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1]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思想深邃、影响深远的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与价值原点，是中华文化之“美”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赴河南考察调研，强调中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体现出对中原文化的高度重视。

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载体，卷帙浩繁的中原文化典籍凝结了中原儿女的深邃智慧，是中原文化与世界文化“美美与共”的天然纽带。如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愿景和中原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需求既赋予了中原文化典籍全新的时代价值，也提供了考察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图景的宝贵契机。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多以个案研究为主，分散于翻译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专题研究较为欠缺，较少从出版层面探讨中原文化典籍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特殊作用。基于此，本研究在对域外出版市场出版发行的中原文化典籍做全面统计的基础上，致力于廓清其域外出版现状及趋势，探讨不足之处，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思路，为促进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进路，为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提供智力支持。

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中原大地孕育了老子、庄子、张仲景、杜甫、白居易、司马光等历史名贤，诞生了众多在中国乃至世界各个领域都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文化典籍。本部分从译本数量、译者分布、出版机构以及出版方式四个维度对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现状展开考察。

在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进程中，高品质典籍译本持续涌现，为中原文化在域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撑。早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玄奘法师就受唐太宗之命，将《道德经》编译成梵文并传播至印度^[2]，开创了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的先河^[3]。16世纪前，受限于印刷水平和交通技术，中原文化典籍的域外出版尚处于起步阶段，译本数量有限，出版地区主要集中在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以日本为例，OCLC^①的WorldCat^②国际馆藏数据显示，16世纪前，《纂图附音增广古注千字文》《王注老子国字辩》就已经在日本翻译出版。16世纪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原文化典籍的域外出版开始形成一定规模，以耶稣会士、新教传教士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编译了一批以经学典籍为主的中原文化典籍，并以介绍中国文化、服务宗教扩张之名在域外出版，有力推动了早期西方世界对中原文化的认知与接受。由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六卷本《中国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是该时期代表性出版成果。20世纪，专业汉学发展趋于成熟，美国作为现代汉学研究重镇的地位逐渐确立，加州大学、耶鲁大学等高等院校先后成立东亚研究中心，中原文化典籍成为域外汉学研究与汉学教育的重要参考书目。在此背景下，中原文化典籍译本数量迅速增加，《墨子》《文赋》《韩非子》《花间集》《伤寒论》《洛阳伽蓝记》等一大批中原文化典籍的首个英译本在20世纪集中推出，覆盖哲学、历史、文学、科技等多个领域；《道德经》新译本层出不穷，由20世纪初的48种增长至20世纪末的777种，翻译语种从12种增长至61种，域外馆藏量最高的译本亦诞生于此时期，对国际学术界与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21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大中华文库工程、经典中国对外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翻译河南”等一系列战略规划和对外出版工程项目的支持下，中原文化典籍的域外出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华源·河南故事》《中国关键词：出彩河南篇》等多语种系列丛书相继出版；《墨子》《黄帝内经》《列子》《杜甫诗选》等典籍每年都会在亚马逊等域外图书销售平台上架1~3种新译本；《道德经》《庄子》等畅销典籍的在售译本数量已超千种，成为国际市场上备受追捧的文化产品。随着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数量不断增加，中原文化的域外传播范围更加广泛，中原文化之“美”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更加深刻的解读。

文本翻译是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的重要环节，典籍译者的政治立场、文化背景、翻译水平等直接影响着译文内容的准确性与译本的接受程度。中原文化典籍的译者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来华传教士，这类译者活跃于16—19世纪，他们翻译、出版中原文化典籍的直接目的是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的基本立场与精神内核，从而为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文化上的支撑与佐证，代表译者有理雅各（James Legge）、卫礼贤（Richard Wilhelm）、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等。第二类是域外汉学家，他们不仅对中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还具备译入国本土语言优势，能够将典籍内容以更贴近译入国话语和思维习惯的方式呈现出来，是中原文化典籍域外译介的主力军。反映在出版成果中，由域外汉学家翻译的中原文化典籍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超其他译者群体。其中，美国著名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为中原文化典籍的域外翻译出版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的支持下，华兹生翻译的《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中原哲学类典籍于1963—1964年集中出版，随后，他又相继翻译了《汉魏六朝赋选》《白居易诗选》《杜甫诗选》等中原文学类典籍，为域外读者了解中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第三类是精通翻译技巧的中国学者，这类译者对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与审美范式有着深刻的理解，其译文能够更好地反映原著的语言风格与精神内涵，向世界忠实地传达“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灵魂”^[4]，代表译者有许渊冲、林语堂、杨宪益、汪榕培等。

随着中原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除以上三类主体外，海外留学生、中原文化爱好者等主体也凭借各自的文化背景与传播优势，积极投身于中原文化典籍的翻译、出版实践，共同组成了当今域外汉学家引领下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译者队伍。

面向域外出版中原文化典籍的出版机构包括综合出版社、专业出版社、地方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等多种类型。其中，大学出版社与专业出版社占主导地位。

大学出版社依托高校丰富的学术资源，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服务教学科研、传承人类文明、传播人类文化为根本使命，具有开展典籍出版工作的先天优势。在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实践中，南京大学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等大学出版社较为活跃。以在域外出版最多中国图书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为例，该社有效整合母体高校人才资源，与华兹生、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艾乔恩（Ian Johnston）、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等一大批知名汉学家组建编译团队，针对《道德经》《庄子》《墨子》《列子》等中原哲学类典籍合作推出了多个版本的译著，策划出版了《中国传统资料汇编》二卷本、“东亚经典”系列、“东亚文明”系列等经典丛书^[5]，为中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涉及历史文献整理、古汉语翻译校对等专业性较强的出版环节，出版门槛较高，因此，拥有专业编辑团队、固定读者群体和成熟市场渠道的专业出版社在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市场中有着独特优势。其中，中华书局、外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哈科特出版社（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亚瑟·普罗布斯坦书店（Arthur Probsthain）、香巴拉出版社（Shambhala Publication）等较为活跃。以外文出版社为例，作为中国最大的外向型出版机构，外文出版社面向域外市场出版了《道德经》《吕氏春秋》《搜神记》《太平广记选》等多本中原文化典籍，推出了“中国经典译丛”“双语诵读中华经典”“大中华文库系列”等重点丛书，有力推动了中原文化在域外传播的进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自助出版平台的兴起与普及为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提供了新的选择。相较于传统出版机构，自助出版平台在出版成本、出版周期、版税分成模式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因此吸引了众多独立作家与典籍译者。2019年，中原文化爱好者山姆·托罗德（Sam Torode）在亚马逊自助出版平台KDP（Kindle Direct Publishing）上出版了其翻译的《道德经》（Tao Te Ching），该书一经推出，便以高水准的翻译质量和亲民的定价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长期占据亚马逊《道德经》相关书籍销量榜首位，有效推动了以道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哲学文化在域外的推广与普及。

中原文化典籍的域外出版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独立出版，即典籍由中国或外国出版机构独立翻译出版并进入域外市场；二是中外合作出版，即中外出版机构通过开展出版合作业务、成立合资公司或国际编辑部等形式，在选题开发、内容生产、发行推广、人才培养等环节开展合作，面向域外市场共同出版中原文化典籍。目前，中原文化典籍的域外出版方式整体上以独立出版为主，中外合作出版为辅。

在独立出版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格局下，中外出版机构的出版实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由中国出版机构面向域外市场独立出版的中原文化典籍多受大中华文库、经典中国对外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工程项目的资助，出版成果集中于各工程项目支持的重点选题方向，展示了中原古代思想文化的最高成果。而由外国出版机构独立出版的中原文化典籍则呈现出较强的市场导向，出版成果集中于《道德经》《庄子》《黄帝内经》《杜甫诗选》等域外市场关注度较高的典籍作品，注重以不同的译文风格与装帧设计深入挖掘畅销典籍的市场空间。

随着我国对外出版实践的不断深化，中外合作出版逐渐成为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的新趋势。2020年，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集团（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共同成立的双世出版公司（World Century Publishing Corporation）出版的中原医学典籍《金匮要略》（Essentials from the Golden Cabinet：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Jin Gui Yao Lue）是中外合作出版中原文化典籍的代表性作品，该书依托中外合资公司的资源与渠道优势，实现了高质量选题、高水平翻译和高效率发行的有机结合，目前已被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主要图书馆馆藏，为中原文化典籍的域外出版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

近年来，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工作虽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仍存在内容失衡、主体缺失、受众单一的现实瓶颈，这既削弱了典籍域外出版的市场盈利能力，也阻碍了中原文化的广泛传播。

考察发现，中原文化典籍现有译本集中于《道德经》《庄子》《墨子》《列子》等中原哲学类典籍，其他大部分典籍尚未实现完整的外译与出版，多以节选的形式出现在汇编作品、研究报告当中，可见，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内容存在突出的失衡问题。究其原因，在汉学发展历程中，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价值体系一直是域外汉学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蕴含“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兼爱非攻”等中华宇宙观、生命观与伦理观的中原哲学类典籍成为域外汉学家与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主要对象。相较之下，历史、文学等其他类型的中原文化典籍则因其浩繁的文本内容、复杂的历史语境与较低的市场关注度面临着出版成本高、出版周期长、市场回报低的现实困境，域外出版进程整体较为滞后。以中原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为例，虽有方志彤、孔旭荣、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等专业学者与哈佛大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等知名出版机构先后投身于《资治通鉴》的翻译出版工作中，但全书三百余万字的庞大文本规模与横跨16个朝代的复杂历史语境仍是横亘在《资治通鉴》域外出版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迄今为止，尚未有面向域外市场公开发行的完整译本。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6]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有三千余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凝聚了中华文化精髓的中原文化典籍是国际社会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宝贵资源，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内容的失衡割裂了中原文化域外传播的整体语境，阻碍了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系统性认知，是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工作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实践中，中外出版机构以内外两股力量共同推动着典籍作品在域外市场的出版与传播，然而，相较于外国出版机构，中国出版机构的域外市场影响力整体上仍有待提升。以中原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为例，对该书代表性英译本的国际馆藏情况、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被引情况以及亚马逊读者评分情况进行统计（见表 1），可以看出，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吟龙出版社（Singing Dragon）、香巴拉出版社等外国出版机构出版的《黄帝内经》的域外市场影响力显著高于外文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等中国出版机构推出的版本。

与典籍域外出版经验丰富的外国出版机构相比，中国出版机构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末大中华文库工程立项实施起才开始系统地、成规模地开展包括中原文化典籍在内的中华文化典籍的域外出版活动，国际市场运作经验相对匮乏。同时，目前我国大多数出版机构倾向于将域外出版活动纳入社会效益范畴，尤其是典籍的域外出版更是依赖国家政策和项目工程的资金支持，市场主动性较低。因此，由中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中原文化典籍在域外出版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难以获得较高的市场影响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大象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为代表的河南本土出版机构近年来虽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文化积累、传承价值的中原文化典籍，但整体市场面向仍以国内为主，域外市场表现并不突出，未能有效发挥河南本土出版机构在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工作中的地缘优势。

当前，中原文化典籍的受众主要集中于对中原文化有学习和研究需求的专业读者群体，因此，多数典籍仅作为学术研究资料分布于各专业图书馆中，未能真正进入大众阅读市场。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的《墨子菁华》（Mo Tzu：Basic Writings）为例，尽管该书被全球超过300家图书馆馆藏，并被广泛用作美国高等院校中国文史哲课程的参考教材^[7]，但在亚马逊平台上仅获得了18个读者评分，普及度与知名度较低。

相较于通俗读物，中原文化典籍在触达一般大众时面临着诸多障碍。首先，相关典籍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学、医学、数学等学科领域，专业术语较多、语言表达精炼含蓄，翻译与阅读门槛较高。例如，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道德经》）这一表述中，“一”这一术语指代“道”，即万物的本体与本原，而在英文思维中，“一”仅对应数词意义上的“one”，域外读者若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则难以领会原文的核心意涵。其次，古代与当代、中原与域外客观存在的文化语境差异显著增加了域外普通读者理解中原文化的难度。例如，在亚马逊平台对中原文化典籍的读者评价进行考察可发现：古今文化的差异使《杜甫诗选》的读者感到杜甫的诗歌与当代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相距甚远^[8]；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价值观差异使部分读者认为《墨子》中提倡的“兼爱”理念与现实存在脱节^[9]；宗教信仰的差异也导致部分读者认为《道德经》中所阐释的“道”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基督教中的“上帝”才是生命的最终指引^[10]。最后，除少部分畅销典籍外，中原文化典籍实体书在亚马逊平台上的售价大多超过50美元（约合人民币365元），数学经典《九章算术》英译本（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沈康身等译）的亚马逊售价更是高达511.63美元（约合人民币3730元），相对高昂的获取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域外普通读者购买中原文化典籍的意愿。

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是一项宏大且长期的事业，在几个世纪的探索与实践中，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规模不断扩大，出版主体愈发多元，为国际读者认知与理解中原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基于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中存在的问题，本部分尝试探讨针对性的实践进路，为“美美何以与共”提供典籍出版层面的现实解答。

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内容失衡限制了中原文化之“美”的全面展示，滞缓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进程，对此，应采取多维策略，完善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内容的供给。

第一，应进一步优化现有支持政策，在支持规模、支持方式等方面合理统筹，为外译难度大、市场回报周期长的“冷门”典籍提供专项资助，降低出版机构的成本压力，提升出版机构对于非畅销典籍域外市场的开拓信心。第二，应调动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重点主体的积极性，鼓励各主体参与到文化意义重大但尚未实现外译出版的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工作当中。例如，作为中原文化典籍外译的主力军，域外汉学家凭借专业的学术积累与贯通中外的文化经历，为中原文化典籍的外译出版做出了突出贡献。对此，应构建以与域外汉学家合作为导向的平台孵化机制与项目资助机制^[11]，通过加强沟通与引导，鼓励更多域外汉学家投入到历史、文学、科技等类型的中原文化典籍的选题策划、翻译润色、市场推广等工作中。第三，应打破不同典籍之间的话语壁垒，借助域外市场对畅销典籍的关注度与接受度，推动其他中原文化典籍的外译与出版。如在中原科技典籍《灵宪》的域外出版实践中，可用《道德经》中“道”之为“一”的整体科学观阐释天文学家张载的具体研究成果，提升受众的阅读与研究兴趣，推动该书在域外市场的传播与接受度。

如上文所述，在以独立出版方式为主导的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格局中，中国出版机构常因缺乏域外市场运作经验而面临市场影响力较低的困境。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就是打造中外合作出版网络，整合中国出版机构在典籍内容理解与文化阐释上的先天优势与外国出版机构在本土发行与市场营销上的成熟经验，推动中原文化典籍灵活高效地进入域外出版市场。

具体而言，在选题开发环节，可先由外方根据本土市场需求提供选题方向，中方依此筛选出适销对路的典籍，确保选题既能符合域外读者的阅读兴趣，又能系统呈现中原文化的精髓。在文本翻译环节，可先由中方提供准确度高、权威性强的典籍底本，再由熟悉中原文化的目标国本土译者译出初稿，最后交由中方进行把关与润色，以保证译文在贴合目标国读者阅读习惯的同时准确传达典籍的文本内涵与思想精髓。在装帧设计环节，可鼓励中外设计师共同参与，将中原文化符号与目标国主流设计风格相融合，打造出既具有中原文化特色又贴合目标国审美取向的书籍装帧样式，保障成品图书的文化辨识度与视觉吸引力。在市场推广环节，可由中外双方根据典籍内容特色与目标国市场特点共同制定营销推广策略，并借助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网络直播平台、国际书展、外事活动等渠道构建连通中外的立体化传播矩阵，提升中国出版机构的国际曝光度与中原文化典籍的市场关注度。在合作过程中，中国出版机构还可以锻炼人才队伍、积累域外市场运作经验，为日后更高效地“独立出海”奠定基础。

如上文所述，专业性较强的文本内容、差异度较大的文化语境以及相对高昂的图书获取成本共同导致了中原文化典籍较低的大众普及度与认知度，使中原文化典籍的域外出版工作面临受众单一的发展困境，进而限制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广度。对此，中原文化典籍出版机构应在改进现有市场定价策略的同时，注重对典籍的文本内容与呈现形式进行域外本土化、现代化的阐释与再造，降低中原文化典籍的接受门槛，向更多域外读者全方位展现中原文化之“美”。

“本土化”强调以目标国的文化表达方式与读者接受习惯为导向，对中原文化典籍的文本内容与呈现形式进行调整。2020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Du Fu：China' s Greatest Poet）是中原文化典籍本土化改编的成功案例：该片以华裔汉学家洪业翻译、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书籍为主要参考，以实景拍摄的形式还原了杜甫的经典作品与人生历程。在本土化策略上，影片不仅将杜甫的诗文成就与英国的莎士比亚相比肩，还邀请英国著名演员伊恩·麦克莱恩爵士（Sir Ian McKellen）朗诵《壮游》《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杜甫名篇，有效提升了英国读者对杜甫诗歌的阅读兴趣。

现代化包括内容现代化与形式现代化两个层面，即在中原文化典籍域外出版实践中，一方面要在内容阐释上进行创新，对中原文化典籍的文本内涵进行现代化解读，揭示当代世界发展成就与古代中原文化智慧的内在联系，引导域外读者从理解典籍内容到认同中国文化，最大程度地发挥中原文化典籍在中外交往中的桥梁作用。例如，由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撰写、香巴拉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The Tao of Physics：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llels between Modern Physics and Eastern Mysticism）将现代物理学与《易经》《论语》《道德经》《庄子》《华严经》等典籍相联系，引导域外读者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华文化，有效推动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域外的传播与普及。另一方面，要利用现代技术丰富中原文化典籍的出版形式，提升典籍阅读的互动性与趣味性，降低域外读者的认知与理解难度。例如，国家典籍博物馆联合字节跳动公益共同打造了古籍活化项目“古籍寻游记”，该项目以VR互动纪录片、线上虚拟数字展厅、抖音“古籍寻游记”话题等活动为核心，依托字节跳动旗下VR品牌PICO的6DoF交互技术以及火山引擎视频云的三维重建、视频扫描技术，以虚拟交互的形式对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进行科普，有力提升了观众对典籍的阅读兴趣。^[12]

中原文化典籍具有跨越时代与国界的强大生命力，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当前，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深化中原文化典籍的域外出版工作，不仅是实现中原文化与世界文化“和合共生”“美美与共”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华民族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觉，最终达到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13]中国出版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出版机构等应坚守文化使命、顺应时代潮流，努力让更多的中原文化典籍走向域外市场，充分展示中原文化之“美”，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开拓更深、更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