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期刊的英文表达（包括中文期刊的英文摘要及全英文期刊）作为科研成果国际化传播的重要形式，在满足准确性、科学性及简洁性等核心要求的同时，还应体现对患者主体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美国医学会（AMA）、美国心理学会（APA）、美国化学学会（ACS）、学术传播多样性和包容性联盟（C4DISC）等权威机构相继提出包容性语言要求，强调医学写作应避免将患者物化为病理案例或研究对象，倡导通过审慎的措辞维护患者尊严、自主权和参与感，以促进患者的整体福祉。

英文表达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我国科研成果的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然而，当前我国医学期刊在包容性语言实践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多数期刊未在作者指南或审稿标准中明确包容性语言要求；作者和编辑对英文中细微的人文表达认知不足，仍普遍沿用传统表述；缺乏针对中文母语者的系统性写作指导，导致机械翻译频现，忽视英语文化内涵，阻碍我国医学期刊有效融入国际学术对话。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柳叶刀》（The Lancet）、《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和《英国医学杂志》（BMJ）等国际主流医学期刊，采用文本分析法，提炼其在词汇选择、句式构建与语篇策略中体现包容性理念的实践框架。同时，结合中国医学期刊英文表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本土化编辑策略与实施路径，在确保学术严谨性的前提下，有效融入以人为本、文化敏感及情感共鸣等人文元素。本文希冀为我国医学期刊英文表达的规范化呈现与人文关怀的深度浸润提供可操作的策略参考，推动学术传播在科学性与人文温度之间的平衡发展。

国际主流医学期刊在多年的发展中，逐步形成基于人文关怀的包容性理念，陆续提出包容性语言要求。本部分拟从多个维度分析其包容性语言的实践模式，为我国医学期刊提供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

随着医学人文理念的深入，单一使用“patient”指代所有健康状况特殊个体易将个体身份简化为其疾病。ACS建议优先采用“people with [condition]”来称呼该群体，以维护个体身份完整性。^[1]诸如“case”之类术语会将个体简化为疾病承载体，“subject”使其沦为被动标本，而“victim/sufferer”^[2]则带有强烈的无助意味，显著削弱了个体的主体性与尊严。自2012年起，NEJM在摘要中逐步减少“subject”的使用；至2014年前后，BMJ在摘要方法学部分将“subject”替换为“participants”；《赫尔辛基宣言》2024年修订版已全面以“participant”取代“subject”^[3]，将研究参与者视为平等合作伙伴，体现了对其自主性的根本尊重。这一系列转变标志着医学话语体系正从单纯的疾病描述向融入人文关怀的深层转型。

在具体表述策略方面，应基于情境与群体偏好，在“以人为本”（person-first，如“person with diabetes”）与“身份优先”（identity-first，如“diabetic person”）之间审慎权衡。“以人为本”表述将个体身份置于疾病或状况之前，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多元身份，在精神健康等领域被广泛推荐以减少污名化。而“身份优先”表述则常见于聋人或自闭症等社群^[4]，许多成员将其障碍视为个人与文化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使用此类表述是对其自我命名权的尊重，并承载着社群自豪感^[5]。选择何种策略，应首先尊重当事人或所属社群的自我指称偏好。^[6]若无法获知明确偏好，主流共识与AMA^[7]等机构建议优先采用“以人为本”的表达作为默认策略，以最大限度体现对个体尊严的尊重。

疾病命名与大小写规范不仅关乎学术写作的准确性，也深刻体现对相关文化社群的尊重。除需首字母大写的专有名词（如“Alzheimer’s disease”）外，通用疾病术语（如type 2 diabetes）应保持小写^[8]，以确保全文表述的一致性。

大小写选择及连字符的使用常蕴含重要的文化身份意义。例如，首字母大写的“Deaf”特指拥有共同语言（手语）和文化认同的聋人社群成员，而小写的“deaf”仅描述听力受损的生理状况。“Deaf-Blind”（或“DeafBlind”）强调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身份共同体，而非听力和视觉障碍的简单叠加^[8]；若仅从医学或公共卫生角度描述生理缺损，则可书写为“deaf-blind”或“deafblind”。同理，关于连字符的使用，可在尊重个体或社群偏好的前提下灵活调整；若无法获取具体意见，通常建议省略连字符^[8]。

因此，在医学写作中，应在遵循英语规范的基础上，灵活考量群体自我命名偏好，使术语使用兼具专业性与人文敏感性。

医学写作中关于治疗过程的叙述，其语态与措辞直接影响对患者形象的塑造。APA等机构建议，优先使用主动语态以凸显患者及研究者的能动性。^[9]例如，应使用“We collected data ⋯of 6, 722 men and women”^[10]，或“818 participants⋯ and 799（97.7%）completed the trial”^[11]，而非“the trial was completed by the subjects”或“the participants were run”等被动结构，从而强调参与者的主动合作而非被动接受。

在措辞上，应摒弃“fighting the disease”或“struggling with symptoms”等隐含对抗意味的词汇，更建议优先采用中性或积极的措辞如“managing”^[12]或“coping with”^[13]等中性或更具同理心的表达，以更准确地描述患者的日常实践。同时，Lancet等期刊使用“patients’experiences”^[14]替代“patient problems”，使用“patients’choices”^[15]取代“treatment compliance”，以体现对患者主体性及决策参与权的尊重，契合“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making）的现代医学理念。

在医学写作中，对特定群体的称谓与表述方式直接影响其社会认同与自我价值感知，因此消除语言中的偏见与历史污名至关重要。

在年龄表述方面，应避免使用“the elderly”“seniors”或“aging dependents”等可能隐含依赖性或社会脱节意味的泛化术语。AMA建议采用“older adults”“the older population”等中性且尊重的表述^[7]，必要时可明确年龄范围以提高表述准确性，如“older adults（aged >65 years）”^[16]，避免将衰老本身病理化或简化为单一标签。

在涉及性少数群体（指在性取向、性别认同或性特征上属于少数派的群体）时，应摒弃历史污名化词汇，采纳社群认可的自我指称术语^[7]。使用“LGBTQIA+”等包容性缩写时，建议在首次出现时明确其涵盖范围。^[17]推荐使用“transgender person/individual”和“gender-affirming treatment”^[18]等标准表述。同时在涉及孕产等话题时采用“pregnant individuals/patients”，以涵盖跨性别者与非二元性别者。

在精神健康领域，应严格区分诊断标签与个人身份，始终使用“person/ participant（diagnosed）with schizophrenia”等以人为本的表述，彻底摒弃“schizophrenic”“mentally ill”等将个人等同于疾病的标签化语言。^[7]

在描述自杀时，推荐使用中性客观的“died by suicide”^[19]替代带有归咎意味的“committed suicide”。对于HIV/AIDS的表述，应使用“people living with HIV”^[20]来强调个体在疾病管理中的能动性与生活质量，避免使用“AIDS victim”或者“suffering from HIV”等暗示被动受害和纯粹痛苦的陈旧表述。

在残障表述方面，应从强调限制转为突出功能与自主性。使用“wheelchair user”或“person in a wheelchair”等表述，避免“wheelchair-bound”或“confined to a wheelchair”等强调被动性的术语。同样，应拒绝使用“special needs”等含糊的委婉语，直接使用“disabled”即可。这一原则也延伸至方法学术语，ACS和C4DISC均建议将“double-blind study”更新为“double-anonymized study”，以消除对视觉障碍群体的无意冒犯。

国际主流医学期刊在包容性语言使用方面已形成一套成熟而系统的实践范式，不仅反映了医学学科规范的演进，更深刻体现了医学人文精神的深化和科研伦理意识的全面提升。这些实践并非简单的语言修饰，而是建立在坚实的伦理共识与价值重构基础上，呈现出独特的演进特征与多层次的影响价值。

国际医学期刊在语言层面的包容性实践，体现出从工具性传播向伦理型沟通的深层次转型。这一转型以三重根本性的理念转向为核心特征，共同构成了包容性语言的理论基础。

从“疾病中心”到“人本中心”的转向。语言不再仅仅被视为描述疾病和传递学术信息的工具，而是重塑医学关系中主体地位的重要媒介。这一转向强调将个体从被病理定义的“病例”中解放出来，恢复其作为具有社会身份、心理体验和人格尊严的“人”的完整形象，体现出对患者主体性与人格完整性的根本尊重。例如，以“person with diabetes”替代“diabetic patient”，虽仅为词序调整，却标志着叙事立场从病理对象向主体人物的根本转变，体现出对患者人格完整性与自主性的尊重。

从“标准化”到“情境化”的转向。包容性语言拒绝将术语使用简单化、统一化，转而倡导基于特定群体文化身份、历史背景与自我认同的差异化表达策略。该理念否定“一刀切”的语言规范，强调语言应适应具体语境、群体偏好与文化背景。例如，“以人为本”与“身份优先”表述之间的选择，并不存在绝对标准，而需依据具体社群的文化认同与实践语境作出审慎判断，体现出对文化多样性与身份独特性的充分尊重。

从“缺陷视角”到“功能与赋权视角”的转向。在叙述疾病和健康状态时，语言的重点从强调缺失、痛苦与被动承受，转向突出个体适应、自主管理与资源整合的能力。该转向旨在通过语言重塑患者形象，使其从被动的“承受者”转变为积极的“管理者”，从而在话语层面促进患者的自我效能与社会融合。

在国际医学期刊推动包容性语言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被广泛认可并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源自医学伦理学、社会语言学及健康传播学的交叉融合，既具有理论高度，又具备实践指导意义。

尊重自主原则强调术语选择必须最大限度地尊重患者或个人社群的自我认定权和身份完整性，避免将其客体化为被动的“研究对象”或“病例”。这一原则要求作者和编辑主动关注并采纳群体倡导的自我指称方式。精准适当原则主张在清晰传达医学信息的前提下，使用中性、客观且不具有潜在贬义或价值预设的术语，确保语言的专业性和公信力。文化敏感原则强调关注语言背后的文化意涵，避免因无知或疏忽而导致的歧视或排斥，增强文本的跨文化沟通效力和伦理包容性。功能赋能原则提倡通过语态选择、句式结构与隐喻策略，突出患者在健康管理及研究参与中的主动地位，从而在语言层面促进其心理赋权与社会适应，避免强化无助、被动或污名化的叙事模式。

国际医学期刊的包容性语言实践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更产生了深远的学术价值。这一变革超越了简单的术语替换，成为医学人文精神在学术交流领域的具体体现。

在学术传播层面，包容性语言增强了医学论文的伦理质量与传播效能。通过使用更具尊重性和准确性的术语，研究结果能够更有效地传达给多元读者群体，包括患者、政策制定者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这种语言上的敏感性减少了因表述不当造成的误解或抵触，增强了学术内容的可接受度和可信度。同时，包容性语言实践促进了学术写作风格的优化，使医学文献在保持科学严谨性的同时，更具可读性和人文温度，从而扩大了研究成果的传播范围和实际影响力。

在科研伦理层面，包容性语言实践推动了医学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型。它将患者和研究参与者重新定位为研究的合作者而非被动对象，体现了对参与者主体性和贡献的充分认可。这种语言层面的转变促进了参与式研究模式的发展，鼓励研究者与社群建立更加平等、透明的合作关系。包容性语言为伦理审查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的语言标准，使科研伦理原则能够在文本层面得到切实贯彻，增强了研究过程的道德严谨性和社会信任度。

包容性语言实践的影响具有深远的社会文化价值。它通过反思并革新传统医学表述中潜藏的偏见与历史污名，为不同背景的群体创造了更公平的叙事空间与话语可见性。例如，采用“pregnant individuals”以包容跨性别者与非二元性别者，或使用“people living with HIV”来取代带有被动受害意味的“AIDS victims”，这些实践都在话语层面有力地挑战了固有的社会排斥与道德评判。

更进一步，这种语言转型引导着社会对差异、残障与“正常”范畴进行重新定义。它以“wheelchair user”等功能性表述替代“wheelchair-bound”等强调缺陷的隐喻，推动认知框架从着眼于“修复”个人的医疗模型，转向关注“优化”环境与社会支持的社会模型。最终，这些努力共同推动着医学话语体系向更加民主、多元的方向演进，使其从一个由专业人士主导的封闭系统，转变为一个能倾听患者社群、吸纳多元生命经验的开放系统，从而增强了医学科学的社会合法性与公众信任，为构建更具人文关怀的医疗环境与社会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际主流医学期刊在包容性语言应用方面已建立起较为成熟的规范体系与操作框架，并在办刊实践中持续完善。相比之下，我国医学期刊在该领域的系统性实践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整体发展面临意识、规范、能力与机制等多重挑战。

我国医学期刊在制度层面对英文包容性语言的重视程度显著不足。绝大多数期刊的投稿指南或作者须知中，仍未将包容性表达纳入学术写作的正式要求之中。现有规范多聚焦于格式统一、数据呈现、统计学方法与参考文献著录等传统技术环节，而对语言背后所承载的人文价值与伦理意涵缺乏基本关注。诸如“以人为本”与“身份优先”表述的选择依据、语态对主体性的影响机制、特定群体称谓的尊重性原则等关键议题，均未在编审规范中得到清晰界定。制度的模糊与缺失，导致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缺乏可操作的依据，往往依赖个人语言习惯或对国际文献的片面模仿，难以系统、稳定地体现医学人文关怀，也限制了本土学术话语体系与国际平等对话的能力。

包容性语言不仅关乎词汇选择，更涉及深层的文化观念与伦理意识。由于中英文语言结构、修辞传统及文化认知上存在差异，许多以中文为母语的作者和编辑对英文包容性表达的理解仍停留在表面，尚未形成系统的敏感性与判断力。实践中常见的认知偏差包括：①机械对译与术语混用问题突出。如简单将中文“患者”直接对等为“patient”，而未能广泛采用“person/people with [condition]”等以人为本表述。对“subject”“participant”“patient”“individual”等词的使用场景缺乏清晰认知，混用现象常见，甚至可见将患者群体称为“victims”或简化为“survivors”的严重表述失误。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定义，survivor指“自诊断日起直至生命终结的所有癌症患者”^[6]，但是部分期刊在使用时并未明确界定其范围。②文化敏感性缺失。对“the blind”或“an epileptic”等以“冠词+形容词”结构标签化群体的方式所承载的文化身份意义完全忽视；对“fighting cancer”的对抗性隐喻缺乏理解，往往沿用过时或欠妥的表达；使用“psycho”“crazy”等污名化表达，导致社会排斥与自我否定。^[7] ③语态选择能力较弱。倾向于过度依赖被动语态（如“patients were treated”），而未能使用主动语态来凸显患者的参与和能动性（如“patients completed the trial”）。④归咎性语言使用频繁，如滥用“fail”一词及其衍生形式，无形中将治疗或测试结果归因于个人能力或意志缺陷，暴露出对语言中责任隐喻的忽视。

在当前我国医学期刊的审稿与编辑流程中，包容性语言尚未成为一项必要的评审维度和质量控制指标。审稿专家普遍更关注研究方法的严谨性、结果的有效性与结论的创新性，而对语言中可能存在的偏见、歧视或排斥现象缺乏审查意识。例如，对于年龄表述中使用“the aged”“old men”，或精神健康领域中仍沿用“schizophrenic”等标签化用语，审稿人大多未能提出异议。同样，编辑人员在校对过程中也更侧重于语法正确性、术语统一性与格式规范性，而对“drug abuse”“committed suicide”等具有污名化色彩的表述未能有效识别和修正。这种在关键流程中对包容性语言审查的制度性缺失，使得许多欠妥甚至有害的表达方式得以持续存在并公开传播，阻碍了我国医学期刊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人文形象的建设。

尽管国际权威机构（如AMA、APA、C4DISC等）已发布大量具有操作性的包容性语言指南，但其内容根植于英语社会的文化背景与话语体系，若直接移植至中文语境常面临适用性挑战。目前国内仍极度缺乏针对中文学术作者和医学期刊编辑开发的、系统性的包容性英文写作辅导材料或编辑手册。这导致许多实践问题悬而未决：例如，在中文中“患者”一词本身并不必然带有客体化色彩，但其直接对应英文“patient”却可能强化疾病中心倾向，如何实现有效转换？又如，“身份优先”表达在英语中承载着弱势群体的文化自豪与身份诉求，但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接受度与适用情境仍有待厘清。再如，中文写作中常见无主语句式，在译为英文时易导向被动语态，如何在不扭曲原意的前提下构建主动语态、突出参与者主体性？这些问题的解决，亟须一批融通国际规范与中文实践情境的高质量本土化指导资源，从而帮助学者和编辑在尊重国际共识的同时，有效实现跨文化、跨语言的学术表达。

基于对国际规范与本土现状的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多层次、可操作的编辑策略与实施路径，将包容性语言的核心理念与基本原则具体转化为编辑实践，旨在从制度引导、人员培训、流程优化与工具辅助等方面系统推动英文包容性表达的落地实践。通过制度化建设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既顺应国际出版趋势，又契合我国医学期刊的语境需求，为提升我国医学期刊的国际话语权与人文影响力提供路径。

期刊出版单位应开展系统性、分层级的指南与规范建设，将“人本中心”理念与“情境化”原则融入制度设计。成立专门的包容性语言工作小组，组织医学语言学、医学伦理学、跨文化传播学以及临床医学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编写《医学期刊英文包容性表达作者指南》和《编辑规范手册》。这些指南不应仅限于术语表的简单罗列，而应建立完整的理论阐释框架和使用规范体系，明确从“疾病中心”向“人本中心”转向的具体路径。

在指南内容方面，需要明确区分强制性规范与推荐性建议。强制性规范包括严禁使用的污名化术语、必须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如以人为本表述的优先性）以及常见的语法错误类型（如不当被动语态的使用）。推荐性建议则应提供不同情境下的表达选择方案，详细说明“以人为本”与“身份优先”两种策略的适用条件与考量因素，并配以充分的伦理依据说明，体现“情境化”原则对群体偏好与文化语境的尊重。

此外，指南应建立分级实施机制。对于新投稿件，要求作者签署语言包容性声明；对于返修稿件，提供具体的修改指导；对于编辑加工，明确标注和修改规范。同时，指南还需建立与国际标准的对接机制，定期参考AMA、APA、C4DISC等国际权威机构的最新版本进行更新，确保我国规范与国际保持同步。

鉴于部分中文编辑与审稿人对英文包容性表达的认知不足，期刊主办单位需要构建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能力建设体系，重点强化对“尊重自主”与“文化敏感”原则的认知内化与实践能力。该体系应该包括入门级的概念普及、进阶级的技能培训和专家级的理念深化三个层次，面向不同对象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方案。

对于作者群体，重点开发实践导向的培训材料，包括《医学论文英文写作包容性表达实用手册》、在线视频课程和典型案例分析库。培训内容应特别关注中英文表达差异导致的典型问题，如中文无主语句式如何转化为英文的主动语态、中文习惯的疾病隐喻如何转换为中性表达等，帮助作者掌握从“缺陷视角”向“功能与赋权视角”转换的具体方法。建议期刊在投稿系统中嵌入必要的检测工具，在作者提交环节提供实时反馈和修改建议。

对于编辑和审稿人群体，则需开展更加深入和系统的专业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包容性语言的理论基础与发展历程、不同群体表述的敏感点与注意事项、审稿过程中的语言伦理审查标准等，特别要强化“文化敏感原则”以及“精准适当原则”在审稿决策中的应用。培训形式可以多样化，包括专家工作坊、案例研讨班、国际期刊编辑经验分享会等。特别重要的是要建立审稿人包容性语言评估能力认证机制，将相关培训纳入审稿人资格认证体系。

此外，建议在医学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课程中增加学术写作伦理模块，从源头上培养研究人员的包容性语言意识，形成长效的人才培养机制。

为解决“审校流程缺失关键环节，包容性审查机制空白”的问题，需要设计一个全程覆盖、多方协同的质量管控机制，将“功能赋能原则”贯穿始终，实现从“缺陷视角”到“功能与赋权视角”的叙事转变，保障学术传播效能。该机制应该贯穿从稿件接收到最终发表的整个流程，在每个关键环节设置相应的审查点和质量控制标准。

在同行评议阶段，应将包容性语言纳入审稿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专门的审稿清单，要求审稿人对稿件的术语使用、语态选择、群体称谓等方面进行明确评价。清单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是否避免使用标签化表述；是否采用以人为本的语言；是否避免污名化隐喻；是否使用尊重性称谓；语态选择是否恰当等，确保“功能赋能原则”在评审环节得到落实。

在编辑加工阶段，应建立三级审查制度：一线编辑初步筛查、专业编辑深度修改、主编最终审定。同时，可以设立语言伦理审查委员会，由医学语言学专家、患者代表和社群代表组成，对存在争议的表达方式进行集体审议和裁决，通过多主体参与确保“尊重自主原则”的实现。

技术支持层面，建议开发智能辅助审查系统，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对常见非包容性表述的自动识别和预警。系统应具备学习功能，能够不断更新词库和识别规则，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和效率。此外，还应建立错误案例数据库，定期进行分析总结，为持续改进编校流程提供依据。

面对“本土化指导缺失”的瓶颈，期刊单位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本土化资源开发和应用工具建设，将“文化敏感原则”与“情境化”理念融入资源设计。立足于中文语境特点，结合我国医学研究的具体实践，开发真正适合国内学者使用的工具和资源。

建设我国医学期刊英文包容性表达范例库，收录各种研究类型和写作场景下的正反案例。范例库应该提供详细的语言学分析和伦理学解释，说明为什么某种表达更为可取，以及中英文转换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特别要关注那些中英文表达差异较大的场景，如被动语态转换、文化特定概念的翻译、中文无主语句式的处理等，为“从标准化到情境化”的转向提供具体示范。

开发智能辅助写作与校对工具。包含以下功能：术语使用检查、语态分析、敏感表述识别、替代方案推荐等。工具设计要充分考虑中文母语者的使用习惯和常见错误模式，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建议。同时，工具应该支持个性化设置，允许用户根据特定学科领域和研究类型进行自定义。

建立动态更新和反馈机制。定期收集用户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组织专家进行讨论和回应。关注国际包容性语言规范的最新发展，及时将其融入本土化指南和工具中。同时，鼓励学术共同体参与资源建设，形成开放、共享、持续改进的生态系统。

开展本土化实证研究，通过调查、访谈、实验等方法，探索适合中国语境的最佳实践方案。研究问题可以包括：中文母语者在英文写作中的典型包容性表达障碍；不同培训方式的效果比较；包容性表达对论文传播效果的影响等。通过实证研究为本土化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的包容性语言应用模式，实现国际规范的本土化创新与“人本中心”理念的在地化实践。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医学期刊英文表达中的包容性语言实践，揭示了术语演变、话语框架与措辞选择对科研传播效能与人文关怀价值的显著影响。分析表明，在患者称谓、疾病命名、语态运用及特定群体表述等方面，国际主流期刊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实践框架，值得我国期刊系统借鉴。针对当前我国医学期刊在英文包容性语言使用中的认知不足、规范缺失与流程局限，本文从指南制定、人员培训、流程嵌入、工具辅助四个层面，提出了本土化策略与实施路径。这些策略注重可操作性与系统性，旨在帮助期刊在有限篇幅内有效融入包容性表达，提升学术表达的严谨性与国际认可度，同时切实体现医学人文关怀的核心价值。未来，需进一步推动期刊界、学术界与患者社群的对话，共同构建既尊重国际规范又契合中国学术传播语境的包容性语言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