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为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教育出版行业需立足教育变革和人才培养新发展格局，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以服务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提供优质的教育出版资源和服务。

2025年4月11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提出“推动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智能化升级”。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教育教学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推动“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学习模式转型，教学服务需求也从单向“静态知识获取”向全链条“动态学习服务”转变。这对出版机构开发新形态教材、提供适配的教育出版服务提出了新要求。

2022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释放产业链各要素活力，构建良性的融合发展新格局新生态”。出版融合的本质是要打破边界，激活新的生态要素。当前，教育出版正在经历从产品到服务、从渠道到生态的转变，其核心竞争力不再取决于单一环节的效率，而在于整个产业生态的协同。在新兴技术的支撑下，未来的教育出版，是围绕教育形成的一个产业生态圈或产业集群。换句话说，当我们谈“教育出版”时，我们实际是在谈整个教育。^[1]教育出版机构通过纵向连接作者、研究机构，促进内容生产的协同，通过与发行渠道、终端用户建立连接与反馈机制，延伸下游服务；通过横向联合教育科技公司、高校开发以场景为导向的智慧教学解决方案，从而实现跨界协同。

当前教材的开发模式以出版社编辑、学科专家为主导，而作为教材直接使用者的广大教师、学生，在教材开发过程中则参与不足，内容供给与教学需求之间存在脱节。一方面，出版社编辑大多缺乏实际教学经验，对当下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模式与方法改革创新的研究和理解不够深入；而学科专家通常缺乏企业实践经验，使得教材内容在产业新技术、新方案、新标准、真实案例等方面表现不佳，或滞后于产业转型升级新趋势。另一方面，教材编写者难以及时获得广大师生对教材的使用反馈，无法形成教材编写、教材使用、教材反馈的业务闭环。此外，教材修订周期一般为3年左右，远不及当下技术更新的速度，随着智能化教学系统、个性化学习平台、动态化资源交互等数字教育形态的兴起，现行教材的知识组织体系难以适配不断变化的教学需求，尤其在内容更新、交互设计、配套数字资源方面存在显著缺口。由此，教材内容的供给侧与需求侧难以形成有效联动，造成“编用脱节”现象。

不同于K12教材，高等教育教材市场化程度高，出版机构普遍采用学校征订、线上平台销售等发行渠道，并依托线下推广团队及线上渠道开展营销活动。但不论是线下巡展，还是线上信息流广告、社交媒体推广、邮件营销，均以“信息送达式”传播为主，这种海量信息轰炸易令人产生麻木和抵触情绪，实际推广效果正在下降。教材选用是一项专业决策，需综合考虑教学理念、课程性质、学生水平、学校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并高度依赖于教师对出版机构的品牌信任度及教材内容价值的认可，而浅层触达模式难以建立深度用户连接，无法主动、深入挖掘教师的需求和反馈。此外，同质化营销不仅难以吸引目标用户，还可能加剧市场竞争，形成恶性循环。在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教材出版流程正在面临全链条的组织重塑，其中营销环节尤为关键，只有通过深度连接终端用户，有效收集与分析用户使用痛点及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教材出版工作，才能进一步提升教材的市场竞争力。教育出版机构需要建立各部门高效协同的运作模式，实现教材出版与营销的良性互动、共同为客户提供高价值服务。然而，要将这一理想的闭环模式切实落地，仍面临诸多挑战。

目前国内大多数教育出版机构，尤其是以高等教育出版与职业教育出版为主要业务的出版机构，纸质教材的出版和销售仍是最核心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来源。虽然一些数字化转型较早的出版机构基于纸质教材的内容积累，在数字教材、数字教学资源、教学服务平台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或是因为数字产品质量不高，或是因为缺少应用场景，总体成效尚不显著。此外，虽然教育出版机构拥有丰富的资源，但这些资源主要局限在教材编写和营销上，并且许多出版机构的资源分散在各个编辑手中，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源库，致使资源利用率很低。经营与服务模式的单一性、机构与专家资源利用的低效性，致使出版机构既难以形成资源协同的服务生态，也难以形成超越出版的品牌影响力。

面对内外部环境的挑战，教育出版机构亟须突破传统出版的界限，从产业生态视角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参考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大功能类群，^[2]教育出版服务生态中的内容生产者提供结构化知识产品，复制传播者实现价值传递，服务提供者促进资源循环利用。教育出版机构作为生态的核心联结者，应通过协同产学研多元主体力量，研判行业趋势，整合技术和资源重构内容生产范式，拓展传播与出版服务模式，形成相互赋能、协同发展的教育出版服务生态。

教育出版的发展须紧密结合教学改革的需求，同时要顺应出版深度融合的趋势。出版机构内设的研究部门作为距离出版一线最近的研究组织，要以实践研究和成果转化应用促进出版创新。一方面，应通过密切关注教育政策动态、学科发展趋势、产业人才需求、教学教改模式，开展教材原型的研发，使教材能够充分反映最新教学理念、最新科研成果及最新实践应用技术，提高教材的创新性、实用性和适用性，促进课程、教材、教学一体化。另一方面，应发挥行业智库作用，关注教育出版行业发展面临的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问题，以及行业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对出版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人才建设等开展深入研究，洞察趋势、咨政建言、指导实践，以高价值成果服务行业发展和管理决策。

如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专职研究机构人卫研究院，通过“人卫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组织社内外专家开展课题研究，以项目成果指导工作方案制定、推动标准建设、促进成果转化。^[3]人教研究院传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科研传统，对基础教育出版领域的基本问题与重大问题进行长期追踪研究，为教育出版政策决策提供重要参考。机械工业出版社（以下简称“机工社”）教育研究所与本社教材出版、数字出版等相关部门紧密配合，通过承担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人社部、教指委、行指委、学会协会等机构的研究课题，或联合设立课题的方式，为创新型教材建设和出版服务提供支撑。例如，通过对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在课堂教学和教材出版中的应用场景、应用方式等进行研究，探索教育出版技术融合路径；与高校、AI技术企业联合探索的管理学专业课程教材AI智能体建设，依托专业教材资源、教师多年积累的教学资源、丰富的学科资源构建专业知识库，训练专业智能体，可为师生提供深层次的知识服务。此外，机工社教育研究所还在内部设立诸如精品教材建设与营销推广研究等众多课题，组织专门力量进行研究，并把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教材建设中，推动教育出版创新发展。

教育研究与教材出版的有效衔接、双向互促，打破了传统教材编写、出版、使用、研究各环节相对割裂的状态，强调将教材研究者、作者、编辑、使用者等主体形成联合创作共同体，通过深度互动与协同创新，在教材的生命周期中持续进行优化，这种“编研协同”的教材出版模式是打造新时代精品教材的重要保障。

教材内容应紧跟产业前沿，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其是新兴领域教材建设，由于领域技术更新速度快，细分方向多，缺乏统一的专业标准，不同高校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和实践教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不仅影响了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和就业前景，也制约了产业的持续发展。教材编写团队应当把对专业建设、教育教学、课程教材，以及教育出版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及服务的研究融入教材建设中，有助于从供需两方面同步提升教材质量。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在智能制造系列教材方面提出“教材建设，研究先行”的理念，邀请智能制造科研和教学专家、一线教师、企业界专家，共同研究基于智能制造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和教材框架，并设计新形态教材。^[4]机工社教育研究所同分社密切合作，联合行业组织、院校、头部企业设立教材研究与建设课题，开展行业需求调研，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科学、合理、适用不同层次的课程体系，组织专家团队开发具有前瞻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特色的专业纸数教材及相关教学资源，如教学视频、电子课件、习题试题、教学案例等，形成优质的专业教学资源库，打造精品化教材体系。

“编研一体”即将教材编写与教材研究融为一体的编写出版方式 ^[5]，二者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在教育数字化背景下，为支撑混合式教学、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等创新教学模式，教材建设已从单一的纸质出版形态拓展为融合数字化教材、教学资源生态与教学服务支持的多元体系，这对编辑人员的复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教材编辑需要将教材出版工作与教育教学研究、专业知识体系、技术融合应用紧密结合，推动教材开发紧跟教育技术变革与教学模式创新步伐。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编研一体”的教材建设理念和工作机制，及其具备深厚科研能力的编辑队伍是二者长期保持头部优势的关键。机工社教育研究所通过与各分社编辑深度协作，系统培养教材编辑三大核心能力：一是教学理解能力，通过参与教育教学课题研究，深化对课程体系、人才培养的认知，精准把握教材应用场景；二是专业迭代能力，通过研究行业趋势及人才需求，组织专家构建领域知识体系，持续更新专业前沿认知；三是融合创新能力，通过强化对出版与智能技术、教育科技深度融合的理解和运用，创新教材形态和服务模式。由此构建了“理论研究+实践应用+融合创新”的全流程编辑成长路径，助力提升教材建设的专业度、适用性、创新性。

教材（尤其是创新型教材）出版后的关键环节就是高效精准的营销推广。教育出版机构应当将教材推广、教师培训与教材建设有机结合，推动“编销一体”化，深度连接教师群体，同时满足教师能力提升的需求，拓展教育出版服务模式。

传统的教材推广模式，如邮件营销、邮寄书目、院校巡展等，只起到信息送达的作用，难以使教师深度了解教材的创新点和价值点。教育出版机构应探索以会议、培训的形式进行教材的宣传和营销，让教师对教材的编写理念、编写特点、创新性等有全面的认识，从而达成选用意向。通过培训及研讨会议汇聚该领域权威专家及骨干教师，可构建垂直化专业社群，利用新媒体传播矩阵，通过图片直播、会议精华剪辑、知识点微课视频、教材资讯推送等形式，实现会议内容的二次传播与深度发酵，持续积累不同圈层的核心用户群体，形成稳定的私域流量池，促进教材推广。同时，编辑通过与参训教师的充分交流，还可收集教材使用反馈，形成新的选题策划方案，反哺教材建设，由此促进教材编写与营销协同，提升教材的市场适应性和教学适用性。例如，机工社教育研究所根据教材内容设计培训主题，联合教材作者团队，整合教育界、学术界及产业界专家资源，精准对接高校专业教师、科研人员及管理人员，开展专业建设、课程教学、人才培养、研究方法、教材建设与应用等培训课程，在有效提升参训教师能力和专业素养的同时，深化教师对教材价值的理解与认同，扩大教材推广范围，增强品牌影响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提出要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强化教师全员培训。鉴于此，出版机构应面向教师群体开展需求调研，研发教学方法与教学能力、科研能力、课程思政、教材建设能力、信息化素养等通识类课程建设能力培训项目，以及机械、电子、计算机、管理等专业课程建设能力培训项目，推动教材与课程、教学的一体化创新发展。出版机构还可以通过服务平台建设赋能培训业务，为教师打造更优质的用户体验，如人民邮电出版社的“人邮教师”培训平台、清华大学出版社为青年教师打造的“文泉课堂”等。机工社教育研究所依托自主研发的“机工教师特训营”平台，打造了线下面授与线上直播联动、线上“录播+直播”滚动开班、标准化课程包、定制化专属培训方案等多元立体化的服务模式，通过整合各教材分社的教师培训资源，统一策划和运营系列化的师资培训活动，逐步建立“通用型+专业型”“标准化+定制化”师资培训课程体系，如图 1所示，满足教师多维度能力提升需求，丰富出版服务模式。

依托课题研究、教材出版、教师培训汇聚教育教学、课程教材、产业、信息技术等产学研专家资源，构建专家网络生态，为院校发展提供多元化、专业化的咨询服务支持，是构建教育出版服务生态的最后一环。在教学方面，依托课题研究成果，结合行业趋势与院校特色，为高校开发新专业或教学改革提供人才培养方案设计、课程体系建设、教材编写及教学资源开发、定制混合式教学方案、提供企业真实项目教学案例等“一揽子”解决方案；在科研方面，通过组织专业领域期刊编辑、学术大咖“一对一”辅助打磨学术论文，帮助教师提高成果发表成功率及科研能力。例如，机工社教育研究所举办的“学术门诊会客厅”活动，联合专业期刊，为来自多所院校的教研团队提供了翔实的学术论文指导服务，助力院校学术成果发表和传播。广西教育出版社教研院成立的“名师工作室（坊）发展联盟”，为教师专业成长提供学术指导、成果出版与推广等支持和服务，以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6]

综上，研究、出版、培训、咨询四大模块相互联系、协同发展，形成教育出版服务生态闭环，推动教育出版机构从“教材提供商”向“教育服务商”转型。机工社教育研究所出版服务生态如图 2所示。

高效协同是教育出版服务生态构建的基础，出版机构内部部门、平台之间的协作与对接通常是协同工作开展的难点。对内，为激发相关部门协同积极性，机工社教育研究所确立了“赋能分社、分工协作、经费平摊、营收‘双计’”的工作机制。例如，机工社教育研究所与教材分社联合开展课题研究时，研究经费1∶1分担，研究成果涉及教材或著作出版的，由教材分社完成；教师培训的收入和利润与分社“双计”；同时，针对新的业务模式，与总编室、财务部等职能部门协同完善流程制度建设，使运营更加规范高效。生态闭环不仅需要内部循环良好，还要有外部的扩展性和可持续性。因此，除了内部专职团队，服务生态还需广纳教育、出版、信息化等领域专家，筹建专家委员会，加强与教育研究机构、高校、智库、行业组织、科技企业等多元主体的联络，建立战略层面和项目层面的合作机制，促进教育出版服务生态建设。

为有效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教育出版机构需紧扣教育变革与出版融合的时代脉搏，积极面对内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和压力，从中发掘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教育出版机构可从产业生态视角激发协同潜能，创新出版模式，探索从内容提供到教育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打造教育出版服务生态，促进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助力教育强国、出版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