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引导支持下，在各项政策和评价模式激励下，主题出版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首先，在各级奖项和各部门激励政策的推动下，出版单位和一线编辑对于申报主题出版项目的积极性有了显著提升。经过几年的努力，主题出版已经逐渐融入各类出版奖项评选中，如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评选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衔接，入选前者的主题出版物基本能获得后者资助，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各出版机构开发优秀主题出版项目的积极性。同时，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成为各类奖项与资助的敲门砖，因此，出版机构对主题出版奖项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其次，在有关部门评奖政策与指南的指导下，在相关学术机构和出版单位理论创新与实践总结的引导下，主题出版优秀图书种类朝多样化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导下，2018年8月上海长三角主题出版论坛上提出主题出版内涵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拓展后，其选题有了更丰厚的土壤与源泉，主题出版也在这个过程中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最后，当下国家级的项目资助、奖项评选以及地方权威奖项评选中，不断加大对主题出版项目的支持，主题出版的数量和质量在不断优化，同时也带动经济效益的提升，主题出版两个效益相结合的现象越来越显著。由此可见，主题出版的相关评价在近几年已有较大发展并产生了显著的激励效果。

但同时，由于主题出版是一个动态发展且时效性强的出版板块，虽然其内涵和范畴在近几年已相对明晰，但其评价体系的设计与制定还在不断探索中，因此分析主题出版评价体系相关要素构建的基本原则、对现有评价模式及其作用效果进行分析、提出主题出版评价体系构建的相关思考，对未来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有重要价值，同时也对出版学科体系构建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意义重大。

对主题出版评价体系构建的研究，首先需要结合近年来主题出版工作相关政策文本及实践观察，明晰评价体系的基本设计原则和重点要求，包括评价方法、评价目标、评价对象、评价标准等，作为具体实施和完善的基础。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指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完善对各类文艺企事业单位和团体的考核评价机制。”由此可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于文化企业可持续发展缺一不可。从主题出版历年的项目申报和评奖文件来看，政治导向和质量把关依然是评价标准的重中之重，但选题创新能力也成为入选的重要标准。不过，目前一部分已经获奖的主题图书还较多依赖系统发行，并未转化为真正的市场购买力，被普通读者所熟知。因此，通过市场效益的评价更好地引导主题出版作用于广大读者，实现主题出版图书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统一，应成为评价方法设计的重要原则。

事实上，近年来出版界在主题出版双效统一方面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据开卷统计，2024年的主题出版图书动销品种、品种比重和码洋比重分别为42655种、1.77%、2.88%。2023年《闪闪北斗耀中华》《芯片超人本领大》等书进入开卷少儿畅销书榜单。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国之脊梁：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百年》销售超200万册，更是成为现象级图书。主题出版已经成为出版市场追逐的一个新增长点。因此，评价体系的方法设计应以坚持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统一为原则，做好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引导工作。

主题出版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总结提升、对政策文本的阐释和分析有助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为评价工作提供思路和方法。主题出版选题最开始聚焦党史、国史军史、红色文化领域，党的十八大后，国内一些研究机构率先将三种文化引入主题出版领域，随后出版机构大胆尝试探索，开发了不同类型的复合型选题，这些复合型选题已广泛出现在各类评价活动中，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新提法、新论断，及此后主题出版的理论研究结合实践产生的新问题，对主题出版的功能定位、现实转向提供了新指引，深化了对主题出版的新认识，也对相关主体完善评价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1]。

不过，理论的创新总是建立在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基础上，但出版机构的实践并不能完全被理论实时捕捉，因此评价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应大胆突破，及时应对行业中出现的新问题、新事物。例如，当新的产品形态出现，如AIGC创作物，就需要评价体系及时更新并介入引导。总之，主题出版评价目标的设计需要及时响应理论前沿和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不断完善与更新。

在政策导向和实践变化中，主题出版精品化发展成为未来趋势，这就意味着需要对主题出版物进行具体化、精细化评价，主题出版评价体系的对象也将以系统化、全面化呈现。

主题出版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宣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部署做好2024年主题出版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把内容导向要求落实到出版全过程，把好选题入口关、内容质量关、装帧设计关、宣传推广关。”明确要求提升主题出版全过程的质量把控，可见，局部与整体协同是新时代主题出版评价的内在要求。

但是，现实情况中整体都让人满意的主题出版物尚在少数。有些主题出版物选题立意不错，但内容表达稍显枯燥，可读性略差：抑或空洞化、口号化编写，抑或虎头蛇尾、匆匆收笔；有些主题出版物写作扎实，资料丰富，但因书名平平无奇，好书常被埋没；有些主题出版物书名和装帧设计已经较以往有新突破，印刷工艺更精美，整体更贴近读者，但逻辑框架和内容表达却不够出彩。在这样的现实背景和内在要求下，主题出版评价对象应系统化、立体化，涵盖主题出版全流程要素，运用协同评价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实现主题出版整体创新的深层次要求。

自2021年起，中宣部对主题出版选题工作的部署中，向世界展现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成为重点选题方向。需要明确的是，主题出版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定位是有所区别的 ^[2]。在国内市场，主题出版以主流价值观引导、培根铸魂育新人、凝聚党心民心为指向；在国际市场，则以阐释理念、消除隔阂、展示形象、构建话语体系为指向。因导向和任务的差异，对主题出版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评价标准有相似之处，也应有不同侧重。比如，要实现对读者的影响，评价效果要坚持两个效益的统一，但作品类别上，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品不一定在国外市场能有类似的效果；作品题材上，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科技类主题出版可能更容易被国际读者所接受。因此，主题出版评价体系的标准建立要重视并区分两个市场。

主题出版是时效性、应用性、系统性较强的出版活动，对主题出版评价体系的研究需要回归现实，从评价目标有效性、评价对象系统性、评价方法全面性以及评价标准适配性几个方面分析现有评价模式存在的弊端，从而思考未来评价体系构建的方向与路径。

主题出版纸质图书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其创作模式、推广渠道和评价方法已有一定基础，但主题出版数字化产品由于发展时间较短，且呈现形式多样化，其评价方法还需要系统完善。主题出版的数字化要取得实质进展和效果，更需要评价体系的引导和鼓励。

2022、2023、2024年度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通知中不断强调主题出版物内容呈现传播方式的创新，“推动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为主题出版持续赋能”“打造一批可看、可听、可体验、可互动的新产品新服务”等提法可见，有关部门对主题出版数字融合的要求愈加深入。

从实际发展看，中国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读者数量长期保持相对稳定，数字阅读读者规模甚至远高于纸质阅读读者。2024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9.9%，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80.6% ^[3]。这一趋势决定了主题出版纸电融合的必然性以及迫切性。

但相对而言，主题出版由于其主题的严肃性和厚重感与数字产品的生动性和娱乐性存在一定落差，因此依然存在融合形式生硬，传播效果不太理想的现象。2021年数字出版精品遴选计划中，入选的主题出版项目不足1/3；2022年未见主题出版类产品入选，更多的以学术出版相关数字产品为主；2023年入选主题出版项目近十种，数量有明显增加，且选题也开始多样化，而不只局限于党政读物的衍生产品。但主题出版融媒体产品开发依然较多依靠行政力量支持，受众范围有限。这一问题与传统出版机构的路径依赖有关，也跟融媒体开发成本有关，目前主题出版数字化产品还未形成有效市场，大部分产品无法依靠数字化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导致主题出版数字化开发动力明显不足。

评价方法是直接作用于评价对象的系统评估方法，只有评价方法明确体现出对主题出版数字化的重视，才能真正引导出版机构将主题出版的融媒体发展落到实处。目前出版领域的数字支持计划以及相关奖项，已开始纳入市场效果评估相关指标，如数字出版优质平台遴选推荐计划的申报要求中，强调申报项目应是已上线且持续、稳定、有效运营的数字出版平台。但由于数字化产品形式多样，市场效果评估较难统一量化，因此还未建立融媒体产品传播效果的系统评价方法，这对鼓励出版机构积极建立与读者市场的连接有一定差距。特别是主题出版本身就与数字化市场有一定的融合鸿沟，更加需要在构建评价体系时设计有效评价方法，设置具体评价指标，实质性推动其数字化发展。《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中也将“积极推动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化，取得一定成果”作为评价指标之一，但占比不高。可以说，目前的评价方法对主题出版数字化发展的引导还处在探索初期，还需要更深入、全面、系统。

虽说主题出版发展近年来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从总体分析来看，项目和奖项入选难度依然较大，这对全面调动出版机构的积极性激励不够，评价目标有效性有待提升。

主题出版领域的专门申报项目是中宣部主导的年度重点选题，申报数量从2015年的1 401种增长至2024年的2 528种，但入选比例依然稳定在5%~9%之间。教育部主题出版重点选题评选，申报主体以大学社为主，入选比例稍高，对调动大学社积极性有一定益处，但目前中小型出版社，包括专业社、地方社还没有类似的专项申报项目。此外，出版领域重要奖项中单列主题出版赛道的也相对较少，当下只有“中国好书奖”“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等个别奖项单列了主题出版专项，对鼓励中小型出版社做好主题出版稍显不足。

此外，主题出版相关奖项评选从中央到地方的贯穿性和系统性并不十分完善。省级奖项的设置一般是在图书奖、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物奖、装帧设计奖等类别中有一定比例的主题出版物，总体占比10%~30%左右。主题出版奖项设置的丰富性和覆盖面还有待提升。

当下，主题出版已从初始阶段进入繁荣发展阶段，此时优秀的作者团队建设成为影响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核心要素。主题出版作者由于写作要求高、时间任务紧、评价导向不匹配等原因，已成为出版社组稿的关键制约因素。因此，需要从根本上研究评价体系对主题出版作者团队建设的作用与影响。

主题出版作者资源对出版机构意义重大，主题出版相比于大众出版等其他出版板块，创作难度更大，作者既要兼具理论深度与政治高度，又需要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在这一要求下，高校教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往往成为主题出版作者的重要来源。但是，目前学者群体对主题出版的参与却是有限的：一方面，并非所有学者都适合创作主题出版类著作，只有那些既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某一领域具有深厚学术积累，同时又能超脱严肃的学术表达范式，以生动或平实语言向大众讲故事、讲道理的学者，才能创作出双效俱佳的主题出版作品。另一方面，有能力创作的学者科研任务繁重，也未必能有时间投入主题出版创作，能出色完成创作任务的学者较少。

主题出版评价体系与学术评价体系的脱节是学者群体参与主题出版创作积极性不高的深层次原因。相比较而言，学术图书创作与出版由于其内容属性，一直是学术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方面，有很高的学术认可度，且可衍生学术成果评奖等高回报收益。大众图书以市场为导向，一般销量较高，对于作者而言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市场号召力积累。而主题出版图书需要兼顾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和市场性，创作难度大。虽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出现了不少双效合一的优秀主题出版物，但对于现阶段大部分主题出版物而言，其市场效益还有待提升，作者核心效益依然较弱，尤其是对于学者群体而言。市场上一些成功的学者型主题出版作者，如上海交通大学刘统教授创作《战上海》《火种》等图书，是该校首位获得出版界最高国家奖项（包括中国好书、“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学者，市场发行量也非常高，其中《火种》上市不到三个月销量就达到10万册，改编自《战上海》的电视剧《破晓东方》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影响范围远超学术出版所覆盖群体。即便如此，对学者群体的评价，如职称晋升、奖励机制，仍来自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这一体系对主题图书的出版与获奖并不认可，入选相关奖项的学者无法得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实际考核收益。主题出版创作需要投入较大精力而影响了学术论文、专著等学术评价体系中有效考核收益的产出，这直接导致了学者群体对主题出版创作参与积极性不高。

当然，近几年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在进行有效对接，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自2024年起增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项目，倡导“大家写小说”，既是推动优秀学术成果走进大众的有益尝试，也是融通主题出版、大众出版等与传统学术板块的一个良好开端。但整体而言，现有评价模式下主题出版作者学术认同度低，依然严重影响学者群体对主题出版创作的积极性。

主题出版所关注的选题往往对接党和国家意志，具有高关注度、高难度、高融合度特点，是推动出版“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先锋队和主力军。现阶段主题出版“走出去”方式多样，但走进去效果有限，这与当前主题出版国际化评价标准还未完善有一定关系。

主题出版因鲜明的主题和定位，符合国际传播体系建设需求，且容易吸引国际读者关注，在外宣资助项目方面更具有优势。对出版机构来说，此类资助可以有效降低“走出去”成本，因此各单位申报积极性较高，已经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显性板块，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时政读物走进各国读者视野。但在规模增长的同时，也要看到主题出版的海外市场效果还有待提升，海外市场销量佳、引领性强的主题图书还不多。尽管国际社会对解读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类图书有较大兴趣与好奇心，且中国先进发展经验与价值体系的生动阐释，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具有独特作用，但受制于话语解释力和叙事模式的差异，主题出版在国际市场还没有真正走进大众读者群体。现阶段在国际市场最受欢迎的中国图书依然还是以文学类图书为主，如麦家、刘慈欣等作家的作品。因此，评价体系对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引导与激励需在多个层面进行着力，明确主题出版“走出去”各阶段评估要素，并根据需求差异进行精准支持，更好地发挥主题出版讲好中国故事的优势力量。

从评价角度看，以项目支持为主导的主题出版“走出去”能有效激发出版机构“走出去”的热情，这种方式属于前期支持，是上游项目。目前项目资助的主题出版物中，部分因翻译、合作等原因，并未成功出版和结项。有些在海外出版后，由于营销渠道不成熟，没有进入主流图书市场。还有一些出版物虽成功借助外方渠道上市，但市场销量整体不高。总之，近年来图书“走出去”的数量和类型有明显增加，但走进去的效果尚需提升。与项目资助相对照，奖项设置是以主题图书的质量和海外传播效果为评价标准，但目前我国主题出版奖项设置中以图书“走出去”为评价对象的相对较少。图书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考核办法，对国际化评价的标准主要还是围绕版权输出的数量，海外出版机构建设，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等方面给予绩效加分，图书海外传播效果导向并不突出，评价标准在这些方面的缺失也直接影响了主题出版“走出去”的积极性和效果。

主题出版评价体系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渐进的过程，评价目标是整体评价体系的核心指导，评价目标的制定将直接决定评价对象的范畴，形成评价方法框架并指导评价标准的建立，图 1呈现了评价体系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评价体系的构建应对照设计原则和现有不足，围绕评价目标，探索各要素建设路径的重要方向，为构建全面、系统的主题出版评价体系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与参考。

主题出版的社会效益是一以贯之的核心目标，但在经济效益上普遍还有待提升，主题出版评价方法的设计应以推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为引导，实质性推动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相对于传统图书，主题出版数字产品理应凭借技术优势和读者阅读习惯的变迁，有更广泛的传播范围与传播效果，但是由于主题出版本身的主题属性较强，与数字产品存在一定的叙事鸿沟，因此主题出版数字化产品还未真正破局，在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方面相对弱于纸质图书出版。因此，主题出版评价体系的构建需要强调对于数字化发展的引导，针对不同评价对象的特点与发展趋势，与时俱进，对新的载体与形式迅速反应，并在现有评价方法基础上重点研究主题出版数字化产品评价方法。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技术为出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增长点，作为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行业，出版应对技术发展保持高度敏感性，并搭载技术革新推动创新，重塑智能时代新的出版业态与工作模式。但是对于传统出版业与从业人员而言，改革都是艰难且会经历不确定性与失败，因此主题出版评价体系的构建需要深入、系统考虑人工智能时代出版数字化的评价要素，制定客观、有效的评价方法，从评价的角度推动行业改革创新，推动出版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对于融媒体产品的评价需要结合市场实际与产品特色，积极引入用户活跃度、阅读量、转发量、互动量、支付转化率等多维度指标，完善主题出版融媒体产品的考核指标体系，同时针对主题出版数字产品投入高、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对一些大型融媒体产品，如APP、数据库、有声书等产品灵活调整考评周期，对融媒体产品做出客观评价。此外，应将评价体系重要参考指标充分融入国家“数字出版精品遴选计划”“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以及“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等资助项目的评选中，以及已有新增设的融媒体产品资助项目验收指标中，力求实现作品质量和作品影响的双效合一 ^[5]。

主题出版评价目标设定需从不同类型出版物的评价目标以及出版全过程评价目标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与构建。评价目标需要考虑主题出版项目存在的差异性与指向性，力求在奖项评选和项目资助中做到贯穿各类别作品和各阶段工作，有效提升激励作用。

随着主题出版选题向三种文化领域纵深发展，主题出版已经呈现出与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等板块融合发展之势，出版物种类也更加丰富。梳理近年来不同主体组织的主题出版评选通知和入选作品，可以发现传统文化类主题、科技类主题等都已经成为主题出版的常见选题方向，而以采访实录、报告文学、连环画等形式推出的分众化读物也不断呈现。在此背景下，需要协调不同类型主题出版物的特点，设置多元化评价目标，并在此原则指导下对差异化对象进行兼容评价或专门评价的细化标准设计，这也是评价体系设计后续需要实现的核心问题。

主题出版近年表现比较突出的科技类与传统文化类等领域，以及多种文化融合的复合型主题出版物，可以作为创新型主题出版进行分析。这些题材广泛、形式多元的创新读物更多依靠市场发行，以读者自发购买为主，发行量在万册至数万册已属不易，评价目标的设定应考虑其市场发行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加大评价体系中相关指标的比例，增强推广力度。而政治资料汇编、通俗政治理论读物等传统主题出版，其评价目标则应更注重出版物厚重度、权威性与准确性，在此基础上引入可读性等评价指标，旨在淘汰一批说教味重、语言枯燥、空话套话扎堆的图书，将真正通俗易懂、逻辑严谨、思想创新的作品推向社会。少儿类主题出版又因其面向读者群体的特殊性，需设计区别于其他主题出版图书的评价目标，作为少儿类主题出版评价体系构建的指导方向。如为适应读者群体的阅读偏好，少儿主题出版学术属性可适当淡化，但思想性、生动性不因内容稀释而降低，这就对少儿主题出版提出了新的要求。

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已将评价目标从单一内容导向向全过程内容导向转变，因此主题出版评价体系也可尝试在项目资助和奖项评选中，对主题出版全过程进行分类协同评价，除选题策划与内容创作外，在装帧设计、宣传推广、数字化转化、国际化推广等各阶段均可按需设立评价机制，不但可切实落实中宣部对主题出版部署工作中提到的“要把内容导向要求落实到出版全过程，把好选题入口关、内容质量关、装帧设计关、宣传推广关”要求，其显性价值更能提升相关阶段一线工作者的积极性。主题出版与学术著作相比，其书名、封面等要素更容易影响评奖结果和传播效果，在整体表现力上占比更重。如书名和封面的策划设计既是强化图书主题的首要载体，也是增强读者对书籍内容认同感的重要渠道。好的书名反映的选题具有足够的影响力、辐射力和笼罩力，能在一定程度改进当前主题出版同质化、创新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可积极推进设立装帧设计奖等单项评价类别，如中国装帧设计领域“最美的书”评选，在很大程度上对设计师、编辑乃至印务人员提升书籍装帧设计与制作工艺都产生积极影响。

根据主题出版评价目标两个维度的设计，主题出版的评价对象范畴应更加系统和全面。主题出版评价目前要解决的最核心议题还是如何引导主题出版精品化发展，提升其社会影响力。而作者考评机制的引入以及市场效果考评机制的强化可以从上游和下游共同作用于主题出版发展，扩大原有评价对象范畴，实现主题出版图书的质量提升。作者考评机制的引入主要以提升主题出版作者核心效益为目标，旨在有效激发主题出版作者创作积极性。而出版物的后期效益评价问题，可以把市场发行和读者评价相结合，作为后续指标建构的依据。

主题出版作者队伍建设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长期工程，一方面主题出版评价体系可增加作者激励制度的设置，从而提升主题出版作者的创作动力。如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高校与研究机构普遍认可的项目中增加相关内容的申报，2024年开始设置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项目就是一个可参考的样板。此外，也可引导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以合理的方式进入学术考评体系，有效提升主题出版作者的学术认可度。另一方面，评价体系还应引导和鼓励出版机构积极开展优秀主题出版作者的挖掘、培养和维护，以出版社为主体在作者培养方面主动作为，对接理念、创新思想，挖掘合适的学者、作家等资源，发挥原有学术或文学优势转化为优秀的主题出版作者。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主题出版的选题越来越契合读者阅读需求，表达方式更加丰富，装帧设计也在紧随大众审美潮流，如果营销推广跟得上，渠道能建设起来，是能赢得大众市场的。市场发行情况是最能直观体现主题出版物传播效果的指标之一。对不同类型的出版物，衡量其是否达到预期市场效果，要用不同的数据标准。如学术类的主题读物，因选题的特殊性和读者范围的局限性，和传统文化类、科技类等主题出版物相比，发行会受一定影响。系统发行具有先天渠道优势，而市场发行的难度比较大，在评选过程中也需要将依托系统发行和市场发行的主题出版物区分开来。评价体系的构建可以将市场发行情况作为考量主题读物传播效果的参考维度，也可以单独设立主题出版营销案例评选活动，将成功的渠道建设与发行案例推向社会，供更多出版机构学习、借鉴。

相关研究发现，“读者评价高”往往比“专家评价高”更能起到推广和引导作用。“读者评价”来源于大众文化，从普通民众中产生，与一般读者有着天然亲近感，容易使读者产生“大家都爱读”的心理，“专家评价”来自精英文化，他们的评价具有更强的学术性和专业性 ^[4]。读者评价数据可以来自在线读书社区，如豆瓣、微信读书，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的博主大V评价，以及媒体的专业书评，等等。主题出版在完善专家评价之外，可考虑给读者评价设置一定的权重或将读者评价作为重要参考，更好地实现专业评价与大众评价的衔接，让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

主题出版国际化评价标准的建立是主题出版未来发展的重要方面，却也是评价体系中容易被忽视的一部分。现有国际化评价突出版权输出的数量，以及以项目为主的资助形式，未来需要强化“走出去”产品质量与传播效果评价，完善主题出版国际市场评价标准。

主题出版国际化评价标准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尽量避免突击式的评奖行为，即一旦获奖或获得资助后，不再投入精力提升产品质量与市场效益，而是只以获奖和获得资助为最终目的的出版行为，这类情况在国际化相关资助项目中较为明显。要想实质性提升主题出版物的国际传播效果，需要注重主题出版选题的延长线设计。有关机构与部门也可与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国家出版基金、重点出版规划等项目相互融通，将那些有较好基础且注重国内国际市场连接的优质主题出版物选题筛选出来，对这些出版物在“走出去”方面给予项目、资金等方面的支持，鼓励出版机构提升国际视野，做好创新。

主题出版国际传播评价体系应广泛纳入传统纸质图书、融媒体主题产品、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短视频等作品，评价标准应在政治导向、内容质量的通用标准外，加大传播效果的考量，如传统纸质图书要看其在海外的具体发行量。此外，图书是否受到海外主流媒体关注、在海外在线读者社区的评价情况等也应成为评价标准之一。数字化的主题产品则需要从阅读量、转发量、评论量、用户数量等层面评估传播效果。

主题出版在目前“走出去”的系列项目支持中占有重要比例，但图书的出版率还有待提升，传播渠道也需要进一步拓展，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加强“走出去”项目的过程监管模式。除了分期拨付经费加强管理外，对整体完成度不高、翻译质量不高的图书不予结项，对连续立项但结项率不高的出版机构，限制申报资格。对高质量完成出版工作，并进入海外主流营销和传播渠道，取得较好传播效果的，应给予后续支持或肯定，推广优秀出版项目的出版经验。

主题出版评价体系是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导，主题出版评价目标、评价对象、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等内容也需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完善。近年来，中宣部出版局等有关党政部门和行业协会适应新形势，不断调整创新主题出版评奖评优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未形成成熟的主题出版评价体系。评价体系的构建既要作用在上游，对作者、编辑、出版社有一定引导鼓励，也要作用在主题出版物的后期效果上，这些效果包括读者是否认可、内容是否创新，是否有数字化衍生、能否走向国际市场等，而这些效果的提升反过来也能增强出版机构创作主题出版的动力。因此，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需要党和国家有关部门把控方向、系统思考、着力推进，研究单位和出版单位产学研融合共同探索，设计制定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在推动行业健康长远发展的同时，完善出版学科体系相关内容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