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接受外来文化有两次，一次是从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历时上千年，在中国出版史上形成了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相遇的大批佛教文献；第二次就是明清之际，即17—18世纪，此时期传入中国的是天主教，由此拉开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这是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战争和国家冲突的文化交流。这次中西方文明碰撞后，出版了大量翻译、介绍与回应欧洲文化的汉文书籍。因此，研究这段历史中文明互鉴与出版的关系能反观当下，思考如何继续发挥出版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使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能充当中国和世界加强沟通与理解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并为当代全球文明对话提供历史参考。
1 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催生大批西学汉籍
15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使得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在全球扩张，文化相遇与冲突以多重形式展开，其影响波及今日之世界。对中国和西方关系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经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到东亚，耶稣会入华。由此，拉开了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在文化与精神上的真正相遇。著名汉学家许理和认为，17—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1]
出版正是这段文化相遇的载体与见证。在17—18世纪中西文化相遇与对话中，来华的传教士将刊书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从利玛窦、罗明坚到汤若望、南怀仁，无不亲任“编校、筹资、雕版、流通”四职，在澳门、南京、北京、杭州等地设立刻书坊，以精美的版式、低廉的售价、便利的水陆运输，把教义、历算、舆地、伦理等“西学”送进士人书斋，乃至朝鲜、日本、安南的使团行囊。由此，明清之际，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出现了一批新的类型的书籍，即翻译、介绍与回应欧洲文化的汉文书籍。这些书籍成为沟通中西文明的最佳手段，不仅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也塑造了双方的相互理解与认知。
利玛窦曾说“基督教信仰的要义通过文字比通过口头更容易得到传播，因为中国人好读有任何新内容的书”。“任何以中文写成的书籍都肯定可以进入全国的十五个省份而有所获益。而且，日本人、朝鲜人、交趾支那的居民、琉球人以及甚至其他国家的人，都能像中国人一样地阅读中文，也能看懂这些书。虽然这些种族的口头语言有如我们可能想象的那样，是大不相同的，但他们都能看懂中文，因为中文写的每一个字都代表一样东西。如果到处都如此的话，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思想以文字形式传达给别的国家的人民，尽管我们不能和他们口头交流。”[2]
如同利玛窦所言，无论是宗教伦理类书籍、科技类书籍还是人文类书籍，都是通过精心编译，把来自西方的知识以出版的形式扩散到各个地区，改变了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传教士群体巧妙地通过出版这一媒介找到了连接中西方文化的纽带，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阻碍，展现了文明对话的可能性。
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这次中外文化交流与这批文献的出版作出高度评价。他认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继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知识最重要的一次接触；传教士与中国文人合作编译的这批文献“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3]梁启超对这批书籍并未统一定义，学界也有用“汉文西书”来定义的 [4]，但是这个定义尚不能全面概括这类文献的特点：一是在文献呈现形式上并非全部是以书的形式出现，其中含有大量手稿、舆图等；二是从文献内容上不仅有大量向中国介绍西方的学术和知识的内容，也有传教士用中文写作、研读中国文化的文献，例如白晋的汉文《易经》手稿。同样，将其定义为“汉语天主教文献”过于狭小，因为其内容已经大大超出单纯的天主教范围，尽管天主教文献是其重要部分。
为此，笔者提出用西学汉籍来概括这类文献较为稳妥。“汉籍”，目前学术界已经不再将其仅仅理解为中国士人在历史上的出版物，凡是用汉文书写的历史文献都可称为汉籍。[5]
2 西学汉籍在后世的整理、编纂与出版
晚清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西学汉籍书目的整理与收集逐渐成为学界与出版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一系列具有开创性与学术价值的书目编纂成果相继出版，为深入探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依据，使学者能够站在宏观视角把握西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全貌。
2.1 西学汉籍书目整理
自这批西学汉籍出现之时，对其收集、整理与编纂就开始了，最早可追溯至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杨廷筠所编的《绝徼同文纪序》。书中详尽收录了包括部分来华耶稣会士在内的文人为西学汉籍撰写的70篇序言，以及7篇明朝处理来华传教士事务的公文，这些序言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传教士所出版的25部西学汉籍 [6]，由此开启了对西学汉籍整体的整理、编纂与出版。
自杨廷筠之后，西学汉籍书目整理、编纂出版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阶段。历代学者秉持着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和对文化交流的积极态度，投身于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事业。他们不遗余力地广泛搜集、系统整理、精心编纂各类西学汉籍，不断扩充其数量、丰富其种类、完善其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尽管经历了朝代更迭、社会动荡等重重困难，但西学汉籍的编纂工作未曾中断，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学术韧性。
1890年，王韬编所编纂的《泰西著述考》开启晚清西学汉籍书目整理先河，提及来华传教士102人，收录汉籍224种。1895年，梁启超编纂的《西学书目表》4卷，上中卷收录西学书籍299种、下卷“杂类”收录54种、附卷收新译未刊书目72种以及明末清初译书86种。1899年，徐维则编纂的《东西学书录》收录1899年前清末译著书刊572种、附卷著录明清来华耶稣会士20人及其著作116部。此后，各类西学书目不断涌现。
1901年，法国汉学家考狄（H.Cordier）所著的《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编译书目》（L’ imprimerie Sino-Européenne en Chine），是在前人目录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共收录395部著作，含24部未署名之作。此外，还有32部是在中国出版的以拉丁文或其他西方语言撰写的著作，例如万济国的《中国官话艺术》（Arte de la Lengva Mandarina）等。考狄的这一成果不仅丰富了西学汉籍的目录体系，也为研究欧洲传教士在华编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
1940年，耶稣会士徐宗泽编纂整理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十卷《徐家汇书楼所藏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及中国公教学者译著书目》有译著402种，其中基督教宗教类296种，占74%；自然科学技术类62种，占15%；中西哲学等31种，约8%；传教士奏疏等历史文献13种，约3%，译著主体为宗教类，其次是自然科学技术类。《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明末清初耶稣会会士及中国公教学者译著书目录》收录760种，基本为宗教、神哲学类，为研究这一时期耶稣会士的译著活动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
1945年，法国耶稣会士裴化行（Henri Bernard）编纂的《欧洲著作的中文编译书目一葡萄牙人到广东以来及法国传教士到北京期间（1514—1688年）》（Les Adapttations Chinoses D'éens；Biblipgraphie Chronologique deouisv La Foundation de la Mission Fracais de Pékin jusqúá la mort de L'emperour K；jen-Long，1514-1688）共收录了39位传教士的251种著述 [6]。书目以时间为线索，系统地梳理了葡萄牙人到广东以及法国传教士到北京期间西学汉籍的编译历程，为研究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动态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脉络。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究竟出版了多少西学汉文书籍？写作并留下多少西学汉文手稿？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李天纲认为：“据学者间保守估计，明末清初有关天主教的中文著述，应该不少于1000种。”[8]这一说法虽为保守估计，却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天主教中文著述数量之可观，同时也凸显要准确统计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出版西学汉文书籍数量与留下手稿数量之艰难。文献的收集和出版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未完成，仍有不少文献藏在欧洲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我们期待未来能够把所有西学汉籍编制成一个总目，如此必将极大地推动学术界的相关研究。
2.2 近五十年来西学汉籍整理出版情况
以上是西学汉籍的目录收集与整理情况，如果从文献的整理出版而言，近五十年来的进展神速。20世纪中叶，中国台湾地区率先开启了西学汉籍文献整理出版的探索之路。1964年，吴相湘听闻罗光主教藏有胡适从罗马复制的《西国记法》，本欲复印此书，后得知其还藏有《天学初函》，便优先复印并纳入《中国史学丛书》第23集。《天学初函》的再版，正式拉开了台湾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文献整理工作的序幕。次年，吴相湘乘胜追击，将《天主教东传文献》作为《中国史学丛书》第24集出版，其中收录利玛窦所著《西国记法》等六种珍贵书籍，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台湾地区的文献整理工作持续推进。20世纪60年代，《中国史学丛书》第40集《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刊行，三册内容精心辑录邵忠辅《天学说》等20篇高价值文献，为读者厘清文献源流提供了关键指引。
世纪之交，西学汉籍整理出版呈现出国际化特征，国际学术合作成为推动该领域发展的重要力量。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s Standaert）、荷兰汉学家杜鼎克（Dudink）等国际学者积极投身其中，与国内学者携手共进。1996年，由钟鸣旦参与整理的《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正式出版，此套丛书共五册，精心收录了台湾辅仁大学所藏的37种西学汉籍，为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播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支撑，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进入21世纪，西学汉籍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工作迈向多元化拓展的新阶段，在多个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明清天主教研究领域，2002年台湾利氏学社推出十二册规模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广泛收录耶稣会罗马档案馆98种相关文献。有关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研究方面，2003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中华书局发行的《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三册，以其权威性和一手资料的独特价值，成为深入探究该时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的重要依据，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欧洲所藏中国文献整理出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当属《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这是继敦煌文献回到中国以来，在中国出版的最大一批欧洲所藏的中文历史文献。自1910年张元济先生首次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中文文献复制回国，历经王重民先生、阎宗领先生等学术前辈百年不懈的努力，这批藏于异国的中文文献终得回归。2014—2023年，十年间中原出版集团大象出版社陆续推出三辑该丛刊，复制出版梵蒂冈藏汉籍170种、300册。此丛刊的出版，既是对学术前辈的致敬，更激励着未来的学术研究与出版实践，必将推动国内外相关研究迈向新高度、开启新篇章。
随着西学汉籍文献的影印出版，学者开始着手对这批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与点校。较早为学术界所用的是加拿大籍韩裔学者郑安德整理的《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共收录西学汉籍约60种。与此同时，单篇或个人文献的整理工作亦取得显著进展，涌现出诸多代表性成果。如1996年中华书局推出谢方先生校释的《职方外纪校释》；2006年，同样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韩琦与吴旻校注的《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2014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刊行徐光台校释的《格致草》，这些成果皆为单篇或个人文献整理领域的杰出典范，有力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在西学汉籍整理出版工作不断深入的过程中，研究思路与方法实现了创新突破。整理工作不再仅仅局限于中文文本的点校，而是迈向了更为全面、深入的层面。学者开始致力于寻找译本的底本，并在此基础上对中文本进行注释性整理，这一独特方式成为西学汉籍文献整理的鲜明特色。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采用中西文合璧的整理方式，全方位展现了卜弥格的学术成就。这些成果共同彰显了西学汉籍整理工作的新高度与新气象。
3 西学汉籍整理出版的意义
西学汉籍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多元的文化内涵。这批珍贵文献的系统整理与出版，是中国出版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跨文化实践，不仅重塑了传统出版的知识边界与传播范式，更在技术、内容、受众与思想层面为中国出版业注入了现代性基因，其影响贯穿古今，对中国学术研究、历史研究以及当代出版转型均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3.1 为中国学术文化迈向近代注入强劲动力
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与文献需求。如果说对中国史的研究，在明清以前主要聚焦于中文文献的挖掘和收集，那么到了明清史研究阶段，尤其是涉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西文文献的挖掘、收集与出版，特别是对传教士西学汉籍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清史专家戴逸先生曾说：“清代的历史与以往的朝代不一样，它自始至终与世界保持着联系，你必须在世界的背景下观察中国，必须了解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在梵蒂冈图书馆保存的这批文献中包含有清史极为罕见的珍贵历史文献。例如，顺治皇帝嘉封汤若望三代的文献、汤若望的奏疏、白晋在康熙指示下学习《易经》的手稿，马若瑟、马国贤在康熙朝时的一些中文手抄散页，雍正四年关于穆敬远和毕天祥的诏书，傅圣泽带回罗马的大量清代钦天监的手稿，这些对于研究清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西学汉籍的出版更是推动中国学术从传统迈向近代变革的强劲动力源。于学术而言，它为中国传统学术引入新视角与研究方法，如实证研究、逻辑推理等，这些与中国传统学术中注重经验总结、直观感悟的方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南怀仁的《西方要纪》，到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一批批西学汉籍出版物相继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多维且深远的影响。在思想层面，西方思想的传入冲击中国传统思想格局，激发知识分子对诸多问题的深度思考，丰富了中国思想内涵，促进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于文化实践，新观念与新技术渗透至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催生新文学体裁、艺术形式与教育理念，为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同时，这批西学汉籍是中国科技史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强调了这一点。同时，在近代语言史研究上这批西学汉籍也十分重要，正如佛教的传入丰富了中国的语言一样，这批西学汉籍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语言，例如，像“亚洲”“欧罗巴”“南极”“北极”等这些词汇都来自这批西学汉籍。至此，学术界对其语言学研究的价值刚刚开始，亟待将这批文献整理出版。
3.2 推动中国明清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中有很生动的论述：“晚明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个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绝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绝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却绝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它在超现实主义的云雾中，透露出现实主义的曙光。”[9]晚明之“杂”就在于“西学”开始进入中国，中国文化面临一个完全陌生的对话者，因利比里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到来，中国历史开始发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关于南明的研究就必须要注意到来华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ois Sabiasi，1582-1649）的中文文献，以及波兰来华传教士卜弥格作为南明朝特使赴罗马的一些中文文献 [10]，而梵蒂冈所藏卜弥格所带回的材料对晚明和南明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在明清史研究领域，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对传教士西学汉籍及其相关文献的挖掘与收集是必不可少的。这批西学汉籍一旦纳入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视野，对确认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已具有内发原生的近代性思想文化因素有重要价值，从而揭示明清之际对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文革以前受苏联模式影响，以“侵略—革命”模式来裁定；改革开放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传入中国，上述两种模式都将鸦片战争定位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起源。但已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20世纪以来，一大批中国学者在明清学术研究领域潜心开拓，以大量的史实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发原生的近代性思想文化因素的观点。”如梁启超首倡“中国文艺复兴说”、秘文甫“曙光说”、侯外庐“早期启蒙说”、萧箑父“历史接合点说”等，尤其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观点鲜明，认为应该将明清之际作为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开端。[11]在以上学者的论证中，来华传教士的西学汉籍著作都受到普遍重视，并作为立论的根据之一。因此，西学汉籍并不仅仅在史学材料上提供了新的文献，这批文献的出版还将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创新。
3.3 对当代文明交流互鉴下的出版实践启示
这些四百年前出版的西学汉籍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至今学术界、出版界尚未从出版史角度加以系统研究。
回溯至四百年前，彼时中国出版的一批西学汉籍，在出版史、学术研究、跨文化传播以及文化发展等多个学术领域，均展现出独特且持久的重要价值，其意义不容小觑。从出版史研究视角审视，这些西学汉籍无疑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从书籍的内容、版式设计与装帧以及印刷的流程与技术看，这批书籍体现了出版史上“中西合璧”的特质。
当代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出版实践，既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也要创新对其传播的方式与手段。传教士选择书籍作为传教的手段和工具后，并未以一种强势的、主观的方式从事出版实践，而是在充分了解中国儒家文化的特点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后，尝试性地从儒家哲理中挖掘其与基督教教义相通之处进行阐释，在取得了阶段性的效果后再广泛采用这种阐释方式，这种通过巧妙转化以适应本地环境的思路是十分成功的。
在当代的对外出版与文化传播工作中，出版工作者也应充分了解对象国的历史与文化，对当地读者的阅读兴趣与习惯做前期的调研，在翻译的过程中以更贴近对方语言的词汇进行阐释，避免直接输出可能造成的文化隔膜，换言之，要善于用对方的语言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到的：“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12]真正的文明对话应当建立在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之上。
另一方面，传教士在中国从事的出版活动，是一次“中西合璧”的出版实践，从内容到生产都有中国的刻工、书坊和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深度参与。如利玛窦与徐光启一同以“西译中述”的形式出版《几何原本》前六卷，由利玛窦口述数学原理，徐光启以典雅的中文转述表达，并进行校勘和刊行；与之相似，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完成译著《同文算指》，将西方现代数学知识以中国读者适应的形式引入中国。当代出版业的国际合作也应当是机构、人员和流程等全方位的“中外合作”，而不是停留在话语和形式的空谈；尽管网络使沟通变得触手可及，但面对面的交流和协作仍有其必要性。在机构层面上，各国出版集团应确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双方在出版工作中从策划、写作、编辑到发行等都有明晰的合作机制，避免因语言或工作流程不畅通而造成的误解；在编审阶段，则由双方的编辑共同参与编校把关，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还要互相熟悉对方的出版流程；在后续的发行营销过程中，也应多在各大国际书展和社交网络媒体上展开宣传互动，借助新的媒介形式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
4 结语
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出版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精彩的一页，其产生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影响着世界文明。系统收集和整理出版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是学术界研究中国出版史、科技史、宗教史、语言史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至今并未完成，有待继续努力。尤其在当今中国以崭新的姿态重回世界舞台中心之际，回溯并厘清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近代早期的相遇轨迹与互动模式，具有前所未有的时代价值。我们需要清晰地知道：在1500—1800年这关键的“中欧文明相遇的三百年”里，双方不仅仅是知识的单向传递，更是在碰撞、对话、调适与融合中，共同创造了哪些具有永恒价值的学术遗产与思想结晶。这些遗产蕴含着平等对话、相互启发、取长补短等宝贵的文明互鉴智慧。
因此，从出版界角度，以文明互鉴为核心视角，深入研究、整理并再版这批西学汉籍，已非单纯的学术考据，而是一项关乎理解人类文明交流本质、挖掘历史智慧以启迪未来的重要使命。这项工作，旨在激活历史的对话，让尘封的典籍再次诉说那段相互凝视、彼此学习的岁月，为构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间更为平等、包容、互惠的对话关系，提供深厚的历史参照与思想养分。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