍上，注重学界与业界师资队伍的沟通互助，建立教师引进与培养机制，扩充双师队伍规模[16]。隗静秋强调在提升技术素养的同时，须夯实出版人才的人文素养根基，积极探索差异化的出版人才培养模式[17]。
出版学科共建也是中国特色出版学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从基础理论和知识体系角度思考出版学科共建，成为不少学者的共同视角。在学科理论建设上，庞沁文从出版是什么的元问题出发，明确出版是媒介产品的创造与向公众传播[18]。在出版学科研究方法上，耿相新围绕出版活动和出版对象，提出定位分析方法论、系统论分析方法论和目的论分析方法论以此构建出版学科的方法论体系[19]。对于中国特色出版学三大体系的构建，朱田子、范军指出需要坚持系统观念，以长远眼光探讨我国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底蕴[20]。方卿提出了出版学研究内容的“五维结构”，即价值（value）、要素（element）、作业（operation）、管理（management）、时空（time-space或space-time），由此建构起出版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21]。许洁、周娴提出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应以马克思出版观作为指导思想，立足中国实践，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把握好建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立场[22]。此外，刘峰探讨AIGC驱动下的出版学科范式创新路径[23]，马伊颀关注编辑继续教育与出版学科建设的相互促进作用[24]等，都对出版学科共建的话题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3 生成式人工智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GC）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化生成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多模态数据，对现有的出版生态产生了多方面的冲击，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2024年对该主题的研究，主要从AIGC对出版的赋能和风险两个方面展开。
赋能方面，AIGC推动出版业革新出版流程、运行规则，推动出版业转型升级，革新了人机关系，引发了知识生产的新一轮变革。刘大年、曹月从知识来源于理性和信仰的角度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的知识是知识的第三种来源，按照分类，人工智能生成知识是隐性知识[25]。揭其涛、王奕诺指出AIGC生成内容带来技术对个体能力的赋权，带来了知识生产的部分平权[26]。但王婷瑜、张新俏等对此持有相反的意见，即大模型所生产的知识强化了已有的主流知识，使地方性知识面临危机[27]。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也革新了出版流程中的各个环节。邢颐、马萌认为人工智能推动了选题策划的精准化、编辑审校的自动化以及内容推送的个性化[28]。李巨星、姜莹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编辑校对阶段辅助编校把关，进行多模态出版产品审核，提高准确性和效率；在印刷发行营销阶段，赋能智能印发，实现更精准化的颜色管理和个性化营销内容推送；在用户服务上，提供智能化、情感化、定制化的消费服务和阅读陪伴业务[29]。在出版营销领域，杜都等从模型构建赋能营销策略制定、数据整合指导精准营销、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营销创意、深度学习提效客户维护、数字人技术创新营销范式等五个维度分析人工智能给出版机构带来营销领域的实质性突破[30]。王艺、曹越基于知识元的图书选题策划的智能集合组织过程提出AIGC赋能下图书选题的智能策划模式[31]。温亚旭等基于国家新闻出版署融合出版智能服务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在AIGC上的探索与实践，阐述了AIGC在出版全流程，包括选题策划、内容创作、编辑加工与审校、发行营销以及读者服务中起到的关键作用[32]。张新新、孟轶推测以Sora为代表的文生视频大模型将带来出版物视频化、AR/VR出版物的提质增效等出版业新业态。
风险方面，AIGC在丰富出版流程的同时带来的版权、伦理、安全等多方面的难题和问题，也成为诸多学者思考的内容。一是应用领域的问题。宋明珍、王鹏涛认为当前的智能技术水平尚不足以全面支撑出版审核工作的所有环节，因此需要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进一步完善出版审核工作流程和细节[33]。匡文波、姜泽玮认为应当保障智能化出版业务流程中必要的人工干预并明确责任归属[34]。郑汉、肖谦等调研发现超过半数的单位或组织使用AIGC时缺乏具体的应用规范[35]。二是风险防控的问题。秦艳华、李一凡发现大语言模型应用中存在质量欠佳、隐形过滤、版权不清、数据窃取、人机关系颠覆[36]等问题，郭毅则认为在国家安全上的文化意识形态风险和生成内容伴随歧视性内容等问题上不容小觑[37]。对于学术出版伦理的冲击，郭壬癸认为应建构使用披露、内容核查与创新说明等三义务，形成“三四三”软法义务约束[38]，针对文化边缘化和文化意识形态风险，秦艳华、侯玉丽指出构建高精深数据库和语言大模型[39]，刘斌等认为应通过技术供给侧与技术使用侧的协商制界定版权分配[40]。
4 数字版权
随着数字出版的技术更新与市场扩大，数字版权问题逐渐凸显。作为内容生产、复制和发行的质变时期，相较于以往对版权问题相对平缓的观照，2024年围绕数字版权的讨论不仅数量激增，而且新观点不断涌现。
其二，对数字版权中作品使用与发行的法理思考。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对作品的使用和传播都更加便捷，由此产生了著作权保护在实践和理论层面的困境。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定许可，李谢标从作品中心主义下的独创性客观标准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版权认定，认为应当将人工智能作品纳入法定许可的范畴，并提出对人工智能生产物的保护期合理限缩，提高创造性认定标准[43]。孙山等从法定许可制度的角度出发，提出化解预训练的合法性危机的解决方案[44]。关于数字出版物的发行权问题，林妍池从理论层面检视数字出版物交易的规制路径，认为应明确以发行权用尽规则在数字环境的适用作为其转售的合法性依据[45]。李昊提出，在数字作品转售过程中，应从“权利范式”下版权限制规则的调整转向“关系范式”下版权许可规则的完善，设立“转售数字作品的法定许可”情形[46]。
其三，对数字版权相关问题解决路径的探索。新技术既是新问题的根源，也是解决新问题的工具。面对我国数字版权贸易中的制度型供给不足、产业基础中的创新能力不足、数据要素中的跨平台共享机制缺失等问题，崔波提出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完善制度供给、提升创新能力、建立数据共享机制等，推动数字版权贸易高质量发展[47]。面对NFT适用过程中存在的版权侵权、金融犯罪、数据泄露等风险，张琪等提出应以理性目光聚焦数字出版的自身需求和NFT技术的本质功能[48]。面对网络平台上传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张博文等认为可借鉴《德国网络内容共享服务提供商著作权责任法》中对上传人权益保障的程序性规定，设置我国网络服务提供商采用版权过滤技术时的规范[49]。
5 出版新质生产力
出版新质生产力是以智媒技术为主导的生产力的新跃迁，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力，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引擎。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新特点与新特征，对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成为2024年出版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具体来说，对于出版新质生产力的探讨主要聚焦以下三个方面。
其次，是关注出版业与新质生产力的双向赋能。方卿、张新新探讨在新质生产力的指引下，出版业通过科技创新，形成了新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要素特征，促进了产业链在技术形态、供给形态和服务形态上的重构[54]。李重、张宇认为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出版业将进一步凸显质量效率的协同型创作与生产、凸显受众导向的液态化产品与服务、凸显文化生机的多元化内容与价值[55]。王炎龙、黄婧认为培育出版业的新质生产力，需要从质态升级、要素创新与体系构建等方面转型，实现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56]。同时，出版业也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了自身独特作用。科学技术、知识和数据是新质生产力重要的生产要素。李治堂认为新质生产力与出版业形成了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关系，存在社会协调、创新反馈和数字赋能三种机制[57]。
最后，聚焦于新质生产力赋能出版的实践路径研究。陈少志等认为新质生产力应用于出版业，催生了出版业以数据要素和信息技术要素为主要发展动力的新型出版业态和全新的出版业发展范式[58]。张新新、刘骐荣提出在出版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下，出版业的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个方面的质变是新质生产力驱动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着力点[59]。当然，在出版新质生产力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存在着固有出版转型步伐缓慢、出版生产能力不足、商业模式重构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方面的挑战。基于此，出版业应当从多方面改进，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戚德祥认为应当发挥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创新相关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在出版产业的跃迁，塑造出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60]；杨石华建议优化数字出版管理制度、建立知识消费新模式、重视用户体验以进行知识服务创新[61]。
6 出版数据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形态之一，出版数据称得上是出版要素中的新事物和新概念，也因此成为2024年被广泛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围绕出版数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什么是出版数据”和“如何应用出版数据”两个方面。
第一，在回答什么是出版数据这一问题时，与之相邻的数字出版常被作为论述的起点和参照。张新新将出版从数字化转型到数据化变革视为新质生产力劳动对象的质变，聚焦于出版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机理，关注出版数据要素价值生成过程及机理体现在出版原始数据资源化、产品化、资本化的进程[62]。苏衡与严三九从“可供性”视角切入，探索作为数字出版产业转型发展生产要素逻辑的数据，提出出版数据存在信息层面的“可共创”、关系层面的“可关联”、服务层面的“可渗透”，其带来了出版行业的转型升级[63]。此外，陈铭讨论数据要素驱动出版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的机理与进路，借助分层模型，剖析数据要素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构建“原始信息-事实数据-数据要素-数据资产-数据产品-数据资本”的数据要素价值演进过程[64]，从数字出版产业层面划定出版数据的效用领地。
第二，相较于对出版数据是什么的探索，如何使出版数据切实推动出版业的发展，更加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卞开星从资产化的视角理解出版数据，将出版数据作为出版产业链上的生产要素，在出版数据资产化的路径上出版数据需要满足“可控性”“可获益性”“可计量性”三要素[65]。辛谏等从数据产品化的角度，论述“从出版原始数据到出版数据产品的过程”，是调用数据资源、发展数据出版业态的枢纽环节[66]。张新新等探讨了数据价值的实现路径，包括加快数据产品化进程、构建出版数据中台、建立合规数据产权制度、探索可信流通体系、完善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并设立首席数据官职务，引领新生产要素应用[67]；郭嘉等则立足知识空间，思考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数据出版，基于服务属性的凸显，数据出版朝着知识空间的方向发展，服务导向成为数据出版知识空间建构的核心要义，需要基于趣缘关系形成的社群，构建面向用户需求的情境化知识服务空间[68]。
出版数据面临的版权困境，比数字出版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2024年对出版数据的讨论也时常论及版权问题。比如对于数据出版的确权问题，蔡斐等建议推动以“三权分置”为核心的数据产权制度由政策转变为法律，鼓励出版行业先行先试，通过完成出版数据盘点、完善前置性个人数据授权机制、探索数据登记确权制度，以及建立数据确权协议机制来提升自身数据管理水平，为数据立法提供有益的市场经验[69]。整体来看，学界对出版数据的讨论涉及数据资源、组织形态、产业转型等多个方面，其旨归则是致力于整合数据要素资源、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构建数据要素体系。
7 红色出版史
在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新闻出版工作扮演着重要角色，回顾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不仅有利于汲取历史经验，同时也是深化出版史研究的必然路径。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因此红色出版史主题的研究，在研究议题、研究史料、研究视角等方面均表现亮眼。
其一，诸多丰富的个案研究，探讨党报党刊的价值意义。田雷通过对《红军消息》等军报的研究，印证了党性原则和“军报姓党”在东北抗日游击区中的践行历程[70]；田森杰分析以《共产党》《新青年》为代表的中共早期党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具有“凝聚组织”和“知识武器”的双重功能[71]；王淑娜考察抗战后期党领导下的《现代妇女》刊物，探讨其提升妇女抗战热情与社会地位的作用，并为新时代党的宣传动员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72]。王勇安等回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及解放区的出版过程及其价值，强调了其出版活动开创党的文艺出版事业、确立“大众出版”发行理念，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发行创新的重要作用[73]。此外，还有刘国贞、吕强等对延安时期红色报刊编辑实践、报道模式的研究[74]，揭示其“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75]等，都是个案研究的新作。
8 出版概念研究
对出版学概念的关注贯穿2024年出版学研究始终，作为出版基础理论的重要基石，2024年对出版概念的再研究呈现两种态势。
其一是对出版核心概念的再探讨。作为常谈常新的话题，何为出版、何为编辑等一直萦绕在研究者的问题域。与上一个阶段相比，本年度的概念研究既延续了概念史的路径，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从本体出发的概念考察，张安超提出“出版”概念内涵的显著特征是文化主体性，这表现在文化选择、文化加工、文化创新、文化交流等方面[86]；段乐川认为编辑概念的界定应结合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合理成分，既要把握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也要关注编辑概念的历史建构过程[87]。二是传播视域下的出版思考，庞沁文认为出版是媒介产品的创造与向公众传播[88]，黄旦则提出传播出版化的思路，探索构建数字时代的出版新模式[89]，秦艺丹同样将传播学的研究视角诸如政治经济学、媒介理论学等引入出版学，拓宽出版学的边界[90]。三是知识论的引入，于文认为“出版性”的重要内涵是生产与传播可访问性的公共知识[91]，许洁则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出发，主张以知识为出版的内容对象构建出版理论[92]。
其二是对新兴出版概念的学理讨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不同步，对于出版这一具备强烈实践性的学科而言更是如此，往往是新的出版业态已发育成型，相应的语词概念却尚未得到学理层面的解释和界定。2024年度值得关注的新兴出版概念，一是语言出版，李艳认为其是以语言知识、语言教育、语言研究等为主要传播内容的出版细分领域，并具有基础性、全民性、社会性等特征[93]。二是数据资产，杨阳指出出版企业数据资产更强调所含信息的潜在经济利益，将其定义为通过技术处理和分析后形成的有价值信息资源[94]。三是无障碍出版，吴炜华基于信息无障碍（informationaccessibility）的政策、技术与文化服务产生的综合概念，关注残障群体的信息可及、教育可能与阅读便利[95]。
从近年来的研究趋势看，出版学相关概念考察已被纳入学科研究的常规议题，只是在2024年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已。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学科发展正在朝学理层面向下深耕，无论是本体论、传播论、还是知识论层面，对出版、编辑等核心概念的一次次审视和探讨，都在丰富和充盈出版学科的内涵，由此延伸的新兴出版概念群，更是在出版实践、出版行业的不断发展中，尝试拓展和划定学科外延。
9 阅读研究
阅读研究是图书馆学的传统领地之一，近年来随着出版与阅读的密切关联被不断发掘，阅读研究也开始大范围地进入出版学研究视域，特别是与数字出版对应的数字阅读，更是成为2024年出版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本年度围绕数字阅读的研究，主要分布在概念界定、阅读与社会、阅读行为三个方面，以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兼具的学术进路，呈现出深入和广泛的总体特征。
其二，阅读与社会议题的探讨。一是对全民阅读的持续观照，2024年“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激发了对该问题的研讨。既有深入梳理本国情形，提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需要建立现代化全民阅读治理体系，强调推动全民阅读日常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体系建设[100]；也有他山之石的引入借鉴，分析韩国全民阅读的现状，指出其成功之处在于利用数字技术强化阅读资源的开发和可访问性，推广终身阅读与“均等化”阅读观念，并通过阅读推广活动营造阅读氛围，以此为中国提供参考之处[101]。二是对数字阅读影响的测量，探究数字阅读对于青少年的意义的多面性，青少年对于数字阅读意义的感知呈现出矛盾但融合的特点[102]；分析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和沉浸体验对初中生数字阅读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进而正向影响数字阅读行为[103]；调查大学生使用生成式AI参与阅读的现状，发现技术赋能提升了阅读的获取与选择能力[104]；发现AIGC通过多维度并举激活阅读主体认知、多主体嵌入增强阅读行为感知、多场景联结打造智能阅读环境赋能大学生阅读；[105]揭示社交过载、错失焦虑、隐私担忧、印象管理会触发读者的社交媒体倦怠[106]。
其三，现象学层面的阅读行为研究。曾娅妮认为“数字阅读痕迹”因其自身的信息价值与知识功能成为“读者知识”，通过共享，推动知识价值的增长与集体共识的达成[107]；隗静秋提出社会化阅读批注成为新兴的知识生产方式[108]。陈雪薇分析了数字阅读带来的多种阅读形态，比如“对话式阅读3.0”阶段的生成式智能阅读，建构了基于聊天界面的阅读平台和基于提示词为核心的互动阅读模式[109]。郭愚基于AIGC技术的三大特征：内容丰富性和阅读易得性、交互智能化和场景延伸性、服务定制化与体验个性化，提出该技术可应用于智慧有声图书馆和全景声沉浸服务、泛声音社交空间和大众有声共创两大应用场景[110]。此外，人机交互的阅读模式受到关注，李武等认为此种阅读模式中数智人扮演着“知识整合者”角色和“新互动主体”，从而赋能阅读实践[111]；林一民等认为数字人有声阅读的声音塑造和内容呈现将更加符合人们的听觉审美和自然感受，凭借更低成本、更高生产效率和更便捷的消费形式，将成为数字阅读的全新趋向[112]。
10 出版“走出去”
作为出版学科常态化的关注议题之一，2024年的出版走出去研究依然主要围绕问题与路径两大领域展开。首先是不少学者集中全面地审视和分析当前出版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刘强等通过供需数据对比发现，我国出版“走出去”供需呈现出多维错配[113]。孙俊新等更具体地指出，主题图书海外输出面临的本地化不足，儿童读物作品缺失，出版企业的市场跟进不足，出版海外盈利困难，数字融合发展不足，数字出版版权保护和统计面临难题等问题[114]；张窈则从丝路书香工程的立项数据，分析图书翻译语种分布不均、图书内容主题特色欠缺、西北地区出版力量参与度不高及模式固化等问题[115]。这些显在问题背后，有其技术、制度、文化等原因，王大可等针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版“走出去”，指出面临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数字版权贸易规则缺失、文化产品贸易存在壁垒等不利因素[116]；陆朦朦则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指出数字文化产品国际化还受到文化距离、可持续发展、国际秩序变动等困局[117]。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自2000年提出以来，已历经二十余年探索，在出版实践尝试和“走出去”理论构建方面，均有不小的收获。韩建民认为数字出版等新兴业态的出现，为“走出去”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数字出版成为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力量，数字化建设形成了产品输出、平台建设、资本运作和产业协同四类模式[118]。
其次，除了对现存问题的检视，2024年的出版“走出去”方面更重要的研究视域，仍然是立足国家战略谋划具体路径。对出版“走出去”的路径探索从不同维度展开：出版内容方面，乔辉认为中国典籍域外传播必须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促进非营利化学术书籍的出版、顺应汉学发展的趋势[119]；出版模式方面，孙德宏等指出除出版文本之外，还需要按国际出版市场规律办事，较多地选择国外版权代理商和接受方译者等“他者传播”的做法[120]；制度建设方面，裴永刚从管理与政策项目保障体系、内容供给与发行体系、数字版权保护与治理体系、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数字文化安全治理体系五个维度，多元建设我国的数字出版对外传播体系[121]。出版“走出去”本质上是文化“走出去”，基于数字出版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姬德强认为需要将平台思维纳入价值全链条，考虑多样化的用户需求，融通内外数字资源库建设，嵌入和自建并行的平台应用，并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版智能化提升生产力[122]。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出版“走出去”这一当代课题，已有学者从历史的纵深进行跨时代思考。王璞以清末民国时期外国商业出版机构别发印书馆书店空间为例，通过考察其选址、展陈与读者服务，探讨了其跨文化连接与中西文化调和的空间实践，为当代出版业“走出去”提供了有益启示[123]，无疑是研究深入化、系统化的一种表现。
11 结语
上述内容，是笔者眼中2024年出版学研究的十个热点。本文所及之外，还有诸如主题出版、少儿出版、出版营销等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是2024年出版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体量和创新度相对来说不如上述十个话题突出。对当前的出版业而言，最大的影响因素有二：一是政策，二是技术。与之相应，这两大因素也深刻影响着2024年的出版学研究。出版学科共建、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红色出版史、出版“走出去”等热点可归于政策因素，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版权、出版数据、阅读研究等热点则更偏于技术因素。至于出版概念研究的兴起，也正是在政策和技术加持之下出版学科知识体系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就纵向视野来看，2024年的出版学研究与此前的年份相比是称得上“繁盛”的。
但与其他学科或相近学科对比或者就横向视野来看，未来的出版学研究至少有两点值得进一步推进。一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夯实。笔者将出版概念列入热点之一，是相对于此前出版学概念长期缺失的情况之下，2024年的出版学研究呈现出了可喜的变化而言的，并不是说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大成，就其学理深度和学科广度来说，距离扎实的出版学知识体系之基还有很长的路子。二是实务研究的指导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所征引的百余篇文献中，占据大部分篇幅的，还大都是对出版业现象的表面化的梳理之作。这些篇什或针对于新的出版现象，或针对于新的技术冲击，就对出版业态的及时观照来说是达标的，但若从指导性和前瞻性来说，或者从跨学科视野比如与经济学等比较来审视的话，出版学的实务研究对业界的期待还有不小的距离。或许也正是针对于这个痛点，在出版强国和文化强国的大战略之下，出版学科共建计划才得以如此重视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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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出版高质量发展：价值意义、现实梗阻与调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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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学术出版伦理的冲击与法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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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预训练中权利限制制度的选择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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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价值意蕴、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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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供性：数字出版产业转型发展的生产要素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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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数据确权的动因、挑战与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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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组织”与“知识武器”：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功能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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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党报群众化报道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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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红色报刊群众路线之编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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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路明灯”：《群众》周刊的出版、发行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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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驱动阅读：全面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列著作的阅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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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系列社会科学著作出版的历史透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初步建构的发展历程、现实逻辑与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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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著作权立法的历史进程与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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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人文社科期刊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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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与使命：全面抗战时期图书馆学期刊出版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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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周恩来开拓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实践与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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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概念演进述评：兼议出版的文化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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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在哪里？：基于书史研究的粗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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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出版”：一个传播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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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企业数据资产的概念、分类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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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出版：概念界定、技术演进与实践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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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阅读特征探析：互文性、群聚化与知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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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阅读”能否带来“阅读智慧”?：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阅读能力提升的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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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赋能大学生阅读的困境审思、价值动因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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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阅读平台中的媒体倦怠：影响因素与行为反应：基于微信读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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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知识”的流通：数字阅读痕迹的传播与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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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式阅读3.0：生成式智能阅读的内在机理、外在表现与素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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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人如何赋能数字阅读实践?：基于互动性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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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版“走出去”平台协同的逻辑、定位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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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文化产品国际化的驱动因素、适应困局与战略定位：基于国内短剧出海现象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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