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谋篇布局的关键之年。国民经济中长期规划是国家发展意志的集中表达，通过制定未来5年及更长期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当前，党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建议的编制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1]

中长期规划类出版物作为固化编制成果、面向社会宣介的核心载体，承担着解码国家战略、引导公众认知、推动政策落地的桥梁作用。当前，我国规划类出版物在内容供给、形式创新和传播效能等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研究其供给现状与发展路径，既是服务国家规划编制民主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出版业深度融合国家战略、构建中国特色政策传播体系的重要课题。

中长期规划类出版物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在主题出版相关政策的精准扶持与引领下，呈现出专业化深耕、多样化拓展、数字化转型的鲜明发展态势，成为连接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关键纽带。

在内容生产领域，这类出版物已构建起与“国家—省—市县”三级规划体系深度耦合，与国家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四类规划结构深度匹配的出版格局。国家发展规划是“统领”，其制定出来后，要由专项规划在“条”上细化，由区域规划在“块”上深化，由国土空间规划在“地”上保障。^[2]这一切的顺利实施，都离不开出版业的内容转化与传播支撑。从横向维度看，中长期规划类出版物的主题范围已延伸至经济、社会、生态、民生等多个核心领域，实现对国家发展关键板块的全面覆盖；从纵向维度看，其内容贯穿国家战略顶层设计与地方实施细则，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内容链条，供给体系的系统性与完备性持续提升。

在时效性与实用性的双重约束下，部分重点出版物或提前布局规划编制的核心思路解读，或在规划公布后第一时间推出权威阐释内容，为政策落地提供精准指引，同时搭建起社会各界理解国家发展蓝图的“知识桥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和发展改革工作》系列丛书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辅导读本》^[4]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此基础上，相关延伸出版物进一步形成“百花齐放”的繁荣生态：专项规划领域，聚焦细分领域推出专业化解读内容，满足特定行业与领域读者的深度需求；省级规划研究领域，深挖地方实践经验，为区域规划实施提供参考范本；学术研究领域，则从理论维度梳理规划体系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规律，最终构建起从政策解读到学术研究的完整内容生态闭环。如《“十三五”国家级专项规划汇编》《中国省级五年规划发展研究》《中国式规划从“一五”到“十四五”》等不一而足。

在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下，中长期规划类出版物也积极拥抱数字化变革。不少出版机构将规划类内容进行数字化转化，推出电子图书、有声图书、在线数据库等多种数字化产品形态，打破传统出版物传播在时空上的限制，为规划内容的广泛传播与高效推广开辟新渠道，进一步提升其在基层实践与社会公众中的触达率与影响力。

作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业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同向同步，有力发挥着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中长期规划类出版物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核心导向，作为具备高度专业性的主题出版品类，其不仅精准承载战略内涵，更搭建起将党的规划蓝图转化为现实发展实效的关键桥梁，为政策落地与战略实施提供重要内容支撑。

中长期规划类出版物在做好重大主题作品出版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明确要有针对性地策划出版“解读‘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任务部署，阐释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容和实践要求，策划出版一批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制造强国战略等国家重大战略和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精品读物。”

作为政策解读的权威渠道，这类出版物紧扣规划原文，通过系统阐释规划文本的战略意图、量化指标及实施路径，帮助社会各界准确理解国家战略导向，有效解决了政策执行中的信息衰减问题，确保中央决策精神精准触达地方政府、经营主体和公众，便于基层的理解与实践。除此之外，通过深度剖析规划制定的思想脉络和决策依据，例如解读重大工程布局、产业转型路径及改革深化的内在逻辑，可强化读者对宏观战略的系统性理解。

从“一五”计划建立工业体系到“十四五”规划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相关出版物可以完整呈现“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凸显国家发展目标的接续性，为各级政府、市场主体提供连贯的行动依据。出版物中明确展示的重大工程项目、产业布局和政策方向，能够引导公共资源精准配置，规范经营主体行为。从“一五”至“十四五”，我国国民经济中长期规划在名称、定位、理念、目标、性质、内容、形式、编制程序和规划体系等方面不断演变，相关出版物通过记录历次五年规划（计划）的演进脉络，固化中国特色治理优势，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珍贵历史资料，为全球治理提供可参照的“中国方案”。

聚焦五年规划制定逻辑和实施案例的著作（如学术机构编写的战略研究丛书、权威课题组发表的研究论文），既能提炼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优势，也为下一个五年规划提供行动指南。如“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可总结运用“十三五”165项、“十四五”102项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经验，推动建设一批事关长远的战略性牵引性工程。有多部图书深入分析了此前重大工程项目推进过程中的主要做法、经验和问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释义》收录“十三五”规划实施总结评估报告，详细分析了165项重大工程的完成情况与经验机制。^[5]

通过前期广泛征集网民意见，编制者不仅普及了规划编制知识，更显著提升了公众参与度。正式出版的规划纲要文本作为权威载体，成为社会各界理解国家战略的核心文献，构建起全民共同遵循的行动纲领，有效强化了发展凝聚力。相关研究著作以及新闻宣传产品采用“政策语言—大众语言”的转换机制，将专业性规划转化为可视化、场景化的知识产品，搭配“一图读懂”“名词解释”等通俗形式，为规划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推动形成全民参与国家发展的生动局面。

近年来，中长期规划类出版物在内容生产、产品类型以及传播方式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与进步。然而，以图书为主的这类出版物在供给主体、创作机制、媒介融合、国际传播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短板和问题，制约其高质量发展。

中长期规划类出版资源与出版格局呈现显著的“倒金字塔式”分布特征。首先，由于中长期规划的“顶层设计”属性，其涉及复杂的经济、社会、政策等专业知识，中央级出版机构凭借政策、人才资源优势，占据几乎全部的规划解读类和绝大部分国家级规划课题的出版份额。其次，此类选题作者资源的体制性集中现象突出，核心作者群体主要来自全国人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政府部门和中央党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顶级研究机构，地处北京的中央级出版机构与这些作者合作具有明显的地理优势。而地方级智库作者虽然总量不少，但其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力与中央级作品相差较远。并且地方智库普遍面临研究经费不足、数据获取受限等困境，且缺乏跨区域协作平台，导致研究成果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最后，资源协同机制加剧马太效应，中央级出版机构由于其组织管理的相似性、服务反应的及时性更容易获得政府类作者的青睐。

相比之下，民营出版机构在资源获取上处于更弱势地位：一方面，其既缺乏与政府部门的制度性合作渠道，又难以建立稳定的高端智库作者网络；另一方面，由于规划类出版物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和学术专业性，民营机构普遍存在内容把关能力不足、政策解读深度不够等问题，导致其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这种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失衡，既制约政策传导效率，又阻碍出版市场良性竞争，导致产品多样性差，难以适应分众化阅读时代的读者需求。读者分层服务严重缺失，专业梯度建设失衡，入门级读物和地方化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作者类型和创作机制限制了内容供给。从“一五”到“十四五”延续至今的市场供给，主要由三类作品构成：规划说明与政策解读类官方出版物、规划实施中末期评估报告，以及专家学者研究专著。这些作品普遍存在“三化”特征：内容表达严肃化（绝大多数采用纯文本论述）、呈现方式单一化（数据可视化稀缺）、语言风格公文化。其中的权威解读类作品，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性。这类作品通常由政府部门牵头组织编写，采用“课题立项—专班写作—指定出版”的标准化流程。创作动机指令化，项目立项主要源于上级部门年度宣教任务，而非市场调研产生的需求。内容生产程式化，写作团队大多严格遵循“政策依据—条文释义—实施要求”的三段式模板。出版流程行政化，书稿内容需要不同层级领导逐级审查，增加了出版流程的环节、时间和成本。

而专家学者的研究专著，鲜有像《薛兆丰经济学讲义》^[6]《牛奶可乐经济学》^[7]这类能将艰深的经济学原理转化为大众化语言表达的优秀通俗读物。究其根源，参与国家级规划起草的核心作者群体虽掌握政策制定的一手逻辑，但其创作受限于职务作品版权归属、敏感内容审查等约束，并不能很好地将知识沉淀转化为出版产品。长期机关写作形成的思维定式，也使作者转型通俗写作的意愿和成功率较低。更值得关注的是时效性断层——因数据获取、脱敏审批等多重原因，很多智库出版物所用数据滞后规划实施2~3年，形成“政策已落地、解读才问世”的价值衰减困局。

中长期规划类出版物对出版融合发展的探索与尝试仍较为保守，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媒介形态单调，纯文本形式占绝大多数，数字产品多为PDF扫描件等初级形态，缺乏交互式数据库和动态可视化图表。二是出版机构的智能技术应用严重滞后，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类AI语料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大量高质量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语料数据分散在政府部门、中央媒体中，处于沉睡或单打独斗的状态，数据潜力亟待挖掘。专业领域如国土空间规划、重大项目工程仍依赖静态文字描述，未能有效利用大数据资源以及AR、VR技术或政策模拟器等交互工具。三是传播渠道协同性差，由于其政治经济类的话题属性，短视频转化率低、社交媒体互动率低，对知识付费、音频课程等新兴传播方式的应用更少。这种技术局限导致规划内容陷入“专业壁垒强化—公众参与弱化”的恶性循环。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中长期规划出版物的国际传播面临显著的文化适配性挑战，直接影响了“中国故事”“中国方案”的全球传播效能。从传播实践来看，规划文本的制度性话语体系涉及大量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这与西方受众的认知框架存在结构性错位，例如“五年规划”等中国特色治理概念在英语语境中缺乏准确对应的表述，导致核心信息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产生较大的语义损耗。中长期规划中体现的“党的领导”政治优势、“依法治国”治理方式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特色，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面临西方受众显著的理解障碍，导致国际受众的认知接受度不高。^[8]此类出版物叙事采用集体主义价值导向，与西方强调个体发展的叙事逻辑形成认知冲突。且此类出版物多采取简单直译，未考虑国际读者阅读偏好，出版形式单一。这些国际传播障碍，既源于政治体制的本质差异，也受制于跨文化传播中专业政治术语转译的精确度不足，以及缺乏针对不同政治文化背景受众的分层解释体系。

中长期规划类出版物的供给困境，既制约了其自身价值的充分释放，也影响了国家战略与公众认知的有效衔接。为破解这些难题，推动此类出版物高质量发展，需要从构建新型出版生态、优化出版流程、打造分级传播矩阵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多个维度发力。

构建分级协同的新型出版生态体系，通过“中央—地方—民营”三级主体分工，有效破解供给主体结构性失衡问题，形成权威性、灵活性兼备的出版格局。该体系通过数字共享平台实现选题、作者、数据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既保障政策传播的严肃性，又激活多元主体创作与传播的活力。

中央出版机构可建立横向联盟，打造“规划中国”主题书系，形成协同效应。通过整合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等机构的政治、渠道资源，中国计划出版社等部委出版社的人才、作者资源，中信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的市场化运营经验 ^[9]，构建覆盖政策研究、专业转化和市场落地的全链条协同体系。实现选题策划、专家智库、发行渠道等要素的跨机构流动，放大各机构的专业优势。联盟通过编辑互聘机制组建跨机构项目工作室，共享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的研讨资源 ^[10]，形成人才协同培养网络。

地方出版机构可通过“1+N”结对机制实现与中央出版单位的纵向协同，丰富区域化、专业化产品供给。^[11]建立选题联动策划机制和专家资源调度池，如人民出版社与5个省级人民出版社组建规划出版纵向联盟，共享选题库和编审资源。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与大湾区省级宏观经济研究院组建“大湾区规划书系编委会”。这种模式既能保证中央政策框架的权威性，又保留地方创新空间，开发出版《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图解》等特色区域经济产品，依托省级“新华书店+社区书屋”的配送体系精准发行。央地政府部门开展课题研究招募工作时，建议优先遴选具备纵向梯队结构的研究团队，并同步协调出版纵向联盟提供全流程出版服务支持，实现研究成果的及时转化与传播。

民营文化公司可与国有出版机构合作，构建政策知识服务矩阵。在纸质出版物领域，开发“规划图解+民生案例”系列丛书。在数字读物方面，制作例如可点击查询地方规划实施进度的电子地图，或开发“规划计算器”App，通过信息技术实现“输入家庭情况自动匹配政策福利”功能。在可视化产品方面，制作《规划进行时》微纪录片，采用“专家访谈+实景动画”形式呈现；短视频赛道可建立“政策词条库”，运用AI生成方言版解读视频，如“绍兴话版共同富裕路径”。所有产品均须通过国有出版机构的内容审读环节，标注权威标识并建立用户反馈机制，形成大众化、互动化的传播体系。

建立“政产学研用”协同创作模式，通过版权分成机制激励政策起草专家参与通俗读物创作。通过公开宣传版税收入的合法合规性，打消体制内作者参与市场化图书创作的顾虑。如编制《公职人员知识创作收益指引手册》，重点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关于职务作品与非职务作品的权属界定。在干部培训中增设“知识产权合规”专题模块，明确区分违纪所得与合法创作收益的界限。畅通职务作品收益机制，将优质政策读物创作纳入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加分项。设立“政策传播创新奖”，对优秀作品作者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

优化出版流程，实现出版周期与政策议程的同步推进，出版机构需要对五年规划各时间节点相应政策动作足够了解，在上一轮五年规划中期评估报告公布时即开始启动下一轮“五年规划书系”的谋划工作。建立基于政策生命周期的动态出版体系，通过精准把握政策演进节奏实现差异化产品供给。构建“三阶段”产品开发模型：在规划编制与审议阶段（出台前24个月）、两会后的政策发布窗口期（发布后0~6个月）、规划实施阶段（发布后6个月至收官）分别推出前期研究等政策背景类、图解规划等即时解读类、评估分析等总结类作品。这种时序化产品矩阵既满足了不同阶段读者的差异化需求，又确保了政策传播的连贯性和系统性。相关专业出版社还可围绕规划打造基础设施类、科技创新类、民生保障类、跨区域经济类等垂直产品线，如《“十四五”时期超级工程详解》^[12]《国家重大工程图册》《乡村振兴实践二十例》《都市圈发展规划对比研究》等。

在稿件审校方面，目前出版界已有多款AI智能审校系统，在内容导向风险识别、知识性差错校对、文字标点差错校对等方面的性能较传统校对软件有了显著提升，可有效提高图书三审三校的效率和质量。出版机构与作者单位共创“规划解读绿色通道”，对时效性强的解读产品实行“边审核边制作”的并行机制。^[13]试点“白名单”出版机构制度，赋予优质民营机构同步获取脱敏数据的权限。

根据《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推动主力军进入主战场，有效巩固数字时代出版发展主阵地，始终用主流价值引领网上出版舆论，进一步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支持出版单位之间、出版单位与网络平台之间通过项目合作、联合研发、资源共享等方式有效对接、优势互补，释放产业链各要素活力，构建良性的融合发展新格局、新生态。

近几年来，AI技术已经深度嵌入两会报道，显示出信息技术与政治经济话题传播融合的巨大发展潜力。如央视新闻推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极简版》借助AI生成动态图表，将长达8 000字的报告凝练为20秒动画，以直观、简洁的形式让核心内容迅速传播，全网播放量一举突破5亿。央视网推出的AI短视频《哪吒说两会》，采用Rap的音乐形式将民生政策转化为流行表达，实现政策话语的“破圈”传播。^[14]

建议利用国家支持资金，开发“规划大数据平台”，集合历年规划文本、目标对比、项目进展等信息，整合分散在政府部门的国土空间数据、项目图纸等结构化信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生成可视化图谱。开发“规划进度可视化模块”，集成地图、时间轴等交互元素，使抽象政策具象化。重点建设政策模拟器工具包，将重大工程数据转化为VR沉浸式体验场景，如让受众通过头显设备展示高铁线路规划的立体效果、“沉浸式”体验老旧小区改造方案。建立内容迭代机制，每季度更新案例库和数据库，确保出版物与政策落地同频共振。

设立国家授权、集中管理的语料数据基础设施运营主体，建设涵盖经济、文化、社会、党建、国防、外交、传媒等重点领域权威语料的数据库。建立AI辅助创作系统，对政策文本进行智能标注和关联分析，缩短创作周期。如在2021年，人民法院出版社借助“法信”大数据平台的支持，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智慧办案手册》初稿的自动化生产，极大提升了创作效率。^[15]

设立媒介融合专项基金，资助AR、VR技术在规划解读中的应用示范项目。推行“数据开放清单”制度，分级释放可公开的规划基础数据供社会二次开发。建立创作者联盟，鼓励媒体机构参与转化。将传播效果纳入政策评估体系，设置社交平台转发量、用户停留时长等量化指标。针对不同受众开发差异化产品：开发面向从事政务工作、学术研究的严肃阅读者的专业版App，集成大数据分析功能，公众版小程序则可采用游戏化设计（如“我的城市我规划”互动模块）。建立内容分发中台，自动适配微信、B站等平台的内容规格，实现“一次创作、多端适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为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遵循。

构建精准转译体系。建议由国家统筹，组建跨学科翻译团队，整合政治学、语言学、经济学、传播学专家力量，集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版）、历次党和国家重要新闻发布会的官方翻译文本等语素、语料，建立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术语外文语料库国家平台，对“五年规划”等核心概念采用“直译+解释性注释”的复合译法，如译为“Five-Year Plan（China’s medium-term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blueprint）”，编制《中国治理术语国际表达指南》。

创新叙事表达方式。采用“宏观框架+微观案例”的叙事结构，用基础设施建设、脱贫攻坚等具体成就诠释制度优势。对于具有外宣潜力的中文书稿，不能仅采用直译的方式，而是与作者团队协同，充分调研目标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并进行外宣适配性的改编，着重加强对民生案例的刻画，提高中国形象的亲和力，积极推进将传播内容由单纯的“本国议题”转向关乎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议题”。

完善分众传播机制。按受众政治文化背景建立三级解释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侧重分享发展经验，着重介绍关于中部崛起、西部振兴、乡村振兴等规划的内容；对发达国家强调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淡化制度差异，突出解决方案的普适价值，突出规划内容中有关气候变化、科技创新等内容的全球议题，如将节能减排目标与《巴黎协定》对接，宣传介绍美丽中国建设经验等。针对国际组织的中长期规划出版物传播，突出标准对接。将中长期规划的运作理念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国际议程挂钩，重点突出中长期规划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价值。

国民经济中长期规划类出版物作为连接国家战略与社会实践的重要纽带，在新时代背景下承担着更为深远的使命。本文通过系统分析当前供给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与创新路径，揭示了此类出版物在政策解读、史料传承、经验总结和共识凝聚等方面的独特价值。面向“十五五”规划的新征程，持续推动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出版业亟须以构建分级协同生态破解资源集中困境，以流程再造提升内容时效性，以媒介融合拓展传播维度，以精准转译增强国际话语权。这既是对中国特色治理优势的出版表达，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实践。随着分级出版矩阵的完善、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以及国际传播体系的创新，中长期规划类出版物必将更好地发挥“国家发展注脚”和“治理智慧载体”的双重功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坚实的出版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