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是植根于中国国情、具有深刻世界意义的重大理论创新。它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道路，也为人类探索现代化新图景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故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一项重大的自主知识体系创新成果，将深刻影响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具有超越性、先进性和引领性。^[1]主题出版在理论宣介中发挥着政策推动的核心作用，是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抓手。对“中国式现代化”创新理论进行系统性、持续性、规模化传播的出版实践，可以称为“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它是主题出版实践中的细分领域，在“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的构建、阐释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转化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力量，并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中国方案。目前的主题出版实践研究较少关注这一细分领域，鉴于“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实践的独特功能及其持续实施，有必要对其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在阐释其功能价值和梳理其出版概况的基础上，为其提供优化发展方向，以期对主题出版乃至整个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主题出版作为中国特色出版体系的核心构成，是中国出版业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核心载体，对作为大众信仰体系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主题培育的作用^[2]，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导出版工作实现政治铸魂的具体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作为系统化、规模化、深度化阐释与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的具体举措——“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通过系统化知识生产与多元化叙事传播，深度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建构及其理论传播，并在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传播的深入人心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新时代主题出版乃至整个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标杆。

“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系统性知识生产，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内涵、制度优势、路径逻辑转译为结构化叙事与可传播的知识单元。“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物的形式具有多元化特征，政策解读、研究报告、理论专著、案例集等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渊源、实践路径、制度优势、价值理念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与学理阐释，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知识谱系。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采用多元化叙事策略，其叙事视角融合宏观国家战略解读（国家顶层设计、发展蓝图）与微观实践透视（地方经验、行业案例、个体故事），既保证了理论传播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又增强了理论传播的可及性与感染力，能够有效覆盖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

面向公众的规模化、持续性、分众化的出版供给，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由“理论知晓”推进为“价值认同”的关键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导下理论传播的重要实践，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政治铸魂与信仰体系构建。通过规模化、持续性、高密度的主题输出，“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发挥着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整合与认同塑造功能，将极大地增强读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同。例如，丛书类的主题出版物通过规模化出版，深度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必然性和实践优越性，能够强化读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认知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主题书展能够集中展示出版机构的相关出版成果，吸引学术界和公众的关注；研讨会、高校课程嵌入等配套活动，可进一步营造学习氛围，深化特定群体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理解，促进理论内化。

“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实践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知识进行系统化封装，为大众提供了从学理上理解、从情感上接近、从信念上认同“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文本与阅读情境，有助于实现知识连续统一体的建立和聚集性传播。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3]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精准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让世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是出版业的使命与担当。^[4]在全球化与文明互鉴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承担着国际传播与学术外交的战略功能，是增强国际话语权、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贡献全球治理智慧的关键渠道。

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误解与偏见，“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通过系统化、学理化、真实化的叙事（如权威智库报告、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成果、高质量译著等），全面、客观、深入地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成就与全球意义。它向世界清晰地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贡献度与可借鉴性，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话语垄断，重塑全球现代化叙事，为人类现代化的多元探索贡献“中国方案”。例如，“中国式现代化‘六观’”丛书外文版在秘鲁首发时，得到拉美社科理事会出版部主任“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全新选择”的公开评价^[5]；其后该丛书亦作为中国发展方案的代表，在埃及的中埃青年国际交流对话会上得到重点推介^[6]。

以“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为纽带，通过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高校学术研究机构和智库等的广泛合作，可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相关概念、理论、经验以系统化、连续性的方式进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和公共讨论空间，呈现给国际读者。这种基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国际话语权建构，以深刻的理论、生动的实践成果说服人，不仅有助于构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连续统一体，还有助于提升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7]它通过持续、系统的知识供给，使“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论述成为全球现代化知识谱系中无法忽视的组成部分，从而对既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叙事带来有益补充与重构。

作为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服务国家战略的核心载体，主题出版在建构国家自主知识体系与塑造主流舆论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自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创新以来，中国出版界迅速响应，催生了系统性阐释与推广“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出版实践。这一实践脉络可追溯至改革开放以来对“四个现代化”主题图书的出版积淀，但无论是在理论深度、出版规模还是国际化程度上，“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实践均已呈现出显著的飞跃。目前，相关出版物已从国内广泛出版延伸至多语种的国际传播，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载体。

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党的创新理论被正式提出，学界和出版界对该概念进行了积极阐释。这一趋势可通过读秀数据库的检索数据得到直观体现。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书名的关键词在读秀数据库检索2013—2025年出版的相关图书，发现2015年、2018年均出版1种，2021年2种，2022年增至44种，2023年183种，2024年267种，2025年216种（数据统计日期截至2025年10月1日），共714种。在出版物类型方面，既有单行本（如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式现代化十三讲》等），也有系统性的丛书（如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丛书”等）；既有理论专著（如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与逻辑》等），也有大众通俗读物（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中国式现代化100关键词》等）。在出版主体方面，出版数量排名前十的出版社分别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2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45种）、人民出版社（33种）、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33种）、上海人民出版社（31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3种）、江苏人民出版社（20种）、外文出版社（19种）、经济科学出版社（16种）、新华出版社（14种）；其中，人民社（包括人民出版社和地方人民出版社）这一类型的出版机构是“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物的核心出版主体，充分体现了其党政属性和积极承担理论传播的时代使命。在选题方面，既有的“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物可分为整体论述类选题（374种，总占比48%）和具体论述类选题（340种，总占比52%）两类，两类选题数量相持平；在具体论述类选题方面，绝大多数选题都是从行业或学科出发来进行知识传播（211种，在具体论述类选题中占比62%），而明确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选题则相对较少（129种，在具体论述类选题中占比38%）。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的整体情况与入选中宣部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的“中国式现代化”图书出版情况（如表 1所示）有着显著的一致性，具体体现在：入选数量方面，从2023年开始大幅增加；人民社（包括人民出版社和地方人民出版社）是积极履行该理论传播职责的核心出版主体；党政社（如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教育社、大学社等出版机构都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实践；选题主要偏向整体性的理论阐释。目前，“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已逐步形成多主体、宽领域的选题布局，呈现持续性和规模化推进的态势。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提出以来便备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传媒机构有责任和义务对其进行广泛的国际传播。就出版机构而言，该概念的提出，为出版“走出去”提供了丰富的选题资源。^[8]众多出版机构积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物在国际出版市场的传播，代表性出版机构有中央编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等。例如，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多语种版《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直接面向海内外发行，涉及英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日文、西班牙文等版本；外文出版社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治理”丛书多语种版首批图书于2023年推出了《中国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见证：十八洞村的脱贫故事与现代化启示》，此后还推出了英文、日文、西班牙文、法文、俄文、德文等版本的《大道维新：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丛书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的多语种版；重庆出版社在2024年出版了“中国式现代化‘六观’丛书”的英文版（与美国长河出版社合作出版）和西班牙文版（与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合作出版），并达成其他几个语种的版权输出意向。这些主题出版物的“走出去”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国际传播，为讲好中国故事作出了重要贡献。

各出版机构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实践时，有着较为明显的特征，包括：以学术内容彰显时代担当、跨学科学术阐释与大众化传播并进、主题活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传播。

首先，在学术内容彰显时代担当中，突出“理论—应用”的实践转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政治概念，也是理论概念，自提出后便在思想理论界引发了广泛关注与热烈研讨。例如，202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敏锐捕捉到这一极具时代价值与理论深度的研究方向，迅速向知名学者韩庆祥约稿，并以主题出版物的形式向大众推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学界与社会公众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价值与世界意义提供了权威且极具深度的学术参考，成为主题出版物紧密结合时事政治、传播国家发展理念的典型范例，彰显了主题出版物在时代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使命与独特价值。诸多涉及“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出版物，虽兼具大众化特质，但学术属性仍占据主导地位，且表现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倾向。例如，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化新征程丛书”，其特色在于由多家智库和机构共同编写，为“加强智库与智库、智库与传播界之间协作，促进智库研究机构与智库传播机构的高水平联动提供了很好的实践”^[9]。该丛书的智库底色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理论指导实践特征。

其次，在跨学科阐释与大众化传播中，构建“深度—触达”的驱动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对外关系等多个领域。出版机构通过跨学科编创，将高密度学术资源转化为可理解、可传播的出版产品，形成体系化知识供给与分众化表达并进的生产机制。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理论传播的实际效果，各出版机构高度重视在学术价值与大众传播之间保持平衡。出版机构在知识再生产过程中，会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注重文本的可读性与普及性，使其不仅能够满足学术界的专业需求，还能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所接受。例如，在编辑出版“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丛书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明确其定位“绝不能是晦涩理论的简单堆砌”，核心价值在于“读懂”，因此需要“将宏大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抽象的概念具象为可知可感的实践”。^[10]

最后，在主题活动与场景传播中，推动“认知—黏性”的双效落地。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实践时，出版机构需要基于其学术底色，在发行流通环节高度重视主题活动的推广策略。例如，《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发布时，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同期举办。这种专题活动式的推广方式，通过权威专家学者的参与提升了出版物的学术权威性，借助学术研讨会的平台效应扩大了出版物的学术影响力，并深化了大众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认知。在出版物的发布形式方面，一些出版机构还创新性地融入了多种仪式性活动。以“现代化新征程丛书”的新书发布会为例，中国发展出版社特别设计了图书交接仪式、合作签约仪式以及答谢仪式等环节。这种仪式感设计不仅强化了出版活动的仪式感与读者黏性，还彰显了出版物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活动化与场景化的本质在于构建特定的“社会情境”，将抽象理论置于可感知、可参与的具象场域中，这种方式是实现从认知到黏性转化的有效路径，可提升“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物的可见度与可感知度。

目前，“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实践正在积极推进。在体系化、规模化、多元化的知识传播中，“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物的功能价值愈发凸显，但在其出版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制约其出版功能的发挥。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实践以全景式知识图景的构建与传播为主，知识谱系有待进一步细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学术意义。为了更系统科学地构建、阐释、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学术界和出版界更偏向于从宏观或整体性视角来论述“中国式现代化”，以期有助于大众读者初步认识和接受这一理论。然而，这种整体性叙述偏向以及知识细化的滞后会导致“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供给的颗粒度不足，在面向多元受众时缺乏针对性与层次感，难以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差异化认知和阅读需求。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方面的选题在当前主题出版选题中占比相对较少，这可能会限制其在政策传导与社会理解之间的桥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让大众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和接受“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学术界和出版界亟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谱系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知识呈现和传播，构建分层分类的出版矩阵用以增强内容的可触达性与解释弹性，但目前这项工作尚处于有待优化的阶段。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实践以传统出版为主，技术赋能有待进一步加强。融合出版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出版实践，是当下出版产品探索多模态表现的重要方向，其技术赋能效果在“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实践中理应得到高度重视。在融合出版实践中，利用短视频、交互式图文、虚拟现实等多元形式，不仅可以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化场景，使理论传播更具感染力，还可借助社交平台的裂变传播特性助推其在圈层中进一步扩散，进而提升青年群体的接受度。目前“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物以传统的纸质书形态为主，即通过图文的形式进行知识呈现。虽有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通过融合出版物的形式进行知识传播，但占比较少。这种出版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式现代化”知识在年轻读者群体中的有效触达。为此，“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实践亟需借助融合出版技术，在融合出版物的创新传播方向发力。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实践以国内传播为主，国际传播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实践主要以中文出版为主，虽然外文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国际化出版水平较高的出版社正在积极推动该类主题出版物“走出去”，但占比较少。同时，既有“走出去”的“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物仍以欧美国家语种为主，小语种翻译出版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推进。此外，既有“走出去”主题出版物的国际传播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例如，部分“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物虽然在全球规模最大的读者社区之一的Goodreads平台中上传了相应信息（如Excerpts from Xi Jinping's Discourse on Chinese Modernization，Chinese-style Democracy--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Witness：How Poverty Alleviation at shibadong village sheds Light on Modernization等），但海外读者的自发评价数据并不多，这是其国际传播效果有待提升的直接例证。由此可见，出版机构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实践提升中国在全球“现代化”语境中的国际话语权时，还须实现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转变。为此，出版机构应在出版机制与传播范式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用以增强内容的贴近性与共鸣感。

为充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的功能价值，中国出版机构应基于现有出版实践情况，从以下方面加以优化。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在理论阐释方面成果丰硕，但对照其“五大特征”所指向的广阔实践领域，其选题深度、均衡性与系统性仍有待加强。未来“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的核心任务是构建覆盖全面、结构严谨的选题体系。

一方面，出版机构应超越宏观论述，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方面的选题策划，并构建“基础理论—实践案例—方法论工具”的立体知识产品线。例如，“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深入人口质量、公共服务等细分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则应拓展至绿色金融、生态治理等前沿领域。通过这种结构化选题策划，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得到多维、立体的阐释。另一方面，出版机构更应注重超越对特征的简单描述，迈向对其内在价值体系的深度发掘。重庆出版社的“中国式现代化‘六观’”丛书提供了一种从“特征阐释”升维至“理论创新”的良好示范，该丛书从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的哲学内核出发进行体系化建构。

故而，出版机构须致力于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元理论，打造具有原创性的知识体系，而非停留于政策解读。在此基础上，出版机构还须立足于多元读者群体的细分需求，针对党政干部、高校师生、社会公众等不同群体，开发从深度研究到通俗解读的系列读物，实现知识供给与受众需求的精准匹配。对“中国式现代化”知识谱系进行细化呈现，有助于拓展其主题出版实践的选题方向，将“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从规模化的知识供给升华为具有深刻社会塑造力的文化实践。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在形态上仍以传统纸质书为主，难以完全适配数字时代的传播规律与受众阅读习惯。推进融合出版，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技术赋能将高密度的理论内容转化为符合当代认知心理的传播符号，从而实现从单向传递到多维互动的效能跃升。

《中国式现代化面对面》的融合出版实践提供了关键示范。它通过制作配套动漫微视频与音频，构建了立体化的内容体系。^[11]该案例的示范意义在于，将抽象理论进行了视觉化与场景化转码，大幅降低了认知门槛，使理论从“被阅读”转变为“被体验”，让深厚理论实现高效触达。^[12]基于此，融合出版的纵深推进应聚焦于两个战略层级。一是构建持续化的内容生态。为重点图书配置微课堂、短视频、播客等伴随性数字产品，其目的不仅是补充相关信息，更是将一次性的阅读行为延伸为一段可持续的、浸润式的学习旅程，以此建立稳固的读者关系。二是打造结构化的知识引擎。为系列丛书开发围绕“领域—主题—案例”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其价值在于将线性、离散的知识点重构为一张可探索、可关联的网络。这不仅能支撑高效检索与学习应用，更将赋能用户进行知识的再生产与传播，极大提升内容的复用价值与扩散效率。

“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物的融合呈现旨在构建以权威内容为内核、以多元媒介为载体、以用户互动为驱动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传播新生态。这不仅是形式的创新，更是出版理念从内容生产者向知识服务者的深刻转型，也是提升“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社会效能的必然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的国际传播亟须从零星的版权输出阶段转向依托系统性平台力量的新阶段，其关键在于通过平台化运作整合资源，将个别知识产品的“走出去”升格为知识体系的“可持续走进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正是此类平台化实践的典范。该平台的价值并非简单的渠道叠加，而在于其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等项目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国际传播流程——从多语种翻译的协同到海外赠书与展览的落地。该流程将原本分散、高成本的国际合作，转化为可复制、规模化的系统行动，显著降低了单一项目“出海”的边际成本。

国际合作平台的深层战略意义在于构建“共编共译”的协同机制，不仅可以通过平台渠道更好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物的版权贸易，还可以通过邀请海外学者与出版方共同参与内容策划与翻译，使出版物内嵌跨文化视角。此举不仅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物的海外本地化适配度，更在合作中将国际合作伙伴转化为中国故事的共同讲述者，能够极大地增强传播内容的可信度与接受度。

因此，出版机构理应加大合作力度，推动国际合作出版平台的建设，并从“项目驱动”向“生态构建”演进。在这一过程中，出版机构应定期发布“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物跨语种选题白皮书，从源头引导国际出版议程的设置；共享版权输出和国际合作出版清单，形成信息透明、高效匹配的全球出版合作网络。简而言之，通过国际合作出版平台的机制化建设，可将“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的国际传播从战术性的单点突破转变为战略性的、可持续的全球知识对话，从而系统性地夯实与扩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国际话语权。

主题出版是党的创新理论知识化、体系化、传播化的关键举措，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13]的具体方式。“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进行阐释和传播的特定的出版实践，它的系统叙事、规模传播、通俗表达，为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出版机构理应在主题出版的常规实践中，充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的独特出版功能，并进一步把握其实践特征，发挥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优势，用以细化出版选题、深化融合出版、强化国际出版。在知识细化、融合出版、国际合作的推动下，“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将构建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代化知识体系，从而强化人民群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同，并提升中国在全球“现代化”语境中的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