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引擎，而学术创新效能的释放高度依赖学术生态的健康度。作为学术成果传播与学术规范守护的关键载体，高校学术期刊治理功能的发挥直接关系到学术创新生态的纯净性与可持续性。目前，国家已从战略层面确立了科技期刊在学术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提出，要“强化期刊学术治理功能”，明确要求高校学术期刊突破传统“成果发布渠道”的单一定位，向“学术质量把关者、学术伦理践行者、学术生态培育者”的复合型治理枢纽转型，标志着高校学术期刊的学术治理角色已成为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1]

为更好地回答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下，高校学术期刊应在学术不端治理中承担何种功能、如何实现功能归位及能力升级，本研究以协同治理理论为核心分析视角，整合技术伦理学、文化社会学等有益观点，通过对国内30家高校学术期刊（覆盖核心期刊与普通期刊，兼顾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大规模深度质性访谈，系统挖掘其在学术不端治理中的实际参与场景、功能瓶颈与潜在优化路径。

学术不端行为复杂化、隐蔽化及技术驱动下的新形态化，正与高校学术期刊治理能力不足形成尖锐矛盾，严重制约了期刊相关功能的落地。从国内来看，2023—2024年，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就通报了57起科研不端案件，涉及众多高校院所和医院，其中包括多所“双一流”高校，反映出高校学术生态中不端行为的高发态势 ^[2-3]，且被曝光的科研不端行为形式多样，涉及买卖论文或实验数据、委托他人投稿、抄袭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等 ^[4-5]；从国际来看，2024年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第一批次通报的全球撤稿案例中，我国15所高校的32篇论文因虚构署名、抄袭剽窃、图片篡改等问题被撤，其中8篇首发于国内高校主办的英文学术期刊，由此也暴露出本土期刊在审稿流程和质量控制方面存在不足。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期刊的国际声誉，也对国内学术生态造成了负面影响。在一稿多投、不当署名等传统学术不端行为逐年增长的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更催生了AI辅助数据伪造等更多学术不端新形态的爆发^[6-7]，传统治理手段已难以应对这些层出不穷的学术不端行为。高校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的“第一道守门人”^[8]，不仅是学术成果传播的重要载体，更是学术生态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然而，这种国家战略定位提升与高校学术期刊学术治理能力滞后的矛盾，不仅使高校学术期刊难以发挥学术不端治理的首道防线作用，更制约了学术生态的整体优化，这凸显了重构高校学术期刊学术治理功能、探索适配性治理路径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从现有研究脉络看，学界围绕学术不端的探索已形成三大脉络。其一是考察学术不端行为的成因，通过组织压力理论、知识生产异化理论等解析“非升即走”考核机制、量化评价导向对学术行为的扭曲 ^[9]，却较少关注高校与期刊之间权责博弈对学术不端治理效能的影响。其二是侧重学术不端的技术治理，如较多围绕Turnitin、区块链存证等工具的应用效果展开讨论 ^[10]，但多停留于对技术功能的简单描述，并未结合学术期刊实际工作场景分析技术适配性问题（如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期刊的检测需求差异）。其三是探索学术不端的协同治理，如提出了“政府—高校—期刊”等多元治理框架，但并未突破线性协作认知，忽视了中国“单位制”学术生态下期刊与高校的资源依存关系等对协同机制的制约。整体而言，针对学术不端的既有研究仍存有可补足的空缺点：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学者多强调单一治理要素（如技术工具、政府监管等）的作用，而缺乏对“主体—技术—制度—文化”等多维度互动的系统审视；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已有成果多以定性思辨或小样本案例分析为主，少见基于大规模期刊群体的深度质性研究，由此难以捕捉高校学术期刊治理实践中的真实差异。

不同于既有的小样本研究，本研究秉持“期刊类型—学科领域—办刊层级”三维抽样原则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结合Nvivo12软件对15万字访谈文本进行三级编码，旨在实现双重研究价值：理论层面，突破现有研究碎片化局限，构建“高校学术期刊功能定位—多主体协同机制—技术伦理适配”的整合性分析框架，通过协同治理理论完整透视高校学术期刊在学术不端治理中的现状；实践层面，明确高校学术期刊在学术不端治理中的核心功能边界，并为期刊制定差异化的治理策略。

协同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公私合作治理理论的延伸，经过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协同治理框架等学说的发展，已形成了“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通过规则协商与资源互动实现公共事务高效治理”的核心内涵。^[11]区别于传统科层制治理，协同治理理论的关键特征在于以“多中心治理导向”的主体互动替代单一权威管控，以“弹性规则”的动态适配替代刚性制度约束，以“资源互补”的效能整合替代分散治理困境，这一理论范式为破解学术不端治理中“主体割裂、制度悬浮、技术异化”的现实难题提供了核心分析工具。从学术不端治理的情境特性出发，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可推演出“四维主体—三维方式—闭环过程”的学术不端治理初始分析模型：

一是在协同主体维度，需突破“政府-高校”的二元框架，可明确四类核心主体的角色定位与权责边界。具体来看，政府部门（如教育部、科技部等）扮演着“规则供给者”与“宏观监管者”角色，负责制定《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等顶层制度，统筹全国学术不端治理的标准统一与跨区域协同；高校作为“学术生态培育者”，需履行学术伦理教育、科研人员诚信档案建设及内部不端行为初查职责；高校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守门人”与“学术成果展示者”，是学术不端行为的首发现场与初步处置主体，须具备稿件查重、疑似不端线索核查及跨主体信息通报等功能，其治理效能直接决定了学术不端行为的阻断效率；学术共同体（如学科协会、伦理委员会、作者等）承担着“专业评判者”与“文化引导者”等职责，通过制定学科专属伦理规范（如医学研究的数据真实性标准、人文社科的引文规范）、提供专业技术鉴定支持，弥补行政主体与期刊在学科差异适配性上的不足。四类主体通过“权责互补—资源互嵌”形成治理合力，可避免因单一主体权责过载或功能缺位导致治理失效。

二是在协同方式维度，需构建“制度—技术—文化”三维支撑体系。首先，制度协同是基础，通过建立“政府顶层立法—高校内部细则—期刊操作规范—共同体行业标准”的层级衔接规则，可解决现有学术不端治理中的“制度冲突”（如高校调查标准与期刊退稿标准不一）与“规则真空”（如AI生成论文的权属界定缺失）等问题。其次，技术协同是关键，可依托区块链存证、跨主体数据共享平台等工具，改变“数据孤岛”（如高校科研处与期刊的查重数据不互通）现象，实现“线索发现—调查取证—惩戒执行”全流程可追溯。最后，文化协同是深层保障，通过学术伦理培训、不端案例警示教育、诚信学术文化建设等培育“政府监管—高校引导—期刊践行—学者自律”的价值共识，以破解“制度执行弹性化”（如期刊因稿源依赖放松审查）等问题。

三是在协同过程维度，需遵循“预警—处置—反馈”的闭环逻辑。预警阶段，以期刊为核心，通过AI查重、编辑初审、同行评议等过程形成疑似不端线索库，同步将线索推送至高校科研处与学科伦理委员会，启动多主体联合核验；处置阶段，采用“分类施策”原则，对轻微不端行为（如引文格式疏漏等），由期刊联合高校开展提醒与培训，对严重不端行为（如数据造假等）由政府部门统筹，高校、期刊及学术共同体协同完成调查取证与惩戒（如撤稿、纳入失信名单等）；反馈阶段，建立“治理效能评估—规则优化”机制，由学术共同体牵头，收集各主体处置反馈意见，动态调整协同规则与技术工具（如优化AI检测的学科适配参数等），形成“问题发现—协同解决—规则迭代”的持续改进循环。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推演的学术不端治理初始模型，不仅明确了高校学术期刊在“线索首发—信息传递—执行落地”中的关键功能，更通过“主体—方式—过程”的系统整合，为后续结合质性访谈数据提炼高校学术期刊的具体功能（如预警识别功能、跨主体联动功能、技术伦理规制功能）奠定了理论框架，同时也为破解现有学术不端治理中的“协同赤字”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路径。

本研究以扎根理论为方法论基础，运用Nvivo12软件对收集的一手访谈文本（30份）、二手政策文本（18部）、学术文献（89篇）及典型案例（67个）进行系统化编码，严格遵循“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的三阶分析路径，通过持续比较法实现从原始语料到理论范畴的渐进抽象。数据来源标注采用统一规则：访谈文本（N1-30）、政策文本（P1-42）、典型案例（C1-67），确保编码过程的可追溯性。访谈样本结构见表 1。

开放性编码阶段聚焦于从原始资料中提炼初始概念与范畴。本研究对184条原始语料（涵盖访谈记录、政策条款及案例描述）进行逐行拆解与细致分类，严格遵循“从现象描述到概念抽象，再到范畴归类”的递进原则，最终提炼出51个初始概念，并归纳为30个初始范畴。例如，从“期刊编辑发现抄袭后联系涉事教师所在高校，但校方以‘保护人才’为由拒绝公开处理”等原始语句中，提炼出“信息通报受阻”的初始范畴；从“学术数据库检测系统只对期刊开放，高校科研处需额外付费查询本校教师投稿记录”中，归纳出“数据权限制约”的初始范畴；等等。详见表 2。

主轴编码的核心任务是运用典范模型挖掘初始范畴之间的因果关联与逻辑关系，通过整合相似范畴形成更高层级的副范畴与主范畴。本研究基于对15万字访谈文本的深度解构，在30个初始范畴基础上，通过持续比较法提炼出12个副范畴，并依据“治理要素—互动逻辑—功能定位”的聚合标准，最终形成4个系统性主范畴（见表 3），完整呈现了学术不端协同治理的核心构成维度。

本研究通过持续比较法筛选出能够统领所有主范畴的核心范畴“高校学术期刊介导的学术不端四维协同治理机制”。“介导”的核心含义是指其作为中介枢纽，串联多元主体、整合治理要素，实现从分散到协同的转化。区别于既有研究中泛化协同的模糊界定，本研究明确将高校学术期刊定位为治理机制的中介枢纽和中间节点，串联多元治理要素、推动协同效能转化，本质是通过期刊对“主体协同—制度调适—技术治理—文化嵌入”4个子系统的串联与赋能，实现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效能跃迁”的转化。高校学术期刊介导的学术不端四维协同治理模型如图 1所示。

为确保理论严谨性，将30份访谈文本按2∶1比例划分为编码数据集（20份）与饱和度检验数据集（10份），对核心范畴及子系统进行持续比较验证。结果显示，新数据未产生新概念，所有范畴均达到理论饱和，证明该模型能够有效解释高校学术期刊在学术不端协同治理中的中介功能，为后续实证分析与实践应用提供了系统性分析框架。

学术不端四维协同治理模型的核心特征是以高校学术期刊为协同枢纽，串联多元治理要素形成动态互动体系，旨在为学术不端协同治理提供“以期刊为核心”的系统性分析框架。

高校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不端治理的“首道防线”与“跨主体协同枢纽”，其功能发挥直接决定了学术不端协同治理的成效。“介导”指高校学术期刊在学术不端治理中承担的“线索首发—资源整合—协同推动”功能，是连接政府、高校、学术共同体的核心节点。本研究中的“学术共同体”特指“以学术研究为核心职业、遵循共同学术伦理的群体与组织”，具体包括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学术学会（协会）、学科领域的同行评议专家，以及以学术评价为核心职能的期刊编辑部；不含高校中不以学术研究为核心任务的行政、后勤及学生群体，以突出其专业属性与学术导向的核心特征。高校学术期刊介导的四维协同治理机制强调多元主体的联动与资源整合，通过期刊的介导作用实现政府、高校、期刊、学术共同体及其他相关方面的深度协作。这种协同不仅体现在主体协同的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层面，还涉及制度调适、技术治理及文化嵌入等多个维度的系统性互动，从而构建起动态且可持续的治理生态。一是在主体协同维度，四维协同的核心意涵表明了政府、高校、期刊、学术共同体在治理场域中的关系结构，本质是多元主体在“资源—权力—规则”框架下的动态博弈。高校学术期刊的“介导”功能，一方面需连接高校的“行政治理链路”（如科研管理处、人事处），推动学术不端处理的流程合规性；另一方面需连接学术共同体的“专业治理链路”（如同行专家、学术学会），确保学术不端判断的专业权威性，二者共同构成“行政规范+专业共识”的双重治理支撑，避免单一主体治理的局限性。二是在制度调适维度，聚焦制度从文本到实践的转化过程，既体现为国际规则与本土“单位制”生态的碰撞，也表现为刚性制度与弹性执行的矛盾，核心是规则系统在“全球化—本土化”“正式—非正式”双重张力中的动态平衡。三是在技术治理维度，主要探讨技术工具与学术价值的互动关系，囊括了AI检测提升效率的正向效应、因算法偏见导致的质性研究误判率以及人文社科的检测漏检率等，本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学术场域中的辩证博弈。四是在文化嵌入维度，重点揭示了学术不端治理的深层文化及心理机制，表现为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价值认同与行为惯习的相互作用，既包括抄袭、剽窃等短期功利行为，也包括“唯指标论”压力下采取不端手段以迎合绩效要求，核心是学术诚信从“制度要求”向“共同体自觉”的渐进内化过程。

一直以来，高校学术期刊依托稿件初审优势成为学术不端线索的首要发现者（访谈显示，89%的疑似线索由期刊首次识别），进而以期刊自身资源（包括稿源把控权、审稿优先权等）撬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通过“线索共享—资源置换”破解主体协同网络中“谁来治”的组织基础问题；通过“基础规范刚性执行—弹性规范情境调适”推动制度调适机制落地，回应“依何治”的规则支撑问题；通过“学科定制技术需求提出—算法共治参与”优化技术治理生态，解决“用何治”的工具保障问题；通过“伦理案例传播—审稿指标价值嵌入”推动文化嵌入路径深化，阐释“为何治”的价值逻辑问题。

这4个子系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高校学术期刊为中介形成动态耦合：主体协同网络为制度、技术、文化维度提供组织载体，制度调适机制为主体互动、技术应用、文化培育设定规则边界，技术治理生态为主体协同、制度执行、文化传播提供工具支撑，文化嵌入路径为主体协作、制度遵守、技术应用注入深层动力，四者共同构成“主体—制度—技术—文化”四维协同治理模型。

基于深度访谈数据，可从4个维度解析高校学术期刊在学术不端协同治理机制中的核心功能：主体协同的资源整合者、规范落地的调适执行者、技术应用的平衡者、文化培育的传导者，且各功能维度均呈现“实践创新—效能提升—理论反哺”的动态逻辑。

主体协同维度是模型的基础支撑，高校学术期刊往往是学术不端线索的首要发现者，继而撬动高校、伦理委员会等协同参与。当前，学术不端治理机制中主体协同仍面临三重困境：一是权责分割导致的“责任推诿”，如76%的期刊曾遭遇高校以“保护人才”为由拒绝提供调查数据；二是技术资源壁垒形成的“数据孤岛”，如高校科研处与期刊的查重数据互通率仅43%；三是制度适配性不足引发的“协同失灵”，如国际治理规则与本土“单位制”生态冲突显著。

针对上述困境，高校学术期刊亟须突破“被动审查者”的定位，转而承担“线索发起者”与“资源置换枢纽”的核心功能。一方面，继续凭借更为全面、科学、系统的稿件初审优势，及时识别学术不端线索；另一方面，可以“资源互嵌”推动学术不端治理的责任协同，如某理工高校学术期刊联合5所兄弟院校的期刊共同建立“线索共享—优先审稿”置换机制，将学术不端行为核查效率提升至140%。这种以期刊为核心的“资源—责任”动态匹配，正是协同治理理论“主体互嵌”逻辑的具象化，其理论价值在于揭示学术治理中“非科层制协同”的可行路径，即期刊可通过自身资源优势撬动多元主体参与，共同破解“责任推诿”难题。

制度调适维度是模型的规则保障，其核心是“期刊主导的规范落地与反馈修正”。高校学术期刊既是基础规范（如数据真实性等）的严格执行者，也是弹性规范（如署名格式、引文标注等）的情境化调适者。但该维度仍存在三重阻滞：其一，规范执行张力导致的“制度悬浮”，如大部分期刊因生存压力存在“选择性执行”；其二，跨文化摩擦引发的“规则冲突”，如国际期刊倡导的数据开放共享遭遇国内隐私保护制度壁垒；其三，路径依赖导致的“制度僵化”，如政策文本中“参照既往做法”出现频次达128次，还有部分高校在“破五唯”改革中仍以“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为核心评价指标，使制度实施效果大幅折损。

为此，作为“规范落地的执行者与反馈修正的推动者”，高校学术期刊应该在以下方面做好调适执行：第一，对于数据真实性等基础规范，期刊可建立并严格执行“三审三校+第三方数据核验”流程；第二，对于署名格式、引文标注等弹性规范，期刊需结合学科特性与本土化情境开展协商调适，实现“实践创新—规范升级”的传导；第三，借助“规范落地—反馈修正”的闭环功能，期刊需及时反馈实践痛点并推动顶层规范优化，以填补“顶层制度与微观实践”的适配鸿沟。

技术治理维度是模型的工具支撑，其本质是“期刊介导的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平衡”。基于审查实践，高校学术期刊可提出学科定制化技术需求，同时通过人工复核破解技术异化。然而，目前学术不端技术治理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三重矛盾：一是技术赋能悖论引发的“创新抑制”，如一些期刊使用AI检测后，创新性强但引用率高的论文的退稿率显著上升；二是算法权力失衡导致的“专业判断缺失”，如AI系统对“现象学”等专业术语会出现18%的误判率，使编辑对检测结果的修正依赖度高达65%，且跨学科研究中算法因领域知识不足也会导致15%的创新成果误判；三是技术适配性不足造成的“检测盲区”，如人文社科领域通用工具漏检率（27%）较自然科学领域高19个百分点，国外查重系统对文言文古籍研究的漏检率达35%，凸显了期刊在技术需求与供给匹配中的协调困境。

高校学术期刊承担着“技术需求提出者、应用测试者与伦理把关者”三重功能，针对技术适配性不足问题，期刊可基于稿件审查实践提出精准需求。如，某考古学期刊牵头联合2家企业、3所高校，提出甲骨文文本查重的“语义相似度+字形比对”技术需求，使专业文献检测准确率大幅提升。在算法治理中，期刊编辑凭借对稿件学科特性的深度理解，一定要成为算法共治的核心参与者，如某社科期刊通过编辑参与调整AI检测的“专业术语阈值”，使质性研究稿件误判率大大降低。同时，期刊可设置“技术伦理审查环节”防范工具理性扩张，如某高校期刊在AI检测后增加了“创新价值人工复核”步骤，避免了创新性强但引用率高的稿件被误判退稿，这种“技术应用—人文把关”的双轨模式，正是技术人文主义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实践，其理论价值在于丰富协同治理中“技术—主体—规范”的互动逻辑，为数字时代学术治理提供“需求导向型技术创新”路径。

文化嵌入维度是模型的精神内核，重点是“期刊传导的伦理认知与价值内化”。高校学术期刊一般可通过伦理案例专栏、审稿意见附伦理提示等方式，将抽象规范转化为具象认知。然而，目前学术不端治理中的文化嵌入仍存在三重障碍：一是功利主义导向导致的“伦理异化”，如“非升即走”机制压力下个别青年教师篡改实验数据；二是伦理自觉滞后引发的“认知—行为断裂”，如学者认同学术伦理重要性，但仅48%在研究设计阶段主动自查，暴露期刊伦理教育的深度不足；三是监督文化缺失形成的“集体沉默”，期刊虽尝试通过“匿名线索举报通道”进行改善，但受限于“单位制”人际关系网络，实际效果有限。

高校学术期刊需扮演好“学术伦理的传播载体与行为引导者”的角色。一方面，通过“学术伦理专栏”“不端案例评析”等内容设置，将抽象规范转化为具象认知。另一方面，将伦理价值嵌入审稿制度，如某高校期刊在访谈中表示要优化审稿指标体系，将“学术生态贡献度”（含引文规范、研究原创性、伦理合规性等）权重提升至30%，由此不仅能使低质量稿件的投稿量下降，更能推动作者在投稿前主动修正伦理瑕疵。此外，期刊还可通过“审稿意见附伦理建议”的方式实现微观渗透，如某自然科学期刊在审稿反馈中附加《数据处理伦理提示》，使研究生作者的数据合规率从59%提升至87%，这种“制度引导—内容传播—微观渗透”的功能组合可通过期刊的日常审查与传播实践，推动学术诚信从制度要求转化为共同体自觉，由此破解“伦理认知与行为断裂”的治理难题。

本研究通过对国内30家高校学术期刊的大规模深度质性访谈，结合协同治理理论，构建了以高校学术期刊为核心枢纽的学术不端“主体—制度—技术—文化”四维协同治理机制模型，并揭示学术不端“双环驱动”的治理逻辑：内环以高校学术期刊为协同中枢，串联政府（规则供给）、高校（生态培育）、学术共同体（专业评判）三类主体，通过期刊主导的“线索共享—资源置换”实现主体协同，依托期刊参与的“基础规范刚性执行—弹性规范情境调适”推动制度落地，凭借期刊提出的“学科定制需求—算法共治参与”平衡技术理性，形成“资源互嵌—规则适配—技术适配”的效能输出闭环；外环则以高校学术期刊为传播载体，通过伦理案例专栏、审稿意见附伦理提示、作者诚信培训等实践，将学术诚信从个体认知塑造延伸至组织规范扩散，再到系统价值再生产，为学术不端治理提供深层文化支撑。“双环驱动”通过高校学术期刊实现动态耦合，为学术不端治理提供了“期刊枢纽型协同”的理论框架。该框架首次明确了高校学术期刊在学术不端治理中的“双重角色”——既是微观审查的“守门人”，也是宏观协同的“连接器”，由此可通过“实践痛点→期刊创新→系统升级”的传导逻辑，验证高校学术期刊对学术生态优化的能动价值。

当然，本研究提出的学术不端“主体—制度—技术—文化”四维协同治理机制仍存有一定局限，如对生成式AI等新技术引发的新型学术不端形态回应尚不充分、对治理机制的长期演化规律缺乏追踪验证，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仍需更多元化数据支撑。后续研究可通过“提出—质疑—修正”的循环过程，结合纵向追踪与跨学科验证，进一步完善模型的动态适配性与实践指导性，以为守护学术创新的纯净土壤、推进学术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理论与实践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