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融合是在产业政策引导下，以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为基础，出版业主动进行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双向互动的行为 ^[1]，更是实现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2]。从2014年“媒体融合”和2015年“出版融合”到2020年“媒体深度融合”和2022年“出版深度融合”，十余年间，我国出版融合在顶层设计、融合项目、路径探索、技术应用、标准化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3]。这些成就得益于国家政策对出版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的悉心布局。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级别最高、权威性最强的国家级科研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选题规划反映了国家政策导向，2023、2024连续两个年度均将出版融合发展作为议题进行招标与立项。

梳理发现，关于出版融合政策专项讨论的成果较少。21世纪以来，国家为数字出版产业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4]，政策着力于转型升级、产业融合、内容管理和标准建设等方面 ^[5]，但在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财税政策方面存在改进空间 ^[6]。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当下，未来政策着力点应当面向释放出版数据要素价值、形成出版业新质生产力，以及构建全媒体出版传播新生态三方面。^[7]

按照文献相关性溯源，梳理出版融合和出版政策两个领域的相关研究，从“在出版融合主题下对国家政策的解析”和“在出版政策主题下对融合发展的关注”两条路径获取更多理论支持。出版融合方面，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出版融合发展、出版强国建设需要加大引导和政策扶持力度，既要用足用活现有利好政策，更要研究一些新的政策，支撑出版产业持续发展。周蔚华等对2020年、2021年和2023年中国出版融合发展的政策特征进行质性总结；张新新等则以相关政策文本为基础，构建了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量化指标体系和出版融合发展程度判定标准。^[8-9]出版政策方面，王欢妮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产业政策，认为2012年以来我国出版产业政策更加注重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10]黄先蓉等指出，为维护智媒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我国出版产业发展政策应当遵循以复合型人才培养为先导，分层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出版产业融合的调整路径。^[11]总体而言，有关出版融合政策的研究较为欠缺，从近似主题的研究中提取出的相关内容也相对有限，可见学界对出版融合政策的关注有待加强。同时，既有研究对出版产业政策的分析多数为定性思辨，鲜见对出版融合政策的量化解构。

政策决策的科学化趋势要求构建一个科学合理、逻辑清晰、实践有效的政策分析框架，以厘清政策主体、内容及其关联性，这样有助于开展有效的政策评估与优化 ^[12]。本文选取2014年以来我国出台的102项出版融合相关政策，构建一个立体式的“政策主体—融合路径—政策工具”三维分析框架，对我国出版融合政策体系展开研究，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发布出版融合政策的主体呈现出怎样的合作及层级关系？国家通过哪些路径来促进出版融合发展？出版融合政策体系使用了哪些政策工具？出版融合政策体系的逻辑结构和实践路径呈现何种特征？希望通过上述问题的探讨，能为出版融合政策的完善提供建议和参考。

通过查询中国政府网、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官网及北大法宝数据库，聚焦“出版+融合”，搜集相关政策文本。同时，按照以下原则对政策文本进行筛选：①仅选取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即发布主体为中央机关或国务院及其部委局等机构；②政策类型为法律、法规、规定、意见、办法、通知等正式政策文本，未选取批复、函、工作报告等非正式政策文本；③政策内容与出版融合直接相关。需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的政策筛选起始时间设定为“媒体融合元年”，即2014年。经筛选，最终确定2014—2024年共102项出版融合政策，时间、数量分布趋势和重要政策如图 1所示。

为直观系统地了解政策体系的逻辑结构，学者通常会构建二维、三维甚至多维的分析框架。其中二维结构相对简单，对于揭示和解读政策体系的逻辑关联特征作用有限，多维框架虽研究视角较为全面，但维度之间相对独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跨维度的交互分析。比较而言，三维分析框架因其清晰化、逻辑强、结构化等优点受到学者的青睐。故本文选择构建“政策主体—融合路径—政策工具”三维分析框架演绎政策执行的行为逻辑（如图 2所示），其中政策主体是政策运行过程中掌握权力的一方，成为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 ^[13]，融合路径的研究有利于了解政策执行目标和行为逻辑，政策工具作为政策主体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所采取的治理手段，反映的是政策主体的治理理念和政策意图。由此勾勒出一条“由哪些主体发布—从哪些路径推动融合—使用哪些工具促进融合”的政策实践路径。

政策主体的分析从合作网络与层级结构两个维度展开。政策主体包括单独发布主体和联合发布主体两类。对于联合发布主体，组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核心—边缘模型，识别核心政策主体和边缘政策主体，进而分析政策主体间的复杂关系。层级结构的划分以政策主体的行政级别及其隶属关系为依据，在治理层面上包括国家级、省部级、社会团体等，政策主体的行政级别越高，往往预示该项政策越受重视。政策主体的层级关系与合作关系中的核心—边缘特征可以描述该项政策的受重视程度。

技术革新和放松管制是产业融合的主要原因 ^[14]。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出版产业的应用，推动产业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和管理等方面融合创新。经过体制改革后的出版企业成为拥有更大自主权的市场主体，在适应市场环境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出版融合路径。本文以《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两项政策为范本，并参考以往研究 ^[15]，归纳出体制融合、内容融合、技术融合、市场融合、项目融合和人才融合六类出版融合路径，具体如表 1所示。

政策工具是政府所掌握的、用以达成政策目标的手段和措施，是组成政策体系的重要元素 ^[16]。政策工具划分标准多样，几种较为主流的分类方法有豪利特（Howlett）和拉米什（Ramesh）的自愿型、混合型和强制型工具 ^[17]；施耐德（Schneider）和英格拉姆（Ingram）划分出的权威型、激励型、能力建设型、象征与劝诫型和学习型政策工具 ^[18]；罗斯威尔（Rothwell）和泽格维尔德（Zegveld）的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 ^[19]，这也是我国学者在研究产业政策时较为常用的分类方法。本文拟从供给、环境和需求三方面对我国出版融合政策进行分析，政策工具类别及政策内容示例如表 2所示。

本文采取内容分析法对102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归类和统计分析。首先筛选出政策文本中与出版融合相关的内容分析单元，按照“政策编号—条款序列号”的规则对分析单元进行融合路径和政策工具维度上的编码。对于可拆分至多个分析类目的分析单元，在编码规则后附加“-1、-2、-3……”以作区分。经过分类整理，得到融合路径维度上的486个编码，政策工具维度上的362个编码。部分编码如表 3所示。采用Kappa系数检验分类可信度，结果显示，二者的Kappa值分别为0.90和0.81，高于标准值0.8，分类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社会网络”指的是社会行动者及其间的关系的集合。一个社会网络是由多个节点（社会行动者）和各节点之间的连线（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其通常以图论的形式呈现 ^[20]。在本文中，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出版融合政策主体，节点之间的连线则代表政策主体的联合发文关系，利用Gephi软件构建出版融合政策主体合作网络，同时使用Ucinet软件中的核心—边缘模型研究出版融合政策主体结构，测算得出核心政策主体和边缘政策主体。

出版融合政策主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党和国家中央机构、国家新闻出版署等政府部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团体单位在内的20个部门。其中单独主体^①发布85项政策，联合主体发布17项政策，反映出我国出版融合政策整体呈现单独发布为主，多部门联合发布为辅的特征。使用Gephi绘制政策主体合作关系网络图（图 3），节点大小代表政策主体联合发文数量多寡，连线粗细表示政策主体间合作关系强弱。单独发布主体节点为灰色，联合发布主体节点为红色。单独发文数量前三的政策主体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广电总局、财政部，三者共占单独发布政策总量的62.35%；联合发文数量前三的政策主体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新闻出版署。综合两类发布主体，国家新闻出版署政策发布量高居首位，占政策总量的35.29%。结合Ucinet的核心边缘模型测算，出版融合政策主体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位于核心位置的政策主体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广电总局、财政部、科技部、中央宣传部，而其余政策主体处于边缘位置。

结合Ucinet核心边缘模型测算结果，可将出版融合政策主体划分为三类层级，即高层级（H）、核心层（C）和边缘层（P）。高层级政策主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及其办公厅、国务院及其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主要负责确定出版融合的顶层设计，为政策制定提供宏观指导和决策依据。核心层政策主体围绕出版融合制定具体的通知、意见、纲要等，包括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财政部、国家广电总局、科技部。边缘层政策主体并不直接落实出版融合发展任务，往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辅助性作用，为出版融合发展提供资源支持。结合政策主体合作网络位置和所属层级，对政策主体属性加以标示。其中，联合发文政策主体属性由首位主体决定，结合它所处的核心/边缘位置和层级结构界定为多主体高层级（MH）、多主体核心层（MC）、多主体边缘层（MP），具体如图 4所示。六类政策主体属性中，以单主体核心层（SC）为主，其次是单主体高层级（SH）和单主体边缘层（SP），单主体特征明显。

将出版融合路径归纳为6大类25小类（如表 1所示），具体编码的分类和频数统计如图 4所示。体制融合以提供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扶持为主，着力营造良好环境和优化行政管理，同时也有少数内容触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内容融合是出版企业将出版内容优势转化为融合发展优势的重要途径。在创新内容传播方式的同时，借助技术手段实现按需提供服务、精准推送产品，强化服务意识。在扩大内容供给的基础上，打造重点领域内容精品，构建主题突出、质量上乘的出版融合发展精品体系。技术融合是出版融合的关键途径，重点在于成熟技术推广和前沿技术创新，技术标准与技术体系的建设则有助于出版融合的规范发展。市场融合路径中的经营模式变革表现突出，这是出版企业为应对技术和市场变革的必然选择。项目融合对出版融合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通过打造重点项目集聚生产要素、促进投资增长，增强行业发展后劲。人才融合路径的政策内容相对较少，多集中于人才结构和人才激励两类，而对于基础人才的培养和企业在人才融合中的作用则关注较少。

从图 4可以看出，我国出版融合政策综合使用了三类政策工具，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量占据“半壁江山”，为出版融合提供了所需的生产要素；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超30%，为出版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需求型政策工具相对弱势，对产业需求的拉动作用有限。就三类政策工具内部子工具而言，各子工具的使用也各有侧重。其一，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技术支持是重点子工具。《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强调突出科技创新在推动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深度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和资金投入等子工具分布相对均衡。其二，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以目标规划为主，主要制定出版融合发展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法规规制、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的使用频数均较低，政策仍有优化空间。其三，使用最少的是需求型政策工具，其中示范工程占比较高，该项政策工具因其实践性强、易推广而被频繁使用。其主要通过遴选优秀案例并给予政策支持，描绘出版融合“发展样板”供行业学习借鉴，如出版融合发展示范单位遴选计划等。市场塑造和海外交流使用较少。出版融合发展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持续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才能有效实现出版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对融合路径和政策工具的细分类别展开交叉分析，本文以融合路径为联结点，上溯政策主体，下溯政策工具，溯至细分类别，绘制“政策主体—融合路径—政策工具”关联结构图（图 5），由此解释出版融合政策体系的逻辑结构和实践路径。完备政策实践路径有486条，提炼出6类典型的政策实践路径：①核心政策主体单独施政，在体制融合中通过完善政策扶持等路径，调动资金、服务、平台等供给型政策工具；②核心政策主体单独施政，在内容融合中创新传播方式，运用目标规划等环境型及技术支持等供给型政策工具；③核心政策主体单独施政，在技术融合中推广成熟技术，重点采用技术支持这一供给型政策工具；④核心政策主体单独施政，在市场融合中变革经营模式，利用目标规划等环境型政策工具；⑤核心政策主体单独施政，在项目融合中打造重点项目，运用与示范工程相关的需求型政策工具；⑥核心政策主体单独施政，在人才融合中强化人才激励，采用与人才培养相关的供给型政策工具。

在102项政策中，超八成政策由单一政策主体发布，多主体联合发布政策仅有17项。政策主体合作网络密度低至0.2449，表明政策主体间联结松散，主体合作性不强。这一情况在核心政策主体群中表现更加明显，5个核心政策主体共同参与了64项政策的制定发布，但其中仅有8项政策为多部门联合发布。此外，6类典型的政策实践路径均由核心层政策主体单独施政，这进一步凸显了核心政策主体在合作方面的不足。在众多核心政策主体中，国家新闻出版署作为发布政策最多的核心政策主体，同时也是推动出版融合发展的直接力量，其在政策主体合作方面的表现欠佳。国家新闻出版署共与其他4个主体合作发布了6项政策，从合作主体数量上看，落后于其余核心政策主体。而且这6段合作关系均处于出版融合发展早期，在出版深度融合阶段未发展出新的主体合作关系。在半数的合作关系中国家新闻出版署均未发挥主导作用，在主体合作广度和深度上均未达到理想状态。

既有研究表明：政策主体的构成会从单一核心且结构松散的初始状态，逐步向多核心且动态均衡的高级形态演进 ^[21-23]。就目前出版融合政策主体情况而言，虽已初具核心—边缘特征，但核心政策主体间合作分散，尚未达到均衡状态。为推动出版融合向更深层次发展，出版融合政策核心主体应当与其他政策主体保持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并主导出版融合政策的制定，为出版融合发展提供注入强大动力。未来，面对愈加复杂的技术、文化、市场条件，多部门协同合作的施政方式应当成为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这对于提升出版行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出版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出版融合政策在实施路径上呈现出显著的非均衡性，不同路径的受重视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策融合路径倚重项目融合与技术融合。项目融合作为推动出版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自《意见》明确提出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以来，2021年启动的出版融合发展工程持续发力，通过政策扶持为优秀项目、平台、单位和人才提供发展沃土。技术融合同样是政策关注的重点，为出版业实现数字化升级转型，进行多领域深度融合，探索多元化新兴业态创造了更多可能 ^[24]。二是体制融合和人才融合占比偏低，反映出融合发展的潜在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出版业的定位、宏观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社会监督方式、出版行业自律等出版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调整 ^[25]。在推动出版与科技深度融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效统一”的进程中，体制融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人才是出版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不同于传统出版人才，出版融合发展所需人才的培养需整合出版单位、高校、研究机构和创新企业的多方资源。因此，从顶层设计层面完善人才培养规划，是盘活出版业“第一资源”的关键所在。三是出版数据要素价值亟待释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范畴，《“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进一步强调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对出版业而言，数据要素是连接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纽带，要以数据要素赋能传统出版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26]。虽然早期政策对出版业的基建数字化、资源数字化和平台数字化提供了基础性支撑 ^[7]，但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既有政策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已难以满足当前技术发展的需求。在人工智能重塑出版业态的当下，出版业数据化建设和出版数据要素价值的充分释放，迫切需要更具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政策指引。

从统计结果来看，出版融合政策体系中三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为2.8∶1.7∶1，形成了供给型为主、环境型为辅、需求型补充的非均衡结构，暴露出政策体系的整体失衡问题。其中，需求型政策工具的短板削弱了政策对出版融合发展的直接拉动效能。这种失衡现象在政策子工具的应用上更为显著。①供给型工具结构性偏差。当前供给型工具呈现“重技术支持，轻综合培育”的特征。在出版融合从“相加”“相融”“深融”迈向“智融”的演进历程中，早期数字化阶段对技术支持的倚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但随着融合进程深化，进入“相融”“深融”及“智融”阶段后，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产业平台生态搭建和资金长效投入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现有政策对这些关键要素的支持力度明显滞后，难以满足产业升级的现实需要。②环境型工具失衡。环境型工具存在“重目标规划，轻制度保障”的倾向。尽管目标规划为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单一依赖宏观长远规划，缺乏法规规制、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等配套措施的协同，不仅导致政策落地难度加大，也难以构建支撑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当前我国出版法规体系中，尚无专门法律支撑，仅依靠《出版管理条例》对出版活动进行规范，其法律效力与权威性不足；在财税政策方面，2023年取消了对于2018年及之前已经完成转制的文化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引发行业震动，凸显金融与税收支持的薄弱。③需求型工具应用单一。需求型工具呈现“重示范工程，轻市场拓展”的特征。示范工程虽为出版企业提供融合发展样板，但市场塑造与海外交流作为推动产业内循环与国际外循环的重要路径，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在出版业“走出去”过程中，国际市场壁垒仍需政策进一步突破，以强化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逻辑链条来看，政策工具的失衡本质上反映出政策制定与执行环节的脱节。政策制定者基于战略目标选择工具，更多体现在顶层设计，却忽视了执行主体的实际需求与反馈机制。这一矛盾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尤为突出——过高的目标规划占比甚至超出需求型工具总和，导致政策预期效果与实际效能严重错位，这或许能解释为何文化企业财税政策的变动引发出版业“地动山摇”。

政策协同理论认为，政策主体间应当相互支持、紧密配合，形成强大的政策合力，从而有效解决跨领域、跨部门的复杂问题，共同实现政策目标 ^[27]。在出版融合发展过程中，高层级政策主体制定出版深度融合的顶层设计、明确融合发展方向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强化多元核心主体的协同合作，通过构建“一主多元”的政策核心主体群，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推动出版融合发展的强大政策合力。“一主”是指充分发挥中央宣传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自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中央宣传部肩负“拟订新闻出版业的管理政策并督促落实”“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新闻出版事业、产业发展”的重要职责。中央宣传部应立足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战略高度，制定出版融合发展长远规划。同时，针对出版融合发展的多元需求，统筹协调各部门政策资源，推动资源精准高效注入融合发展进程。“多元”强调要巩固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广电总局、财政部、科技部等核心主体地位，积极联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等部门，进一步壮大核心政策主体群。需要注意的是，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中，国家新闻出版署应承担跨部门协作的枢纽职能，在合作关系中切实发挥主导作用；其他主体则需依据自身职能优势，为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此外，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还应调动人民团体、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等边缘政策主体的参与积极性。通过合理调配政策资源，有效化解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阻力，形成“高层级主体把控方向、核心主体协同推动、边缘主体提供资源辅助”的分工明确、协作有序的政策主体合作网络，以合力促进出版深度融合发展。

当前出版融合发展中，深化体制改革、技术体系完善、组织结构再造、加强成果交流和发挥企业作用等细分路径仍是出版融合政策的短板。破解这些难题，需要从多维度精准施策，推动出版融合向纵深发展。

在深化体制改革层面，应当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部署为指引，聚焦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国际传播效能等核心领域，系统性推进出版体制机制创新，为融合发展筑牢制度根基。在技术体系完善方面，需遵循“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衔接”的原则，制定配套政策，鼓励企业紧扣市场需求进行创新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优化技术创新生态。面对技术革新，出版企业传统的“编印发”商业模式已难以适应内容生产的新变革，组织结构再造成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 ^[28]。组织结构再造应以灵活化和扁平化为目标，国家可通过推广融合示范单位、数字出版企业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为出版行业组织变革提供实践样板。在成果交流与企业作用发挥上，应支持出版企业参加国内外出版成果展示活动，强化示范项目的引领效应，促进经验共享。

同时，人才是出版融合的核心支撑，需深化产教融合。出版企业与高校开展协同育人，建设校企联合实验室，为出版融合人才培养提供技术实操地和理论试炼场；高校就出版融合前沿议题开展专题培训班，提升企业员工理论素养和实操技能。企业内部应当优化融合人才培养、评价机制，加强出版融合内容生产、技术研发等领域的人才培养；建立健全绩效考核体系，突出目标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激发员工创新创造活力。

针对出版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可遵循“数据资源化—数据资产化—数据资本化”路径推进：首先，标准化生产、传播环节的信息，构建数据管理标准体系与共享平台；其次，推动数据资产入表，实现数据资产确权与价值评估，赋能选题策划、精准营销等环节；最后，通过市场流通实现数据价值增值。需要强调的是，从数据资源到数据资本的跃迁这一过程复杂且长期，需要管理部门与出版企业协同发力、持续深耕，才能激活数据要素潜能，驱动出版融合高质量发展。

针对政策工具使用失衡问题，应在保证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效果的前提下，强化需求型政策工具对产业的拉动作用，构建动态平衡的政策体系，并通过精细化管理政策子工具，增强政策实施效果。具体来说，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出版业数字化平台建设是推动出版业融合发展、增强我国出版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29]。尽管既有政策已作出规划，但“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重大主题出版工程”“国家知识服务平台建设工程”等战略性工程，仍需要政策持续赋能。此外，资金保障是推动平台建设与融合发展的核心要素，需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另一方面也要优化财政政策绩效评价机制，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扶持效果。

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优化要聚焦三方面：一是细化思想理念与目标规划，增强政策可操作性，提高执行效率；二是推动《出版管理条例》系统性修订，提升其法律效力；三是创新财政金融支持模式，推动财政金融扶持重点从直接资金补贴向完善投融资渠道转移。同时，应深入开展税收政策调研，延续对转制出版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扶持传统出版企业顺利渡过转型发展攻关期。

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发力点在于市场塑造与海外交流。在“双循环”战略背景下，内需市场需以供给侧改革为抓手，提升内容品质和服务水平；国际市场则需引导出版内容适配海外受众需求，加大图书海外译介的扶持力度。同时，鼓励出版企业通过国际合作、海外投资等方式，扩大实物出口和版权输出规模。

此外，建立政策制定主体与执行主体的双向互动机制至关重要，这为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政策制定前，深入产业开展调研，精准把握出版融合发展的政策需求；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出版企业、专家学者、出版智库、社会公众等政策参与者的意见，确保决策科学性；政策实施后，完善政府公共决策回应机制和公众信息反馈机制，形成政策优化闭环。通过上述措施，推动出版融合政策工具结构优化与效能提升。

出版融合发展是我国媒体融合战略在出版领域的重要部署，是出版业顺应时代变革的必然选择。出版融合政策的演进与出版业发展呈现深度互动关系——政策的制定与发布既反映国家对出版业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也为出版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与制度支撑。本文基于“政策主体—融合路径—政策工具”三维框架对我国出版融合政策展开量化分析，研究当前出版融合政策在政策制定主体、政策融合路径以及政策工具使用方面存在的不足，为今后政策制定与出版融合发展提供参考。在数字技术不断迭代、产业生态深刻变革、政策需求持续更新的当下，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对政策体系的科学性、前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唯有以动态视角持续完善政策框架，精准回应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市场需求的多重挑战，才能为出版融合筑牢制度保障，推动出版业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