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海外汉学（中国学）（以下简称“海外汉学”）著作作为域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跨学科研究，既承载着异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叙事，也蕴含着全球治理的多元智慧，其著作引进与出版不仅是学术资源的跨国流动，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实践。深入探讨海外汉学著作引进与出版的时代价值，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海外汉学著作引进与出版的丰硕成果，剖析其面临的突出问题，优化其实践路径，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研究已日益显示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海外汉学著作也俨然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纽带，凸显其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和国际价值。

海外汉学著作在国际舆论场中往往扮演着“学术外交官”的重要角色。由于海外汉学著作在国际上拥有不少受众群体，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客观上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知名度。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受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用阴谋论解读中国革命，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进步性和道路独创性。美国汉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扎实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中国革命起源等问题。她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3]一书通过对华北地区农民叛乱与革命活动的实证分析，揭示了经济生态、社会结构对民众参与革命的影响，强调革命并非偶然的“阴谋”，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基础，驳斥了“革命阴谋论”的偏见，这无疑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客观、真实地认识中国革命，纠正对中国革命的误解。美国汉学家傅高义（Ezra F. Vogel）的《邓小平时代》 ^[4]一书以逾百万字篇幅系统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其客观叙事被全球学界视为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典文献，为当代中国形象建构提供了范例。^[5]该书一经推出，旋即在我国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其不仅深化了专家学者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更通过国际媒体传播，有效对冲了西方舆论中“中国威胁论”等片面叙事，展现了中国发展的开放性与历史必然性。

海外汉学著作作为文明对话的重要载体，记录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国学者对中国的理解和阐释。通过对其引进与出版传播，能够更清晰地让国内读者了解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反馈，看到我们自身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同时，海外汉学著作中蕴含的异质文化元素，能够为中国文化创新发展提供灵感和素材。当然，海外汉学著作也能使我们了解到其他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误读与误解，从而使我们有针对性地进行纠正与纠偏，进而增进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犀利批评，在国内学界掀起波澜，争议之声此起彼伏。他曾指出当代中国文学存在语言粗糙、作家缺乏对语言内部价值的探究、过于依赖日用和传媒语言等问题，还认为部分作家因不懂文言文和外语，难以继承古代经典和与世界文学交流。尽管这些观点引发诸多质疑与反驳，但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来看，有其独特的价值。顾彬的批评促使我国学者深刻反思汉语写作的国际化表达问题，重新审视文学创作中语言的运用，思考如何在保留中文特色的同时，让作品更易被国际读者理解和接受。例如，在翻译过程中，不再仅仅关注字词的转换，而是更加注重文化内涵的传递，探索如何将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通过恰当的语言转换呈现给世界读者。

由于生长于不同的文化环境，接受不同的学术训练，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问题的视角与国内学者存在差异。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其著作《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6]打破了传统中国学者的研究范式，其研究不再将中国古代民俗视为孤立、静态的文化现象，而是将其置于社会结构和群体生活的动态关系中考察，探究其在社会整合、文化传承中的功能。这种“功能主义”的思路深刻影响了之后中国民俗学研究，促使学者从“是什么”（描述民俗现象）转向“为什么”（解释民俗的社会意义），推动中国民俗研究从文献考据向社会科学范式转型，为学科发展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中国社会史》^[7]一书以“长时段”理论^①重新划分中国历史分期，引发我国史学界对历史规律的再思考。这种学术争鸣并非简单的观点对立，而是通过跨文化对话交流，让历史研究在多元视角的碰撞中更加丰富和深入，助力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历史。西方汉学研究中广泛运用的定量分析、田野调查等方法，随着相关著作的引进，被国内学者所了解和借鉴。如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运用地理学、经济学等跨学科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和市场体系，其著作《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8]中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为国内历史地理、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活力。这些著作的引进以及在我国的出版发行，打破了学科壁垒，推动了我国学术从单一的经验描述向理论建构跃迁，极大地促进学术交流与互鉴。

21世纪以来，国际汉学研究呈现“去中心化”趋势，欧美传统汉学重镇的学术垄断逐渐被打破，日本京都学派、俄罗斯汉学、东南亚华人研究等区域汉学力量崛起，非西方视角的中国叙事日益丰富。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Mizoguchi Yūzō）反对以欧洲价值观为基础的欧洲一元论思想方法，主张多元世界观。他的《中国的思想》 ^[9]一书以“从中国出发思考”为方法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汉学框架，强调中国思想有其独特的发展脉络，在前近代的中国思想中，存在着不同于欧洲的“中国的近代”。该书的引进与出版助力国内学者重新审视中国思想的发展历程和独特价值，推动了国内学界对中国主体性的理论探讨，促使学者更加注重从中国本土出发，挖掘中国思想文化的内涵，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话语体系。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海外汉学著作引进与出版，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文明交流互鉴的多彩画卷：数量规模持续增长，题材范围多维多元，学术影响日渐隆盛，大众普及口碑载道。

海外汉学著作的引进与出版数量规模持续扩大，展现了不同文明在不同地域空间、不同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各自对人类发展的独特思想和见解，其中既有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和思想成果，也蕴含着人类共同珍视的价值理念。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自1988年引进《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以来，截至2024年底已出版245种图书，囊括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孔飞力（Philip A. Kuhn）等海外汉学名家代表著作，如《中国的现代化》《北京的人力车夫》《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马背上的朝廷》《中国转向内在》等，呈现了学术权威性、传播广泛性、学科前瞻性等特色。^[10]自1997年11月中华书局成立汉学编辑室以来，推出“世界汉学论丛”“日本中国学文萃”等系列，还与法国远东学院合作出版《法国汉学》辑刊，累计出版汉学著作50余。^[11]海外汉学著作引进与出版数量规模的持续增长，不仅是出版市场的现象，也是文化传播与文明交流的必然结果。

海外汉学著作引进与出版不仅是数量规模的增长，其题材范围也呈现出“多元覆盖、多维纵深”的特征。题材既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诠释，也涉及对现当代中国发展的动态观察；既有宏观的文明史梳理，也有微观的日常生活史解码。一直以来，经典诠释与历史纵深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根基，也是引进与出版的重点。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的《势：中国的效力观》^[12]一书通过对比中西“力量”概念的差异，解析中国思想中“势”的独特逻辑，体现跨文化哲学对话的深度。20世纪以来，海外汉学逐渐从“精英文化”转向“大众生活”，引进与出版的题材也随之拓展到社会结构、民间习俗、性别关系等“微观领域”，呈现中国文明的“烟火气”。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3]一书打破了传统汉学对官僚制度、儒家经典等单一关注，转而聚焦于民间信仰、社会心理与权力运作的互动关系。他通过分析普通民众对“叫魂”的恐惧、地方官员的应对策略以及乾隆皇帝的政治焦虑，揭示隐藏在“盛世”表象下的社会矛盾。这种将微观事件置于宏观历史脉络中的研究方法，不仅重构了清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图景，更展现了民间文化与国家权力之间复杂的博弈机制。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加深，海外汉学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成为引进与出版的“新增长极”。美国汉学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14]一书解析中国治理模式的演变逻辑，为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提供了参考。伴随中国经济崛起，相关题材的引进与出版数量显著增加。英国汉学家罗思义（John Ross）的《别误读中国经济》^[15]一书以大量的数据反驳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偏见，成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经济的通俗读本。

随着海外汉学著作的引进与出版，其学术影响“日渐隆盛”，其体现在对学科边界的拓展、文化认知的深化，以及国际学术对话能力的提升等多个维度。海外汉学著作的引进与出版推动了“跨学科融合”与“冷门领域”升温。海外汉学著作的一大特质是“跨学科性”，其不局限于单一学科框架，常以“问题”为核心串联多领域知识。这种研究路径对国内长期存在的学科壁垒形成了强烈冲击，推动了交叉学科的生长。同时，海外汉学著作的引进与出版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促使国内学界与公众对以“陌生化”视角重新认识自身文化中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海外汉学著作引进的学术影响升温，本质上是文明交流互鉴在学术领域的具体呈现。它说明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开放对话，真正的文明交流不是文化输出或文化输入的单向流动，而是基于学术共识的平等对话。不是谁说服谁，而是在对话中共同丰富关于对人与文明的理解。

在引进与出版的海外汉学著作中相当一部分不仅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在通俗化、大众化、可读性方面也赢得许多非专业读者的好评。一些出版社不再将汉学著作包装成“厚重典籍”，而是用“轻设计”降低阅读门槛。一些读者对历史文化的疏离，往往源于传统叙事的“高冷”。而一些海外汉学著作则擅长聚焦“普通人的历史”，极易引发普通读者的共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16]一书避开南宋政治军事的宏大叙事，专写临安市民的一天。这种“显微镜式”的描写，让读者仿佛穿越到800年前的杭州街头。该书多次重印，豆瓣评分也不低，靠的正是“让历史落地”的共情力。近年来，出版社注重“本土化表达”，将西方学者的学术叙事转化为中国读者熟悉的语感，用讲故事的方式传递知识，让读者既能看得懂，又觉得有意思。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王氏之死》^[17]一书在描写清初山东农妇王氏悲惨命运时，采用白描的手法还原场景，没有一句学术分析，却让读者直观感受到底层女性的绝望。该书累计销量不俗，也是大众历史书单中的“常客”。随着时代的变迁，普通读者需要的不再是满足于教科书式的“标准答案”，也不是野史的“猎奇八卦”，而是用严谨的学术态度，讲出历史文化的“多元可能”。而一些海外汉学著作正对“口味”，因此在普通读者中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在充分认识海外汉学著作引进与出版的时代价值以及取得的不俗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当前，海外汉学著作引进与出版存在着“语种失衡”“学科失衡”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欧美汉学著作占比高，而印度、阿拉伯、非洲等国家和区域的汉学成果鲜少被译介。这种英语著作独大的状况，使得非西方汉学成果往往被忽视或遗漏，其重要著作尚未译介出版与我国读者见面。这种失衡的直接后果是国内对全球汉学的认知被局限在“英语世界视角”中，难以接触到非英语圈汉学的独特贡献，导致对汉学研究的全球图景产生“认知盲区”。选题同质化与现实疏离的情况也比较突出。所引进的海外汉学著作过度集中于传统文史哲领域，而对中国现当代社会结构、基层治理、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数字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典籍研究、环境史视角下的中国生态变迁、科技史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技术传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海外研究，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微观史研究、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国际接受研究等著作引进明显不足不够。

翻译是海外汉学著作出版的第一道关卡，其绝非单纯的“语言转换”，需要译者具备多重素养。这包括能够理解原著涉及的古汉语典故、历史语境、文化符号，吃透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以及汉学家特有的表达习惯，横跨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交叉领域等。而目前兼具这些能力的译者极为稀缺，懂外文者不懂中国文化，懂中国文化者外文不足，两者兼具者又未必懂专业。目前，对于海外汉学著作翻译尚未形成统一、完善的翻译规范和标准，不同译者对同一术语、人名、地名等的翻译存在差异。这也使得目前翻译市场鱼龙混杂，部分海外汉学作品的译文不准确，一些特有的文化概念、成语典故等没有准确传达其内涵，也导致读者理解偏差。海外汉学著作翻译专业译者需较长时间才能完成，加上审校、修订等，周期往往更长，而翻译费用尤其是小语种译酬更高，这对于中小型出版社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尽管一些汉学著作引进时顺顺利利、翻译质量不错、也能得以出版，但由于传播环节梗阻，却往往不为人所知。目前，大量汉学著作的传播主要依赖于学术会议、专业期刊书评、高校课程推荐，受众被限定在研究者、学生等专业群体。出版社的营销资源也主要投向“学术书店专区”，大众书店的陈列位置常被边缘化，导致非学术读者“看得见却够不着”。随着实体书店向体验式消费转型，大众读者更倾向在“生活美学”“通俗历史”“亲子教育”等场景接触书籍，而汉学著作往往缺乏与大众生活场景的关联设计。同时，多数汉学著作的电子书仅简单同步纸质内容，缺乏适配数字阅读的“轻量化处理”。即便少数著作进入多元渠道，也常因传播链条断裂、价值转化不足，导致传播了但没完全触达，效率大打折扣。渠道单一与效率低下的背后是出版行业对海外汉学著作的传播定位偏差。多数出版机构默认海外汉学著作的受众只能是学者，因此不愿投入资源拓展大众渠道。

不少海外汉学著作版权归属情况复杂，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版权机构和作者。在引进过程中，获取版权的手续烦琐，沟通成本高，有时甚至难以联系到版权所有者，导致一些优秀著作无法顺利引进。跨语言版权交易流程也很复杂。例如，某法国汉学著作涉及作者、原出版社、译者三方版权分割，拟引进者谈判周期长达数十个月。海外汉学著作引进依赖专业出版社的长期投入，但学术出版市场规模有限，专业学术著作销量普遍偏低。高版权费与低市场回报的矛盾，迫使出版社倾向于选择畅销书而非小众汉学著作。同时，数字时代盗版形式已从纸质翻印转向网络领域。一些出版社反映，他们辛辛苦苦引进、翻译、出版，却转瞬间被网上盗版。由于网络盗版成本低、传播快，且难以追溯源头，面临取证难、维权周期长等问题，对于出版社而言，高昂的维权成本可能使其放弃追责。当然，部分出版机构在引进汉学著作时，版权保护意识淡薄，有的未经授权擅自翻译出版，有的采取先出版后寻授权，严重侵犯了版权方的合法权益，又引发了不少版权纠纷。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始终伴随着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动与融合。海外汉学著作通过知识的传播与思想的碰撞，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深度交流。而基于海外汉学著作引进与出版面临的问题，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花功夫、下气力。

海外汉学著作引进与出版的语种失衡和学科失衡本质上会限制其多元价值，削弱文明交流的深度与广度。要拓宽视野，激活非通用语种汉学资源。一方面应设立专项扶持机制，由国家出版基金、各级社会科学基金等设立“非通用语种汉学著作翻译专项”，重点支持小语种的汉学著作翻译；另一方面应强化国际合作，推动国内出版机构与海外非英语国家的汉学研究中心、学术出版社建立合作机制，系统梳理当地汉学研究成果，形成“语种-区域-主题”对应数据库，为选题挖掘提供依据。同时，要引导海外汉学著作选题转向传统与当代并重，在巩固历史、文学、哲学等传统学科引进的基础上，鼓励引进、出版当代中国研究的著作。要强化跨学科与新兴领域的汉学著作引进，聚焦科技与中国、环境史与中国、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等跨学科领域。要建立“学术-出版”联动的选题评估机制，推动高校汉学研究中心、各级社会科学院相关机构与出版社共建选题评审委员会，结合学术价值、现实意义、文明互鉴价值等评估选题，避免因市场热度盲目集中于某类学科，真正实现海外汉学作品引进与出版作为文明对话桥梁的深层价值，让不同文明在更全面的交流中互融互鉴。

海外汉学著作的翻译质量直接关系到内容的准确性、学术价值的传递乃至文明对话的有效性。翻译失准不仅会扭曲原作的学术观点，更可能导致国内读者对海外汉学研究的误读，削弱其作为“文明镜像”的功能。要加强高校和专业培训机构翻译专业的建设，设置与海外汉学相关的翻译课程，培养既精通外语又熟悉汉学专业知识的复合型翻译人才。推行“三审+学科专家外审”制度，初审由出版社具备汉学或相关学科背景的资深编辑审读译文的语言流畅度、基本逻辑；复审邀请与原作学科一致的国内学者审读专业术语准确性、学术观点传递的完整性；终审由精通对象国语言+中文双语专家对照原文，核查漏译、误译，尤其关注跨文化表述的精准性；终审对涉及重大文化、学术争议的著作，可组织小型学术研讨会，邀请多位学者共同评估翻译质量。要加大对质量优秀的翻译作品的奖励力度，对质量不达标的作品要提出改进意见甚至禁止出版。

尽管一些海外汉学作品赢得不少大众口碑，但总体上其还属小众，基本局限于学术圈，影响力有限。这就需要针对学术群体与大众群体设计差异化传播路径，实现“学术圈深耕+大众圈破圈”。有关部门应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定期举办专题研讨会，推动国内学界专题研讨相关引进著作；搭建“海外汉学著作数据库”平台，整合全球汉学著作的作者、内容摘要、学术评价、国内引进情况等信息，为出版机构、学者、读者提供检索入口，降低信息差；推动优质译著上线“国家数字图书馆”“学习强国”等平台，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针对大众群体，为降低“学术距离感”、强化场景化传播，出版社应在知网、万方等学术平台开设“海外汉学译著专栏”，提供摘要、书评、作者访谈等内容，方便读者快速了解著作核心价值；在短视频平台（抖音、B站）、社交平台（微信、微博）提炼著作中“轻量内容”，如海外学者对中国某一民俗的有趣发现、对某部古典文学的独特解读、与当下社会话题相关的观点，用动画、访谈片段、图文解说等形式呈现，以吸引年轻群体；要通过出版平台评论区、读者调研、学术反馈会等渠道，收集不同群体对已出版著作的评价，反向指导后续选题策划与翻译优化，形成“需求-供给”的动态调整，从而保障所出版的海外汉学著作的学术价值精准触达学界，又通过“轻量化、场景化、本土化”的传播，让大众感受到海外视角下的中国的独特魅力，发挥海外汉学著作作为文明交流互鉴载体的重要作用。

海外汉学著作引进与出版中的版权制约本质上是“信息壁垒”“规则差异”“风险防控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解决这一短板需从源头预防、过程规范、纠纷化解、生态构建的全流程发力，结合国际规则与本土实践，构建透明、规范、可控的版权管理体系。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与国际版权组织和海外版权机构的合作，建立便捷的版权沟通渠道，简化版权获取手续，降低版权引进成本，提高引进效率；应依托国际汉学会议，设立汉学著作版权对接专场，让海外学者、出版社与国内机构面对面沟通；应培育专业化版权代理中介，支持国内版权代理机构深耕汉学领域，与海外汉学研究机构、出版社实现互联互通。还要通过多种渠道加强版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出版机构和个人的版权保护意识，加强内容涵盖国际版权规则、典型纠纷案例、合同起草技巧等强化版权意识与能力的培训，提升出版机构编辑、版权专员的专业能力；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完善版权纠纷调解和仲裁机制，维护版权方的合法权益。

2025年5月29日至31日，第四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在甘肃省敦煌市举办。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世界百年变局正加速演进，政治、经济、环境、安全等诸多领域的风险挑战交织叠加的当下，文明交流互鉴意义尤显重大而深远，海外汉学著作在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合作发展中的作用也更加凸显。海外汉学著作的引进与出版要以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为指引，通过战略规划的前瞻性、质量提升的专业性、传播创新的技术性、制度保障的系统性，构建“引进-消化-创新-输出”的良性循环体系，推动不同文明在交流中理解、在互鉴中发展，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