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化遭遇逆流，面对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文化隔阂与误解风险上升，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消弭冲突、增进理解，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1]，深刻回答了中华文明如何发展、世界文明如何交往、人类命运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 ^[2]，为破解文明冲突论 ^[3]提供了中国方案。出版业作为人类文明根系守护者、文明脉络赓续者和文明薪火传承者 ^[4]，在促进不同文明间深层对话与理解包容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中德两国分处亚欧大陆两端，拥有深厚且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德国是现代出版业的发源地和欧洲书业中心，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与出版大国正积极推进文化“走出去”。自1972年中德建交，特别是2014年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德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出版交流作为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服务于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更为观察文明互鉴的实践路径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视角。站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本文梳理中德两国出版业交流的脉络，剖析其面临的深层挑战并提出针对性策略，通过探索更具韧性的出版交流模式，为推动更深层次的中德文化交往提供参考，并为出版业推动全球文明对话贡献“中德范式”。

本文通过梳理中德图书版权贸易的市场化运作、图书互译的文化转译实践和国际书展的平台化聚合，展现中德两国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出版业交流的广度、深度与活跃度。

根据德国图书与图书贸易统计报告（Buch und Buchhandel in Zahlen）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对2014—2023年中德图书版权贸易情况进行了统计，如图 1所示。从图书版权输出量看，中德两国图书版权发展呈长期稳定态势。2014—2023年，中国向德国年输出图书版权量在350~500项之间，中国是德国图书版权输出量最多的目的地国，德国对华输出图书版权量占各年度总输出量的比例在11%~21%之间。2018年中德双方图书版权贸易达到高峰，中国对德输出图书版权507项，占输出总量的4.0%；德国对华输出图书版权1678项，占输出总量的21.4%。

从图书类型看，2014—2023年德国对华输出图书版权中少儿和青少年读物类占比最高，年平均输出533.8项，占各年度输出总量的20%~55%，其中2016年德国对华输出少儿和青少年读物版权数量达到峰值782项，占该年度对华输出总量的54.9%；其次是科技类，年平均输出量360.8项，占各年度输出总量的18%~40%，2021年达到峰值501项，其中技术类（Technik）年平均输出量66.6项，医药类（Medizin）年平均输出量195.8项。中国对德输出图书版权中，根据学者对德国国家图书馆官网在线目录、德国书商与出版商协会官网数据的统计，中国图书在德国市场中占比最高的分类是经济类（22.3%），其次是政治法律类（15.4%），此外历史地理类、哲学宗教类、文学类分别占比12.3%、9.7%、9.4%。^[5]

从中德图书在对方市场的发行情况看，古典文学方面，截至2014年，《红楼梦》（库恩德语译本）再版30次、印数14万册以上；2016年雷克拉姆出版社（Reclam）出版的《西游记》（德语全译本）再版多次，并获2017年莱比锡书展最佳翻译奖。科幻小说市场反应良好，2016年海涅出版社（Heyne）出版的《三体Ⅰ》在德国《明镜》周刊畅销书榜平装虚构类作品中排名第四，随后《三体Ⅱ·黑暗森林》和《三体Ⅲ·死神永生》相继出版，并获得库尔德·拉西茨奖（Kurd Lasswitz Preis）最佳翻译长篇奖，由此带动中国科幻小说在德国图书市场的流行，如罗沃尔特出版社（Rowohlt Verlag）出版了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和《流浪苍穹》，海涅出版社出版了陈楸帆的《荒潮》。此外，德国出版所（Deutsche Verlags Anstalt）出版的麦家小说《解密》，德国口袋书出版社（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克莱特—柯塔出版社（Klett-Cotta）出版的李洱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花腔》，以及海涅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德国出版物在中国同样受到关注，《机械制造工程基础》《简明机械手册》等成为中国工科学生和技术人员的基础性教材；《肚子里有个火车站》《牙齿大街的新鲜事》等德国绘本在中国的年销量达几十万册，德国专注力绘本《好忙好忙小镇》的豆瓣评分高达9.9，社科类图书《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入选豆瓣2018年度历史·文化类图书榜单第三名。

资助出版是激励和扶持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中国专项出版工程已形成规模化矩阵，如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这些项目对中国出版业的全球布局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德国同样在对外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下资助并推动本国作品的海外出版，如德国外交部、德国图书贸易协会、歌德学院以及各类基金会资助实施的“人文国际计划”“歌德学院翻译资助计划”等。

本文对2015—2023年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三大工程”中资助出版的德文图书数量进行了统计（详见表 1），共资助出版德文图书136本，其中丝路书香工程37本（同期共资助出版图书3282本，德文图书占比1.13%）、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34本（同期共资助出版图书992本，德文图书占比3.4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65本（同期共资助出版图书1675本，德文图书占比3.88%）。2023年“三大工程”资助出版德文图书数量达到40本，经典中国、中华学术外译的德文图书占同期资助出版总数的占比均超过6%。

从出版机构的分布看，商务印书馆等14家出版机构共立项83项，占总立项数的57.6%。其中，商务印书馆立项最多，共10项（占比6.9%），安徽文艺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各立项8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各立项7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立项5项，外文出版社与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立项5项，江苏求真译林出版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各立项4项，同济大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各立项3项。

从具体项目分析，中德两国资助出版领域侧重点不同。中国对德资助出版图书以国家发展为核心，主要涵盖三大类内容：一是政治理论与治国方略，如《中国政治认识论》《大国的责任》《中国改革开放》等；二是经济发展经验，如《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逻辑》等；三是全球治理贡献，如《消除贫困：中国的承诺》《新时代中国声音：国际热点问题透视》等。此外，文学出版领域，既有经典作家作品集如安徽文艺出版社《刘醒龙中篇小说集》《余秋雨评说中国文化》，也有现实题材小说《野望》《有生》《在雨中呐喊》等。科技出版聚焦大国重器，如浙江教育出版社集团“中国大科学装置出版工程”系列图书内容涉及对地观测大装置、五百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8项中国重大科学装置设施。少儿读物则通过《寻找蓝色风》《喜鹊窝》等作品构建文化认知桥梁。这些出版物系统反映了当代中国在制度创新、技术突破、文化传承方面的成果。德国歌德学院对华资助出版项目则体现不同的价值取向，根据歌德学院官方网站数据，2020—2024年歌德学院共资助中文图书21种，内容主题呈现三个特征：文学类图书聚焦当代德语创作，如《外星人之恋》《孔雀岛》；社会科学类图书突出批判性意识，如《达达主义百年史》解构传统艺术史观，《智人之路：基因新证重写六十万年人类史》凸显科技人文交叉特色；政治类图书强调现实关切，如《追寻透明：追溯德国当代的腐败》剖析德国腐败问题，《民族的重塑：为什么我们惧怕和需要民族》讨论民族主义悖论。中德双方的图书选题延续了中国文化传统和德国学术出版的优势，既呈现一定的差异，又为文明互鉴创造了对话空间，以此共同回应全球化时代的共性挑战。

国际书展既是集中展示全球出版业最新成果与前沿技术的窗口，也是各国向世界阐释本国精神内核与文化特质、推动全球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平台。德国是欧洲出版业和展览业的中心，拥有被誉为出版界“奥运会”的法兰克福书展（Frankfurter Buchmesse），以及欧洲书业和网络游戏交易的重要平台莱比锡书展（Leipziger Buchmesse）、科隆国际游戏展。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下简称“BIBF”）自1986年创办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跃居为世界第二大书展，是我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支撑平台，也是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本文以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出版业参展情况为例，对2014—2024年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如图 2所示。十余年间，平均每年约有110家中国出版机构参展法兰克福书展，约占展商总量的2%。2023年，线下展会全面恢复，中国参展机构数量大幅增长至263家，达到2009年中国担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以来的新高峰，占当年展商总量的6.3%，彰显了中国出版加强国际对话、分享文化成果的积极姿态。在展品层面，自2016年起中国每年携逾千种图书赴德，2019年参展图书达3602种（4457册），2023、2024年分别达到5000余种和3500余种，为世界打开了观察中国文化发展的窗口。与此同时，德国出版界对中国市场的兴趣与参与日益加深。据德国图书信息中心（北京）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会展中心调研反馈，德国是BIBF重要的国际展商来源国。近年来，德国国家展团吸引60余家机构参与BIBF，其中既有弗里德里希学术出版社（Academic Publishing House Friedrich Mauke LP）、以设计和生活美学见长的柏林设计出版社（Gestalten）、专注儿童科普的泰斯洛芙出版社（Tessloff Verlag）等知名出版机构，也有丁香出版等专业版权代理公司，以及德国少儿出版联合会（Arbeitsgemeinschaft von Jugendbuchverlagen e.V.）等行业协会。

国际书展主宾国可以向世界集中展示本国图书和文化魅力，被视为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文化外交渠道。2007年、2009年德国和中国互为BIBF和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双方出版交流达到高峰。特别是2009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中国主宾国活动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加强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讲话，铁凝、莫言、苏童、阿来等中国作家到法兰克福与全球出版界展开深度对话。这一事件不仅极大促进了中德出版交流和文化交往，更成为两国文明互鉴历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2023年，中国展团以“中国故事对话世界”为主题在法兰克福书展推介“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扬帆计划”成果，祝勇、张楚等十位中国作家通过作家之夜、见面会等形式以文学为媒介生动讲述新时代中国故事。常态化的文化活动亦是全球出版业深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法兰克福书展每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4000余场，2024年BIBF的文化活动超过1000场。中国出版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阅文集团等中国出版机构的负责人曾在法兰克福书展“大市场峰会”、专业媒体对谈等活动中向全球同仁分享中国出版市场的发展动态、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的中国模式，阐释中国出版人在推动全球文明互鉴中的担当与贡献。2023年，第75届法兰克福书展组委会向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颁发了“荣誉参展商”证书，高度肯定其50年来作为国家集体参展组织者为促进国际出版交流作出的卓越贡献。

尽管中德出版交流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文明互鉴的深层视域下，依然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既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与行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有关。

数据显示，中德图书版权贸易近年来呈明显下滑趋势。2023年，中国对德输出图书版权量较2018年减少23.2%；德国对华输出图书版权量降幅超55%。从占比来看，中国对德输出图书版权量占我国输出总量的比例始终维持在3%~4%，但德国对华输出图书版权量占其输出总量的比例已从21.4%骤降至11.6%。结构上，德国对华输出的优势类型少儿和青少年读物版权数量从2016年峰值782项跌至2023年的163项，降幅达53.0%。相较之下，科技类图书则表现出较强韧性，近三年占德国对华输出总量的比例均在36%以上。这表明中国从德国引进图书版权的结构正从“童书+科技”向“科技+多元”转型。而中国对德输出方面，图书版权贸易逆差依然明显，尽管中国文学经典与科幻小说在德国市场取得了一定反响，但集中展示中国现代化发展路径、思想创新、社会风貌及科技成果的作品的市场接受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书版权贸易的波动背后成因复杂。一方面，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及数字化阅读、多元化娱乐方式对传统出版业造成了冲击，导致全球图书市场进入周期性衰退与结构性调整期。德国国内购书人数连续三年下滑，2022年德国图书版权成交总量下降14.4%，版权输出量整体下降1.9%。^[6]在此背景下，德国出版界对引进外国图书版权更趋保守。另一方面，中德双边关系的深刻转折亦对双方出版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对华战略定位从“特殊伙伴”调整为“系统性竞合”，其2023年发布的“中国战略”沿用了欧盟对华“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合一”定位，价值观外交权重显著上升。^[7] 2024年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德贸易总额下降3.1%。^[8]科技、能源等领域的“去风险”及对华限制性政策也间接削弱了文化领域的开放合作意愿，中德经贸往来收缩与战略互信非对称发展，对出版业及人文交流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

德国拥有欧洲历史最悠久、底蕴最深厚的汉学研究传统。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对《论语》《易经》等经典的翻译，为德语世界认知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石。冷战时期，东德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译介鲁迅，西德则延续古典阐释，鲍吾刚（Wolfgang Bauer）以《庄子》对话海德格尔。之后还有东亚出版社的凤凰羽系列和中国文库丛书，项目出版社的中国现代名家作品书系等。然而，这种强大的汉学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作品选材的路径依赖，即偏重历史性、学术性强的作品，而对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变迁、更具大众市场潜力的作品的关注和译介相对不足，且很少进入大众图书零售渠道。^[9]这间接导致中国出版物在德翻译存在“双重困境”：一是内容选择上，重“神秘东方”的传统中国，而轻“立体多元”的现代中国；二是表达方式上，重经典作品的学术呈现，而轻大众阅读的市场化开发。^[10]此趋势亦反映在中国各类出版工程对德文图书的资助上，“三大工程”资助出版的德文图书中，历史题材类占比61.1%，现代题材类仅占38.9%；学术类作品占比85.5%，大众类作品仅占14.5%。与此同时，德国翻译图书市场本身对非英语作品的容量有限，其首版书中翻译作品比例约为13% ^[11]，主要源语言为英语、日语和法语。德国汉语翻译人才长期处于结构性短缺状态，难以满足大规模、持续性的汉德互译需求，且英译德的成本远低于汉译德。加之德国出版市场整体保守，面对中德间显著的文化差异，德国出版机构更倾向于引进已获国际奖项或在英语市场中产生影响力的作品。

出版翻译“双重困境”与翻译人才结构性短缺进一步固化甚至扭曲了德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框架。中德两国民众间长期存在显著的认知不对称：中国人对德国普遍抱有好感，视其为励精图治、后来居上的榜样 ^[12]，而德国民众对华印象则整体偏负面，且近年来持续恶化，2021年持消极态度的德国民众比例高达74% ^[13]。因此，如何真实、全面、平衡地呈现一个发展、变化且多维度的现代中国，进而在此基础上增进中德民众间的彼此理解与尊重，对于中德出版业而言依然挑战艰巨。

法兰克福书展、BIBF等线下实体书展正在经历新冠疫情后的恢复期，但展商规模尚未回归疫情前的水平。2019年之前，法兰克福书展和BIBF的展商数量分别在7000家以上和2000家以上，2023年、2024年两大书展展商数量恢复至4300家和1600家，约为疫情前的60%。在线上线下融合办展的新常态下，国际书展的核心价值正从传统的版权贸易转向特定空间的社会交往与思想碰撞，“面对面”交流基础上形成的信任委托机制对于国际版权合作而言非常重要。^[14]展商数量缩减将直接影响出版产业链各环节多元主体在同一时空下进行深度交流的机会 ^[15]，对国际版权合作和跨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均有所限制。

同时，国际书展还是出版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的风向标和全球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法兰克福书展的数字化展区面积持续增加，先后设置了虚拟现实图书体验区、“艺术+科技”跨界展区、有声书专区等，BIBF于2023年首设网络出版馆。人工智能与出版融合发展成为近年来中德书展的热议话题。但不可否认，在技术变革深刻重塑出版业态的背景下，中德出版业在数字化转型方向的差异、技术标准和路线上的分化、平台建设不兼容等问题将为中德出版业交流和文化贸易合作带来新的技术壁垒。与此同时，面对全球化逆潮冲击，中德出版业如何依托国际书展平台更全面、立体展示本国形象，进而更好发挥全球文化影响力，也成为两国出版业面临的共同议题。

面对挑战，着眼长远，中德出版业亟需在文明互鉴框架下构建更具韧性的交流新格局。这既是深化两国文化交往、增进理解互信的内在要求，也能为不同文明国家间克服障碍、促进交流提供有益借鉴。

一方面，巩固和提升中德两国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长效机制。中德图书版权贸易与出版合作深受两国政治关系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尤其是德国《中国战略》所体现的战略定位变化更凸显了对双边交流的制约。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完善政府间的制度性文化合作框架，减少双边关系调整及德国政策变化对中德出版交流的冲击。自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积极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共同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为出版领域持续推进政策沟通和深化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未来可借鉴中阿学术典籍互译出版工程、中巴出版领域合作意见 ^[16]等，共同推动中德出版合作机制建设，强化政策协调与资源整合，为两国出版交流营造良好制度环境。

另一方面，构建多部门协同的中德出版合作网络。德国在跨部门合作推动出版物走向世界方面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形成了由外交部主导，歌德学院、德国学术交流服务处、德国图书贸易协会、德国作家协会、联邦文化基金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作网络。中国可借鉴德国经验，强化宣传、外交、文旅等政府部门的统筹协调与政策合力，充分发挥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等行业组织的桥梁作用，实现中德出版多层次交流，推动双方在出版流程、选题策划、翻译转换、市场推广等方面形成稳定的跨国合作网络。另外，可借鉴商务印书馆与德古意特·博睿出版社（De Gruyter Brill）开展战略合作打造中德高端学术出版旗舰品牌、安徽文艺出版社与德国欧洲大学出版社合建“海外文化+”德国中心构筑当代文学出海欧洲桥头堡的市场拓展经验等，鼓励中方出版机构以开展战略合作、收购兼并、设立海外办公室、德国编辑部等多样化方式，精准对接德国本土出版市场需求。

一是构建高水平翻译人才队伍，充分发挥汉学家的跨文化桥梁作用。在中德互译领域，曾求学中国的德国译者白嘉琳（Karin Betz）凭借《三体Ⅲ》《解密》《射雕英雄传》等译作获得德语市场广泛认可，汉学家夏黛丽（Thekla Chabbi）翻译的《花腔》被选为外交赠礼以增进两国交流。德国汉学研究积淀深厚，汉学家长期扮演着中德文化交流的关键枢纽角色，应进一步推动“融中外之智”^[17]的优秀译者和汉学家在出版全链条中发挥桥梁作用：在选题策划阶段担当“引路人”，精准筛选既彰显中国文化精髓、又能触动德国读者心灵的选题；在文本转译过程中担当“把关者”，确保译文专业精准且深度契合德国读者认知水平与文化语境；在文化传播实践中担当“诠释者”，提升中国作品在德国的文化适应性与市场接受度。

二是构建多元化、实践导向的中德翻译人才联合培养体系。深化高校与出版机构的产学研合作，推行高校教师与资深编辑、译者共同指导的“双导师制”。通过中德合作办学、交流互访、译者驻留、翻译工作坊等方式，增强译者的跨文化沉浸体验与全球视野。建立健全翻译人才的职业发展支持体系，提供持续的职业培训，同时依托中德双方翻译基金会等机构，为中德互译提供更多项目资源、资金支持和宣传协助。

三是引入智能技术辅助翻译，提升文化交流效率。应用大数据技术挖掘中德两国社交媒体、电商平台、阅读社区数据进行市场趋势预测与用户画像分析，精准识别热门话题、新兴题材及具有市场潜力的作品，为出版社选题决策提供支持。推广“人机协同翻译”模式，尤其在信息密度高、文学性要求相对较低的大众非虚构类作品领域，由AI辅助快速生成初稿，译者则聚焦风格打磨、文化意象精准传达、情感再现等创造性环节。开发医药、能源、智能制造等特定知识领域的定制化AI工具，辅助专业术语管理和人工审校，确保翻译质量与规范性。

一方面，重塑国际书展的交往价值。从知识社会学视角来看，出版活动本质上是系统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实践，其核心在于将分散的智识资源整合为承载民族精神与价值观念的文化载体，并通过翻译与版权贸易构建跨文明的知识网络 ^[18]，而这一过程依赖于出版产业链中多元主体的深度互动。国际书展作为出版产业链的时空聚合点，为编辑、译者、版权经纪人等文化行动者创造了“面对面”的交往场景和公私交融的对话空间 ^[19]，进而在拓展“朋友圈”的基础上实现对他国图书生产者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层理解。^[20]在后疫情时代，国际书展应更聚焦人际网络的建构，可通过设立中德版权交流会、图书推介会、贸易洽谈会、作者对话、文化沙龙等线下活动，增加两国出版人互动机会，激活具身交往的情感温度，进而推动从“人际交往”到“知识交易”再到“文化交流”的范式升级。同时依托展会线上平台建立出版人社区，推动出版交流和版权洽谈全时化、全球化。

另一方面，推进中德展会联动与品牌合作。近年来，国际知名书展通过战略合作实现了资源整合与价值提升。如法兰克福书展与博洛尼亚童书展于2024年联合设立“游戏商务中心”构建跨产业交流平台；博洛尼亚童书展携手瓜达拉哈拉国际书展、新德里世界图书博览会等开启全球巡展拓展国际合作网络。中国在此方面亦有成功实践，如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自2018年与博洛尼亚童书展开展深度合作，已在童书出版领域形成中意并立；法兰克福书展于2012—2019年与京交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前身）联合举办“故事驱动”主题活动，促进出版与艺术、影视、设计等多领域跨界融合，搭建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化专业交流平台。鉴于此，中德出版业展会应积极布局多层次的合作，如通过互设展台、巡展、联合办展等线下方式，以及虚拟展馆、线上社区等数字平台，推动BIBF、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中国出版业重要展会与法兰克福书展、莱比锡书展及德国其他文化类展会的战略合作。同时聚焦产业前沿议题和科技出版专门领域，围绕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数字内容出版模式创新与产权保护、跨媒体叙事等新兴领域，共同策划实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峰会、论坛和高规格品牌活动，形成东西方联动效应，在促进中德两国出版业深度交流与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亦能提升我国出版业展会的国际品牌知名度与行业影响力。

在深化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语境下，中德出版业交流承载着沟通东西方文明、促进民心相通的特殊使命。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十年来两国出版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面临严峻挑战：图书版权贸易受双边关系与全球市场波动冲击，结构性问题凸显；图书互译受路径依赖与认知偏差制约，人才短板亟待补齐；作为核心交往平台的国际书展，其价值形态在疫情后加速转型，技术差异亦形成新的壁垒。面对挑战，中德出版交流不仅需要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与政策支持，更依赖于两国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的广泛参与和积极互动。通过完善长效合作机制、建构多元协同网络、破解翻译难题、重塑书展价值等，能够促使中德出版业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为探索不同文明背景国家间增进理解互信、实现知识传播与文化交流提供“中德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