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再融合与经济再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出版业不断发生新的力量角逐与角色转变，搞好对外出版工作的意义尤显重要。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已有的依赖于西方媒介实践所建构的全球化传播理论范式正在受到更多挑战，现有的国际出版市场的利益划分模式备受质疑，文化对等、利益均衡等诉求也日益显著。这不禁引人思考：中国的对外出版活动及其理论范式，在这一变局中应如何自处？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可以进行怎样的扩展与升级？

针对此问题，本文从梳理中国对外出版实践的发展历程与规律出发，进而解析其背后的跨文化传播范式，并在“新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传统跨文化传播范式展开批判性思考，最终希望呈现以中国为基点的对外“跨文化出版”的新理念构架。

本文所探讨的“对外出版实践”，是指中国政府以各种方式来推动国内出版业向海外进行业务合作与拓展的系列举措。从历史经验看，政府与出版机构的互动关系以及对外出版的战略实践模式均有着鲜明的变化与转向。

对外出版合作是中国党政部门的顶层设计之一。刚起步时，它是政治外宣的一环；随后，其又转向了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领域，成为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商贸行为，并充分融合了中华文化的特质；伴随国务院机构改革，与之相关的管理工作部署也不断进行调整，以适配时局变迁。我国的对外出版合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此时中国的对外出版活动主要借助外文局和国际书店两家事业单位展开。相关出版工作是在对外宣传的大框架下进行的，政府部门主导着对外出版活动。

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后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重构与重振出版市场是此时中国出版业的核心任务。此时，政府引导并帮助企业开展国际出版交流，开拓海外市场，对外出版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从党政部门主导转向了经济商贸部门主导。

第三时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政府开始通过文化政策鼓励出版业自主探索对外出版合作的方法，以尊重行业发展规律，相关措施不仅持续深化了对外出版活动的经济属性，也促使对外出版活动在种类与模式上不断得以丰富，并呈现出更多文化“民间交流”的属性。

第四时期以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印发与实施为起点，延续至今。一方面，政府强化了对出版产业意识形态工作的引导。国务院直属机构原国家新闻出版与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版权局）专设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负责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内容的相关管理工作。中央宣传部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和国家电影局牌子，分别负责新闻出版与电影事业的相关工作。^[7]另一方面，出版合作与政治外交的交织更加紧密，前者作为重要议题，被嵌入各类双、多边国际合作协议及具体文件中。如《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对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等。至今已经开办三届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所形成的合作成果清单，也多包含有出版类项目和成果。

出版业“走出去”战略的具体实施表现出从“翻译模式”向“推广模式”的转变。战略尚未成型的前期，相关部门发现欧美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的主要成本在于翻译费。于是在中法文化年试水的“金水桥计划”“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都以资助翻译费为核心激励手段，之后又采取了更为多样化的资助方式。2014—2016年间，“丝路书香工程”除了“重点翻译资助项目”，还开设了“重点图书展会项目”“国际营销渠道项目”“图书互译项目”“汉语教材推广项目”“中国优秀原创期刊海外推广项目”“出版本土化项目”“中外合作出版项目”“网络游戏和出版物数据库推广项目”“融合发展走出去项目”“人才培养项目”等，这些资助项目涵盖了出版内容、营销渠道、数字出版、人才培育等多个领域。^[8] 2017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起了“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组织各国汉学家、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写作中国主题的作品，该项目一直持续至今。^[9] 2021年，《丝路书香工程2021年申报办法》中也强调“重点支持由海外汉学家、作家、翻译家、出版家翻译出版和写作中国的项目”^[10]，这既说明“丝路书香工程”对“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的支持态度的不断深化，也反映出出版“走出去”战略的具体执行方式正在不断革新。

作为中国政府在出版业方面的顶层设计之一，中国对外出版实践的发展动力首先是现实困境的实用主义改革需求。故而，此前学界的观点多是基于出版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给出在特定环境下的解决办法。不过，其背后依赖的理论范式隐含着的“文化冲突论”在不自觉中维护着西方文化中心意识，与当下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存在不适配性，亟须新的理论加以支撑。

中国对外出版合作活动在2000年后被逐步整合为出版“走出去”战略。故而，中国对外出版合作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实践困境。许多出版学者认为出版“走出去”的困境集中在“经营问题”和“文化隔阂”两个方面。

经营问题是指出版管理部门在指导对外出版工作及出版社进行对外出版活动中需要改进的不足。相关学者在该主题下的反思主要集中于“政策适用”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如王大可认为，在政府出台政策或规划来加强引导中国对外出版的活动中，中国出版社之间产生了无序竞争，输出区域不平衡、扎堆出书、质量低下等问题。^[11]魏子凡、赵树旺、徐晓琦分别指出，传统图书、数字出版和大学出版社等领域的出版活动都缺少国际出版人才的支撑。^[12-14]

文化隔阂是指中外文化存在差异，并导致中国对外出版的过程中经常遭遇他国文化的阻隔。相关学者对该主题的隐忧集中于“选题策划”和“文本翻译”两个方面。如徐敏峰认为，在选题上，中国对外出版的图书未能了解外国读者的真正需求，在翻译上缺少高素质翻译人才。^[15]王倩认为，我国图书出版在翻译转化时会面临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表达方式转变的困难。^[16]周仕参认为，出版“走出去”存在文化势能不足和价值观壁垒的核心问题，更应当鼓励编辑的选题思维也应当“走出去”。^[17]

这类研究也正如前文提及的规律所言，自改革开放之后，对外出版活动通常被放置于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框架中。这一框架可以帮助从业者快速找到出版业务中的微观问题，但过于重视找寻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而没有在宏观层面归纳和反思问题背后的规律，往往会忽视一些隐匿的结构性矛盾，限制了中国对外出版实践的长远发展。在“企业经营策略”和“文化交流方法”层面继续深挖，很容易遇到以下难以解决的困境：

第一，一些主权国家政府出于各类目的经常以行政方式干涉跨国贸易与文化交流，出版业作为文化产品的重要生产与销售者，势必受到影响。如2016年美国通过《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推动美国政府所谓的反外国宣传计划。2017年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逐步从“贸易战”转变为政治、科技、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的战略竞争，引发了多国的“抱团”与“站队”，增加了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风险。^[18]中国出版学界与业界曾试图在微观的“企业经营策略”层面寻找解决方法，寄希望于“自带‘全球化基因’的互联网行业”帮助文化产业突破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交流壁垒。而美国利用行政命令以各种理由打压字节跳动、腾讯等企业的行为，无疑宣告从“企业经营”视角来解决对外出版问题的策略具有脆弱性。

第二，西方社会反全球化民意思潮四起，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活跃，文化排外现象加剧，使得中国针对西方国家的出版活动在社会舆论上受阻。自2016年以来，西方全球化体系的弊端逐步显现。于西方社会而言，贫富差距拉大、族群撕裂、公共安全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使其所倡导的全球化逐渐失去了民意基础，其后果之一便是民族主义的复兴——在文化上具体表现为民众对本国文化和传统的坚守，对自身民族身份的强调，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以及对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反感。^[19]如前文总结，中国对外出版活动在2000年后逐步被统筹入出版“走出去”战略，而该战略衍生自21世纪初中国经济、文化“走出去”的整体规划。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外合作出版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对“西方主流的全球化价值认同”和“同一世界梦想”的思想内核。^[20]中国对外合作的出版物承载的文化和其推崇的文化融合思想，与当前西方社会的文化“排外主义”产生了冲突。企图从“文化交流方式”这一微观层面去解决结构性冲突，很难产生理想的效果。

跨国出版并非仅是全球文化市场中跨国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或跨国企业与他国读者的友好交流，更体现为主权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考察对外出版活动不能仅关注其商贸或文化面向，还要看到其背后存在的经济竞争与政治博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征程中，对外传播活动应当在整体性外交原则的指导下，相互支撑，共同发力。^[21]

所以，中国对外出版实践不应仅停留于鼓励出版社生产特定语种或选题的出版物的浅层次上，而更应重视其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思路、理念和方法的统合。高水平出版“走出去”的方法是让出版“走上去”，即重视对外出版的顶层设计，让中国的对外出版活动同对外商贸投资、外交关系工作相结合。

基于对当下困境的分析不难发现，对外出版活动应当回归政治经济场域，密切配合外交活动，让出版“走进去”“走上去”“融进去”。这亟须调整传统研究范式，寻找适配的新理论加以支撑。

如前文所述，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从早期的“翻译核心模式”逐渐转向后期的“多核并进模式”。这既是工作实施者在既有经验中寻求创新突破，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也是数字出版时代中营销等出版流程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直观反映。它反映了部分从事中国对外出版工作的业者和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理论范式来指导工作。早期，翻译工作被视为跨文化传播实践中突破文化隔阂第一步。如荣风静认为，翻译出版的工作是实现不同文化间通过语言符号的转化过程，而跨文化传播是“‘我文化’与‘他文化’之间的传播与交流”，很大程度上，“出版翻译的本质即是跨文化传播的问题”。^[22]赵树立认为，中国对外出版活动无可避免地会遭遇到“文明冲突”，建议对外出版工作一方面以“文化移情的思想提高对外出版中的翻译水平”，另一方面按照“物质—制度—观念”，“由表及里的顺序甄选出版翻译的内容”，同时也要“运用多种渠道拓展出版翻译的路径”。^[23]而随着实践的发展，通过多种创新形式来建构对外出版生态的举措也被视为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深入理解与运用。刘建认为，“出版即文化传播”，阻隔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大阻碍是文化差异与误读，而“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属于跨文化传播范畴，利用丰富形式“构建起跨文化出版生态”，不仅能实现“文化融合”，消除“文化隔阂”，甚至还能形成“文化张力”，以“维系和巩固跨文化出版生态”。^[24]

然而，使用跨文化传播作为研究出版“走出去”战略的理论范式时，会存在两个显著问题。其一是出版是一个融合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因素的复杂行为，跨文化传播理论对传播媒介物的无意忽视，以及将政治经济学问题有意还原为“文明冲突论”的传统，使之与出版这一具有语言、传播、经济等多学科融通的活动难以高度匹配。其二，跨文化传播理论可以作为出版“走出去”战略在翻译、选题、营销等微观层面的注脚，但在面对以资本出海为特征的对外出版新阶段的种种举措时^[25]，它是缺乏解释力的。

事实上，问题不仅出现在学科交叉层面，跨文化传播理论本身的时代局限性也逐步显现并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对外出版活动。诞生于二战后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服务于“美式全球化”体系。一方面，它弱化了文化的政治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内核，将资本主义推行于全球，又将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包装为“文明的冲突”，将矛盾转移到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之上；另一方面，它以文化多元主义为理论框架，维系着“我文化—他文化”的二元对立，拒斥非西方主流文化。^[26]中国对外传播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落入了该理论的陷阱中：早期借由该理论，中国出版企业试图迈入西方文化市场，却因所谓“文明间本质的冲突”而不断迎合西方叙述；后期又以该理论作为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输出文化产品的主要依据，虽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但多数又仅强调自我叙事。

不可否认，中国对外出版实践不缺颇有成效的实践案例。但如前文在认识论层面的论述，中国出版要通过“走上去”来实现“走出去”的质变，在方法论上也应有选择地扬弃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寻找更为合理且适用的新范式。而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跨文化传播理论结合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或许能为构建新时代的对外出版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由加拿大籍华裔传播学者赵月枝提出的理论。从英文来看，该理论有两个创新点可以给中国对外出版提供实践借鉴。其一，它强调文化之间的沟通，是基于本土文化的融合转化，而非单方面的介入。从该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巴后殖民主义学者费兰度·奥迪兹（Fernando Ortiz），她使用“transcultural”取代传统跨文化传播理论中的“intercultural”，来分析“古巴与西班牙殖民者之间不平等的文化碰撞和由此产生的后殖民文化转型过程”，“transcultural”带有鲜明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学术立场，赵月枝认为其代表“重访早期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者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去殖民化运动背景下所秉持的反帝反资立场和社会革命视角”。^[27]史安斌认为“transcultural”是一种区别于传统跨文化传播的全新理论体系，是在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新全球化社会背景下诞生的文化理论，关注到文化间的“杂糅”和“变异”，而非强调文化间的“冲突”和“调适”以服务于美式全球化。^[28]姜飞指出，“transcultural”旨在突破传统跨文化传播中过于聚焦人际与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双向传播框架，“以文化的‘贯通’（trans-）为手段，以‘天下（共同体）’利益为己任”，逃脱单一的民族国家利益框架，构造新的文化交流体系。^[29]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鲜明地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观念，并自觉观照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状况及其与全球主流文化中的互动。这一学术立场和理论前提是值得中国对外出版实践及其研究加以参考的。

其二，它开辟了跨文化传播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结合的理论视角。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关系的大转型”作为时代背景，旨在解决传统传播政治经济学在非西方国家难以适配的问题。以中国为例，赵月枝认为“文化领域在现代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当代中国已经因为部分地内化了西方文化变成了一个‘混合型的跨文化国家’”，故研究中国传播活动中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时，应当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不同文化间的碰撞过程”为背景，聚焦“社会体系的动态转型与历史性演变过程以及传播与文化的社会历史嵌入性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30]。换言之，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从全球文化交融状态考察传播活动背后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权力的学术路径。这也契合了出版“走上去”的核心观念：在思考文化交流问题时，也应当更多观照政治经济场域的问题。

不过，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并不能直接作为对外出版实践的指导理论。一方面，对外出版合作自被纳入出版“走出去”战略后，便从属于我国文化整体发展战略的一环，其关注的核心议题仍然在于文化传播。而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则在于文化传播表象背后的政治、经济本质，与对外出版实践的研究对象有明显不同。另一方面，对外出版合作研究的目的在于指导中国出版业的海外拓展，因此应既有理论指导又有方法指引。而从赵月枝等学者所谈论的“国际斗争”“技术政治”“意识形态、所有权与控制”等议题来看，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鲜将视角细化到具体行业层面。

所以，在传统跨文化传播实践及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本文提出“对外‘跨文化出版’”的新理念，以深度适配到出版“走上去”的对外出版实践中，以期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

对外“跨文化出版”是基于研究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的视角，在批判传统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并呼吁以新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格局为时代背景，在国际政治外交关系、跨国投资与商贸动向、全球文化融合与交流的三元视角中，研究对外出版合作活动并提出行动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是“跨文化出版”在“对外”出版领域中的应用，试图回答的是承载中华文化的出版物如何走进其他域外民族国家的读者，以改进文化间沟通交流的问题。“跨文化出版”理念本身还有更为宽广的意涵，如回答国内出版机构如何出版“涉外”内容，国外出版机构如何“对内（中国）”传播，中国境内不同民族文化间如何加强实质交流等。换言之，“对外‘跨文化出版’”中，“跨文化出版”是面向实践的理论指导，“对外”是具体实践领域的变量；“跨文化出版”可以在“对内”“涉外”“民族间”等具体场域中获得新的意涵。

下文提出对外“跨文化出版”的三个基本观点，并描绘该理念的基本轮廓：

第一，对外“跨文化出版”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目标。前文提及，对外出版合作作为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重要部分，应该与外交工作、外贸投资战略协同发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对外政治和经济战略的交汇点，也应当成为对外“跨文化”出版的核心目标。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外交工作部分的标题。从报告的内容安排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31] 2015年3月27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产生于“世界格局大调整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框架”，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的承诺，也是维护经济全球化成果和机制的努力”。^[32]而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目标是以经济协调和高度发展为基础，“实现人类的和谐发展，以建构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33]事实上，除了出版业的“丝路书香工程”之外，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其他领域近年也在自觉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指出，需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舆论支持、文化条件”，由此“护航‘一带一路’”成为“中国重点（新闻）媒体目前以及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34]，以上论述并非近年中国对外传播战略部署的注脚，而是意在强调在对外出版合作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用于消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区隔”的“话术”，更是中国出版业在面对全球交流对象时的核心目标。再进一步来讲，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出版领域的整体话语构建方式加以改造和升级。

第二，对外“跨文化出版”需要形成新的话语体系，以促进真正的“民心相通”。福柯认为，“话语是一套陈述，其生产被一定数量的程序控制、组织和再分配”，话语“隶属于或来自同一构成系统的一套陈述”，应当“把话语作为一系列事件”来考察其与“经济系统或政治领域、机构”之间的关系，“权力生产了话语，话语又为权力带来了合法性”。^[35]以跨文化传播为核心理论的出版活动，采用了一种“我文化—他文化”的融合理念，虽然高举“文化多元主义”旗帜，但内核是对“文明等级论”和西方主流文化宰制的无意识认同，不经意地服务于西式全球化政治与经济的扩张。这种话语不仅存在于中国出版业面对西方国家的出版实践中，也被无意识地带入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具体表现为对“我文化”的描写和对“他文化”的忽视。事实上，已有不少出版学者指出中国“走出去”战略指导的各类工程里所出版的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图书过多，但这些学者给予的改进建议往往是“多书写现代中国”等，本质没有脱离开“用中国文化吸引他国读者”的单一逻辑，也没有摆脱其背后仍然带有的较强的等级论色彩和“我—他”冲突观。故而，在植根于西式全球化的文化话语逐步失去经济优势和政治基础的当下，中国出版业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命题进行新话语的打造，让对外出版活动从书写“我文化”到书写“共同体”，从“展示文化”到服务于“民心相通”。值得强调的是，正如福柯将“话语—权力”观投向知识生产领域，中国出版业在促进文化类图书对外出版话语与格局的改变时，也需要格外重视学术出版的加快演进。“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部分”，学术出版是“打破西方出版机构话语权垄断的重要途径”。^[36]然而，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国际对话能力远不及自然学科，增强中国学术的对外出版能力和吸引力，不仅需要精进内容，更需要为内容生产与传播提供良好的支撑环境。

第三，对外“跨文化出版”需要更加重视物质层面的建设。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提示研究者要重视文化背后的物质性基础。一方面，文化的产生离不开物质环境的培育。以对外学术出版为例，谢寿光指出，应该重视作为国际学术出版主体的专业学术出版机构的发展问题，通过建构“政-产-学-研-用”的一体化机制来“培养、造就大批有较高专业学术素养和外语功底，具备国际学术视野的学术出版专业人才”，鼓励“倡导、鼓励各个学科的一流专家参与乃至直接进入出版领域”^[37]。另一方面，文化也需要借由合适的物质载体来加以留存与传播。出版“走出去”系列项目中不乏多种多样的渠道建设项目，而在数字时代，中国出版社更需要进一步探索与亚马逊等国际网络渠道商的合作机制。同时，也需要对数字资源的整合与保存工作加以重视，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早已将整合数字（出版）资源纳入国家战略，培生、爱思唯尔等西方大型出版集团也已建立了数字资源的保存基地。“这些长期保存规划与实践，为西方继续主导数字时代的话语权提供了可能”，中国出版管理部门与业界理应筹划“数字出版长期保存体制机制和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目前，“国际大型出版集团正在进行内容+技术+资本的全球化整合，跨国、跨界的国际化兼并重组成为新的潮流，兼具内容、渠道和平台的融合型内容提供大中盘正在孕育产生。”^[38]中国出版业不能仅依靠国内出版机构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出版市场中单打独斗，而是需要集中统筹，合理分配资源，在国际出版业的“物质建设”战场中步步为赢。

随着AIGC等新技术的挑战及国际关系中不确定因素的增强，国际出版领域面临的挑战空前增加，国际出版合作的难度也进一步增加。中国出版业需要认清历史方位、明晰自我定位，以对外“跨文化出版”的理念来重新思考对外出版合作实践。中国的相关出版学术话语与研究范式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应该深度关切时代诉求，果断增强相关理论的可阐释性与适配性，继续提升“出版学”的学科主体地位，将“跨文化出版”列为重要的研学领域，如可融合借鉴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翻译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国际商务硕士等的已有招生模式和培养经验，积极拓展出版专业博士（国际出版方向）的培养工作。多元化的跨学科、跨国境、跨语言的人才培养以及历史、现实、未来出版资源的高效汇集，将会为实现真正的对外“跨文化出版”提供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