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方式。图书馆和出版社作为知识传播的核心机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读者获取知识信息的途径不再局限于纸质书籍，对电子书、有声读物、在线课程、数据库等数字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读者对个性化、便捷化服务的期望也在不断提升。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大力倡导书香社会，致力于提升国民素质和文化软实力。图书馆作为全民阅读的重要阵地，出版社作为优质内容的提供者，双方合作是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举措。^[1]

同时，国家对文化产业数字化、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的重视，为图书馆和出版社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战略方向。例如，《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中对文化体验新业态、文化服务供给体系都作了明确规定。其中，《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要以数字化手段推动文化内容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转型，支持建设数字图书馆、数字出版平台、文化大数据中心等新型文化基础设施，为馆社融合提供了技术路线和转型路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不仅为图书馆与出版社的合作提供了方向指引，也从资金扶持、平台搭建、机制保障等多方面创造了良好环境，推动馆社在数智化背景下实现资源共享、功能互补、服务协同，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知识服务生态提供了坚实支撑。

由于出版市场竞争激烈，出版社需要与图书馆展开合作，拓宽市场渠道，提升图书的销量和影响力。数字化发展促使双方加强合作，提供更加多元的阅读服务，以共同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图书馆和出版社各有优势：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专业的馆员队伍以及广大的读者群；出版社则拥有大量优质的图书资源和专业的编辑团队。出版社可以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平台，开展图书的推广和销售活动；而图书馆通过与出版社合作，可以获得最新的图书资源，进一步充实馆藏。图书馆与出版社的合作由来已久，依托载体和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一历史进程在对经济体制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为文化领域带来了全方位的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出版业在随后的几年间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本计划经济下高度集中的出版业逐渐向市场化转变，出版单位不再仅仅“生产书”，而要同时“经营书”。出版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也对图书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日益增强。例如，1980年出台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为全国图书馆设定了更开放、更现代化的发展目标。随后，《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等法规陆续发布，为各级各类图书馆指明了发展方向。^[2]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图书馆开始告别封闭、守旧的办馆方式，逐步走向开放式借阅、自助服务，以及更加人性化的推送服务。这一切都为馆社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土壤。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馆社合作远未形成体系化和制度化。更多时候，双方的合作模式由实际需求驱动，探索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具体而言，双方的合作内容主要以出版社向图书馆提供书目为主。其特点是探索性与需求驱动性并存，既受到当时供求关系不平衡、资源短缺的客观因素制约，也体现出双方共同服务读者、扩大优质书籍供给的主动意愿。出版社希望书籍能够销售出去，图书馆希望尽可能丰富馆藏，双方的合作目的往往高度一致，但具体如何合作、合作到什么程度等具体实践路径，还在逐步摸索之中。

21世纪初，图书馆与出版社的合作仍然停留在传统的馆配模式上，只是中间环节发生了变化。出版社对书目进行筛选后交给馆配商，馆配商再将整理后的书目提供给图书馆，图书馆确认书目后进行采购。随着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版单位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主要的改革方式包括推动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组建出版企业集团、推动出版单位上市融资，以提升出版的产业化水平。同时，改革发行体制，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图书市场，形成初步的市场竞争模式。这些改革措施使图书市场空前活跃，解决了长期以来的“买书难”问题。随着整体环境和读者需求的变化，图书馆的特藏图书更加细化，学术图书更加规模化和体系化。从2000年开始，图书馆馆藏图书的学科覆盖范围越来越全面，对纸质书品种和数量的需求不断增加。在这一时期，人天书店等馆配商开始出现。它们举办了大量行业活动，例如每年两季的大型图书交易会。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行业间的信息交流，使图书馆和出版社相互了解，为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自2010年以来，图书馆与出版社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特别是2011年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后，双方开始探索多种合作路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双方的渠道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对于出版社而言，原本主渠道与次渠道并存的局面被后续的图书电商和短视频渠道颠覆，出版社的议价能力在这一阶段被不断削弱，而经营成本却逐渐增加，因此急需开拓新的蓝海渠道。对于图书馆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全民阅读的重视使不少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获得了充足的预算，经费除了用于增加馆藏量，还用于举办全民阅读活动。然而，渠道的变化对图书馆的冲击很大，首先是读者需求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电子资源采购数量的占比逐年提高。以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为例，早在2021年，其电子资源采购数量首次超过纸本数量，且这一趋势在随后几年仍在继续。与此同时，出版单位加大了对电子出版物的投入。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23年新闻出版统计公报》，2023年全国共出版电子出版物10 205种，同比增长26.4%。然而，尽管电子出版物的数量有所增长，其营业收入仅为19.81亿元，同比增长0.15%；利润总额为1.21亿元，同比下降21.9%。因此，出版社需要与图书馆这一重要分销渠道加强合作。此外，在数智化时代，双方均拥有不少优质资源亟待开发，因此双方合作的意愿在增强。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图书馆与出版社的馆社共建可以视为重要的发展方向。这不仅源于产业融合的内在动力，还与读者阅读行为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同时受到政策支持和文化传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但目前，图书馆面临资金压力大、物理空间不足、纸质图书价格偏高、借阅率难以保证等一系列困难；出版社则面临选题同质化严重、市场控价不力等诸多挑战。尤其是近年来，人口下降导致教材教辅市场下滑，电商和新媒体的崛起加剧渠道竞争，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导致纸质图书销售市场萎缩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图书馆与出版社的馆社合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馆社合作中机制僵化、缺乏动态调节和创新引导，是目前最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之一。一方面，双方的合作大多依靠外部第三方组织或项目来推动，缺乏自发且持续的协作意愿和能力。例如，在理论方面，图书馆学和出版学各自为政，跨学科的对话与合作研究较少，缺乏能够为馆社共建提供系统指导的理论框架和策略体系。这导致馆社合作还处于探索阶段，个别创新经验和模式未从学理角度进行总结提炼。从政策层面看，尽管国家高度重视全民阅读推广、数字出版、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宏观目标的设定，但关于如何促进馆社合作的具体政策尚未明确体现，缺乏具体的落实措施。在数字资源建设、知识服务、版权保护与共享等方面，相关标准尚不健全，阻碍了馆社合作向更加规范、更大规模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理论脱节加重了合作困境——图书馆学与出版学之间缺乏跨界对话，两个学科尚未实现有效融合，导致馆社合作实践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指导和策略支持，不仅在操作层面存在缺乏整体统筹的隐患，还面临战略性和前瞻性不足的问题，难以应对数智化背景下产业变革的挑战。

馆社双方机制僵化导致模式创新受限，合作模式单一，而模式单一又导致双方机制活化缺失，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那么，馆社双方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动态协作机制，以技术驱动为基点，围绕全民阅读、数字教育、未来学习空间、智能知识服务、纸电一体化等关键领域，共同开拓馆社共建的创新之路，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当下，数智化浪潮全面冲击文化产业之际，图书馆与出版社的合作仍局限于传统的图书采购和期刊订阅等方面。这种合作模式既单一，又难以满足读者对多样化、智能化内容的需求。当前馆社合作大多依托单个项目、阶段性活动或短期合作协议，缺乏顶层规划和战略性安排。这种碎片化、被动式的合作模式导致双方难以形成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合作的整体成效和持续性也因此受到制约。

此外，馆社合作中资源的不对等现象十分明显。大型出版社与国家级、省级图书馆之间尚能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中小型出版社与区域性的基层公共图书馆往往缺乏合作。这种情况导致资源、能力和影响力之间的分化，使得馆社合作整体发展更加不均衡。^[3]

数智化背景下，技术供给和内容供给成为馆社合作面临的重点难题之一。出版社缺乏稳定且高效的数智化数据接口以及数字内容整合能力，无法向图书馆提供高质量、规范化、可持续更新的数智化内容产品。尤其是在电子学术资源和特色数字出版物等领域，出版社的供给能力偏弱，导致图书馆在打造数字化馆藏时遇到较大障碍。图书馆虽然拥有大量的用户行为数据和使用数据，但缺乏与出版社互通、共研、共用的数据机制，数据壁垒阻碍了馆社合作向数据驱动方向的发展。

尤其是在电子书领域，馆社合作进展严重滞后。出版社自建的电子书数据库数量较少，授权销售的电子书比例偏低，特别是在学术资源方面，供给不足，直接影响了图书馆数字馆藏建设的深度和广度。此外，许多出版社担心纸质书销售受到电子书影响，仍然坚持“纸质优先”的策略，使得电子学术资源更难获取。同时，尽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为馆社合作提供了工具和可能性，但目前数据库资源分散、系统集成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凸显了馆社双方在数智化合作模式上的严重滞后性。

在当前馆社合作过程中，盈利模式问题已成为限制双方深化合作与持续投入的一大障碍。一方面，出版社与图书馆合作时，长期采用单一的商业模式，即以一次性采购、授权或订阅交易模式为主。这种“卖产品、卖许可”的合作方式使出版社的收入完全依赖图书馆在合作初期一次性采购（包括纸本图书和电子书）的数量，缺乏持续性收益机制，更缺乏对用户需求的服务与挖掘，以及对用户价值（不仅指用户对已有内容的消费能力，还包括其潜在兴趣点、使用偏好、行为数据所反映出的内容优化方向与产品延展空间）的获取。尤其是在电子书、数据库和知识服务领域，由于缺乏完善的收益链条，出版社缺乏动力投入新技术、创造新内容和改进服务质量。

另一方面，图书馆在合作中多为资源采购方和使用方，鲜少参与产品设计、用户服务及后续价值共创，话语权受限且难以从合作中获得可量化的增值效益。例如用户数据、阅读行为分析、个性化推荐等环节，本可衍生出新的服务模式和盈利空间，但目前基本未被开发，形成了“单向付费、双向低效”的局面。

馆社合作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缺乏基于数智化基础的联合创新商业模式，难以整合双方的内容资源、技术资源和用户资源，无法打造协同发展、共赢的生态圈。国外的馆社合作已经开始尝试基于SaaS、PaaS、订阅增值、分级授权、按使用收费等方式的商业模式，而国内的馆社合作尚未与这些新模式进行有效衔接，即尚未在合作机制、平台架构、产品设计和收益分配等层面，形成对接这些新型模式的系统能力和实践路径，仍以传统采购为主，缺乏面向持续服务、精准推送和数据驱动的业务转型，也未能搭建起合作的新机制和新路径。因此，合作收益不足，难以形成正向投入创新的发展动力。

数智化时代，国外图书馆与出版社的合作模式逐渐向技术赋能、资源共享、服务创新等方向发展，通过多种合作形式实现图书馆与出版社的共赢。

美国大学图书馆与出版社合作推进纸质资源的电子化，共同开发数字出版平台。图书馆凭借自身技术优势将学术著作数字化，出版社提供内容资源，二者合作推出开放获取期刊或学术数据库，以降低学术传播成本。美国大学图书馆与出版社还合作创建专题数字资源库、高校科研成果数据库，图书馆负责资源整合和长期保存，出版社负责内容编辑和传播。通过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型，高校图书馆和出版社合作优化馆藏资源，提升服务品质和用户体验，推动学术成果传播与开放获取，支持学者的创作和研究。

美国高校图书馆与出版社的合作模式较为成熟。例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图书馆与超过四百家大学出版社、学术协会及相关出版商合作推出了“Project Muse”，旨在通过网络提供高质量的人文社科学术资源，以取代商业性期刊。密歇根大学图书馆与出版社开展了“Digital Culture Books”合作项目，探索新型人文社科出版模式，并创建同行评议的开放平台，实现学术专著的数字化。肯塔基大学图书馆与肯塔基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多学科期刊和论文集，同时在出版物上制定数字保存策略，以确保长期访问，方便后续开发。匹兹堡大学图书馆与出版社合作，在出版社出版750本书后进行数字化处理，从而提升出版社的销售额。乔治城大学图书馆与乔治城大学出版社合作，将出版社内容纳入乔治城大学图书馆的“Digital George town”平台，探讨数字出版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益处。这种合作不仅提升了图书馆的信息化水平，也为出版社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

综上所述，高校图书馆与出版社的合作模式逐渐超越资源共享的范畴，向学术交流、文化传承、阅读推广等多功能平台方向发展，即“单一交易关系”向“系统性合作生态”的转变，是图书馆和出版社共同应对数字时代内容服务转型的一种高级发展形态，同时更加注重数字化转型和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推广。

高校图书馆和出版社借助标准化技术协议以及版权共享协议实现资源无缝对接。例如，德国部分高校图书馆与Springer Nature合作，采用订阅模式向用户提供电子期刊和电子书，用户可跨平台访问。爱思唯尔（Elsevier）与许多国家的高校图书馆展开合作，推出区域性学术期刊，凭借本地化内容吸引全球读者，并依托图书馆网络扩大发行范围。开放科学倡议（如S计划）促使国际出版社和图书馆加强合作，要求公共资助的研究成果必须开放获取。荷兰、英国等国家的图书馆联盟与出版社签署大规模开放获取（OA）协议，以削减订阅费用。国际数字出版联盟推动元数据标准化，使图书馆和出版社的资源能够在不同平台上检索。欧盟的《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旨在简化跨境版权授权流程，为馆社合作提供法律支持。

通过大数据分析工具分析用户行为，出版社和图书馆合作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例如，Elsevier（爱思唯尔）的SciVal平台与高校图书馆合作，为研究人员量身定制学术资源推送方案。通过学术活动和社区共建，图书馆和出版社双方得以紧密联系。例如，美国大学图书馆与出版社合作经营学术博客或社交媒体账号，加强作者、读者和编辑之间的交流，形成学术社区。

此外，在跨领域人才联合培养方面，国外馆社共建有了新的思路。出版社与图书馆合作开设数字出版课程，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版权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例如，德国慕尼黑大学设有“数字出版与图书馆学”双学位项目，通过产学研合作，构建“出版—保存—服务”的一体化生态系统。剑桥大学出版社与剑桥大学图书馆合作，将新出版的电子书直接纳入图书馆馆藏，同时图书馆向出版社反馈用户的使用数据，以改进出版策略。^[5]

数智化背景下，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时，图书馆和出版社逐步成为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馆社融合发展，共同探索资源共享机制，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内容的跨平台、跨终端传播，将进一步扩大优质内容的覆盖范围，合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和全民阅读跨越式发展。

以技术创新为手段，构建图书馆与出版社的合作关系，利用数字化工具、数据共享平台以及智能技术应用，突破合作障碍，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服务的更新迭代。通过开发联合采选系统，使出版社的出版数据与图书馆的采购需求直接对接。例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智能联合新书采选系统”汇集了110家出版社和153家图书馆的数据，支持在线调研（包括馆配前期的书目筛选、选题评估、征订建议）、读者荐购和大数据分析，提高采选效能。双方借助区块链技术跟踪资源使用情况，确保版权透明，并采用统一的电子书格式（如EPUB）以及元数据标准，使资源能够跨库检索和共享。图书馆和出版社能够共享用户行为数据，从而改进资源推荐。图书馆拨款资助开放获取出版项目，出版社通过开放获取（OA）平台免费提供学术资源。双方还合作创建专题数据库，涵盖非遗文化、地方文献等内容，并利用抖音、微博等平台创建线上社区，促进作者、读者和编辑之间的互动。^[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这为馆社双方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年来，图书馆馆藏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电子资源已成为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电子资源的馆藏比重不断增长，而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在此背景下，开发具备专业深度和行业针对性的“垂直内容资源”成为馆社双方协同发力的新重点。所谓“垂直内容资源”，是指围绕某一学科门类、专业领域、应用行业或用户群体进行系统化内容建设、产品整合和服务定制的资源形态。相较于通识型资源，垂直内容更具专业性、结构性和应用导向，能够满足精准服务和高价值场景的需求。目前，纸电融合出版的快速发展为此提供了良好的支点。一方面，许多出版社通过纸质图书与电子书同步开发、打通销售渠道、统一授权，构建从纸本内容到数字平台的全链路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图书馆界正在积极推进“纸电同采”，即在采购纸书的同时同步引进电子版，从源头提升电子资源的覆盖面，进一步增强资源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更具价值的是，垂直内容的开发已不仅限于单本图书或某类期刊的简单数字化，而是向数据库、知识库、平台化服务全面跃升。许多出版社正围绕自身优势图书内容，打造系统化电子资源产品，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社会科学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数据库”、科学出版社的“科学文库”等。这些资源已成为专业用户在学术研究、政策分析、成果转化及推广应用等领域的有力工具。还有一些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联合建设数据库，如清华大学出版社联合25家出版社共同开发的“文泉学堂知识库”等，这类项目不仅推动了电子书、数据库等产品形态的标准化建设，还为今后出版社间的资源整合、平台共建、服务外延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增强了行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集体协同能力与市场应变能力。^[6]此外，图书馆与出版社应有效利用大数据分析、区块链技术等新技术，不断优化图书产业链，构建良好的馆社生态圈。馆社双方要注重用户思维，同时重视新技术的应用，实现馆配生态链主体对读者需求的个性化、互动式、自主式服务与管理，促进双方有效融合，从而建立一个互联共享、良性发展的图书产业生态圈。

图书馆资源建设正从纸质化收藏转向数智化收藏，出版业务也已进入数智化推广阶段。合作意识的形成需要馆社双方充分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合作。出版社与图书馆应加强交流与沟通，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探讨合作的目标与方向。双方需明确各自的职责与义务，制定合作机制和管理制度，以确保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同时，双方应持续加大对合作意识的宣传力度，开设数字出版相关课题，吸引更多人参与合作，营造全员参与、共同推动的良好氛围。

出版社拥有丰富的图书资源和专业的编辑团队，图书馆则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和专业的管理团队。双方可以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共同开发资源和打造品牌，提高文化传播效率。当前文创产品的火热，为双方合作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例如，中央编译出版社自2021年起与各地公共图书馆开展合作，推出了《共产党宣言》智能书灯、马克思恩格斯系列文创等三十余种文创产品。^[7]同时，图书馆设置专门的展位来展示这些产品，这样既提升了出版品牌的美誉度，又提升了文化的传播效率和传播力度。随着出版社和图书馆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开发和品牌建设，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合作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数智化时代，出版社与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播领域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合作对于文化资源的共享与传播以及全民阅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双方需在后续的合作共建中补齐短板，注重对合作过程的管理与优化，提升合作效能，开创高质量合作的新篇章。双方合作采购的图书（包括电子书）应做到以下几点：新，能够体现学术发展前沿的最新图书；全，确保学科图书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准，读者可以快速准确地找到所需图书；快，无论是电子书还是纸质书都能够快速获取；智，体现图书的学术性与专业性。另外，馆社双方还应参照国家规定的服务标准，优化团队培训与服务流程，尤其在馆藏管理、读者服务、活动策划等环节实现专业化运作。同时，应探索标准化、可复制的合作模式，为区域协同发展与推广应用提供制度支持与实践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