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开放获取运动，旨在通过互联网实现学术成果的自由传播，其核心内涵由《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计划》和《柏林宣言》等纲领性文件确立，并逐步走向制度化 ^[1-2]。近20年来，OA深刻改变了学术传播范式。据科睿唯安2024年报告，OA期刊已占JCR收录期刊总量的26.6% ^[3]。然而，OA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商业化的异化。以Elsevier等为代表的商业出版集团，通过收取高昂的文章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APC）将OA异化为盈利工具，不仅加重了学术共同体负担，更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学术不平等 ^[4]。为遏制此趋势，欧盟“S计划”虽力推APC价格透明化，却收效甚微 ^[5]。在此背景下，一种由国家或学术团体承担成本、对作者和读者均免费的钻石开放获取（Diamond Open Access，DOA）模式，被视为破解困局的关键路径，并成为近年“国际开放获取周”的核心议题 ^[6-8]。

国内学者已对我国DOA期刊的数量分布、现实困境与新生力量等问题展开探讨 ^[9-11]，为理解本土DOA现状提供了宝贵参考。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于现象描述，对DOA兴起的深层动因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多样化实践模式尚缺乏系统性理论剖析。本研究旨在原有研究基础上，通过揭示全球学术出版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阐释DOA兴起的理论必然性，并通过系统比较拉美、欧洲、非洲DOA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提出我国DOA发展对策。

DOA的兴起，并非偶然的技术或政策产物，而是对全球学术出版体系内生的结构性矛盾的直接回应。这些矛盾集中体现为资本逻辑与知识公益的根本冲突，以及由此衍生的全球学术资源分配失衡。当既有OA模式（尤其是金色OA）被资本掌控，无法有效化解这些矛盾时，一场以学术自治为目标的运动便应运而生，而DOA正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实践载体。

学术出版的本质是知识的公益化传播，但在资本主导的商业模式下，这一本质被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所遮蔽。商业出版集团通过构建“付费墙”体系，垄断了学术成果的传播渠道。在OA转型中，它们并未放弃盈利逻辑，而是通过“转换协议”等策略，将原有的订阅收费巧妙转换为向作者或其所在机构收取高昂APC的新模式 ^[12]。这种“伪开放”不仅延续了知识壁垒，更通过巨型期刊等运营策略，以降低同行评审标准为代价追求发文规模，实现了APC收入的指数级增长。这一过程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对学术公益的侵蚀：知识传播的公共品属性被商品化，学术共同体的劳动成果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开放获取的理想与商业盈利的现实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结构性冲突。

资本驱动的出版模式进一步固化并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学术不平等。一方面，高昂的APC构成了实质性的经济壁垒，研究显示，发达国家学者支付APC的能力远超发展中国家学者，这使得来自资金匮乏地区的研究者在成果发表上处于系统性劣势，直接限制了其学术职业发展与话语权 ^[13]。另一方面，这种失衡超越了经济层面，体现为一种学术话语权的不平等。以英语为主导的商业出版体系，天然地挤压了非英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化学术空间，使其知识生产与传播不得不依附于既有的国际出版秩序。这种结构性失衡不仅阻碍了全球知识的公平流动与多元发展，也使得单一的商业出版模式成为维持不平等格局的关键环节。

面对上述结构性矛盾，学术界开启了以夺回知识主权为核心的学术自治运动。这一运动的理论内核在于：学术成果的传播权应回归学术共同体自身，而非被商业资本所控制。2022年，Wiley旗下期刊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编委集体辞职，转而与学者主导的DOA平台OLH合作创办新刊，便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14]。这一行动不仅是抗议，更是一种范式转换的实践，它向全球学界展示了剥离商业资本，由学者自主运营期刊的可能性。这一“出走与重建”的模式正在引发连锁反应 ^[15]，DOA不再仅仅是一种出版选项，而是学术自治运动的具体实践。它通过拒绝APC、依靠社区或公共资金支持，从根本上挑战了商业出版的垄断地位，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多元和可持续的全球学术交流新生态。

在学术自治运动推动下，近年来，DOA已从理论倡议走向全球性的多元实践。它不再局限于零星的个人或期刊行为，而是逐渐演变为一场由多国政府、科研资助机构、大学联盟及学术团体共同参与的系统性变革。从区域性的合作平台到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DOA的版图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形成了与商业出版模式并行的、充满活力的替代性学术交流体系。然而，DOA在全球的发展并非单一模式，拉美、欧洲、非洲分别根据各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和学术生态，演化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深入剖析并比较这些可持续发展路径及形成原因，是理解全球学术出版变革格局的关键。

全球DOA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正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性，其背后的驱动主体、发展思路与核心关切各不相同，这深刻反映了不同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学术传统与社会价值取向。然而，在差异化的探索背后，以拉美、欧洲为代表的区域联盟协同发展模式正日益成熟，预示着全球学术出版体系变革的未来图景——一个从单边突破走向多元协作、从技术主导走向价值共创的新时代。

在众多模式中，拉美地区以其独特的组织形态和鲜明的反商业化立场，成为全球DOA运动的先行者与典范。

拉美地区的DOA可持续发展路径包括驱动主体联盟化、出版成本最小化、运营服务多样化、价值理念多元化。例如以科学在线图书馆（Scientific Electronic Library Online，SciELO）、面向拉丁美洲和全球南方的开放知识（Open Knowledge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Global South，AmeliCA）为代表的平台，其驱动主体呈现出多元共治的鲜明特征。SciELO由巴西圣保罗州研究基金会（São Paulo Research Foundation，FAPESP）与泛美卫生组织（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PAHO/WHO）等国际组织共同发起，其治理结构天然地超越了单一国家的范畴，形成跨国学术联盟 ^[16]。而AmeliCA则进一步扩展了这一共同体的边界，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提供支持，由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Latin Americ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s，CLACSO），拉丁美洲、加勒比、西班牙和葡萄牙科学期刊网络（Network of Scientific Journals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Spain and Portugal，Redalyc）等区域性学术机构联合主导 ^[17]。这种构成表明，拉美DOA的驱动力量并非单一国家政府或商业资本，而是一个由公共资金、国际组织、区域学术联盟共同构成的复合体。

拉美DOA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反商业化的理想主义立场，更在于构建了一套多层次、内在自洽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这一路径的核心，是以非营利为基石，通过结构性成本控制、生态系统能力建设和多元化价值创造，确保其在没有商业资本介入下的长期生命力。

首先，结构性成本控制是其经济可持续性的根本保障。拉美DOA模式通过两种核心策略实现了成本最小化：一是以SciELO为代表的联盟分摊模式，通过跨国科研机构网络共同维护基础设施，利用公共资金分担固定投入，实现了规模化效应下的低成本运营 ^[16]；二是以AmeliCA为代表的技术开源模式，通过采用基于JATS标准的开源软件，规避了商业平台的高额许可费用，降低了运营成本 ^[17]。这两种模式共同构成了一个低成本的运营框架，使其不依赖于作者付费等可能阻碍知识传播的商业模式。

其次，生态系统能力建设是其运营可持续性的关键动力。拉美DOA模式超越了简单的出版平台定位，致力于构建一个赋能学术共同体的完整生态系统。以AmeliCA和Redalyc为代表，平台不仅提供技术工具，更提供覆盖编辑生产、标准制定、能力建设、可见性提升的全流程支持 ^[18-20]。通过系统化的培训课程与开放期刊系统（Open Journal Systems，OJS）等社区资源的深度整合，它们将先进的出版能力内化为期刊自身的技能，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这种对期刊和学者的深度赋能，确保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自我更新与持续发展，是比单纯资金支持更为根本的可持续性保障。

最后，多元化价值的创造与坚守是其可持续性的核心。拉美DOA模式的可持续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体现在对知识多样性和学术主权的捍卫上。一方面，通过实施多语种传播策略，如“一文多语”和差异化学科管理，平台在服务国际交流的同时，有力地保护了本土语言和知识体系，打破了英语霸权的单一话语格局 ^{[16, 21]}。另一方面，通过构建覆盖研究全周期的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如SciELO Preprints和SciELO Data，平台将开放获取的理念延伸至数据和过程层面，通过遵循FAIR原则和构建完整的证据链条，提升学术研究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22]。这种对知识价值、区域文化价值和开放科学价值的坚持，为其赢得了广泛的学术认同和社会支持，构成了深厚、持久的可持续性发展根基。

综上所述，拉美DOA可持续发展路径，是一个集区域联盟化、成本最小化、运营生态化、价值多元化于一体的系统性建构。它证明了在没有商业资本主导的情况下，依靠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智慧与协同合作，也可以构建一条既符合开放科学精神，又具备强大生命力的学术出版新路径。

与拉美模式由不同国家学术共同体形成联盟化驱动主体不同，欧洲DOA发展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由公共权力机构主导的系统性建构特征。其驱动主体由多个国家组织、国家政府与科研资助机构构成，共同形成具有明确政策目标与强大执行能力的跨层级政策协同体系。

这一体系通过制度化的顶层设计和资源整合，将DOA从一个学术界的倡议，提升为一项受公共资金支持、有明确质量标准、具备可持续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工程。其可持续发展路径包括以下方面：首先，23个欧洲组织合作推进“促进学术交流的机构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开发”项目（Developing Institutional Open Access Publishing Models to Advance Scholarly Communication，DIAMAS），旨在为欧洲学术机构开发期刊运营工具链，覆盖从预印本到正式出版的完整流程 ^[23]。其次，欧盟通过制定《钻石开放获取标准》（Diamond Open Access Standards，DOAS）^[24]、《钻石开放获取标准期刊指南》（Diamond Open Access Standards Guide for Journals）^[25]和建立欧洲钻石能力中心（European Diamond Capacity Hub，EDCH）^[26]等举措，进行系统化与标准化赋能，着力解决DOA期刊及平台质量参差不齐与资源分散的痛点，旨在提升整个生态的成熟度与公信力；除此之外，国家科研管理机构如荷兰科学研究组织等进行政策主导与制度化建构，将DOA纳入国家科研战略中 ^[27]，确保发展方向的统一性与资源的稳定性。最终，欧洲通过“欧盟—国家—机构”的多层级协同治理，形成覆盖全欧洲的政策与资源网络，构建一个统一、规范、高质量的DOA学术出版生态。

因此，欧洲DOA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是一个以多个国家机构为驱动主体、以系统化治理为手段的建制化力量，它通过顶层设计、标准引领和资源整合，将DOA纳入欧洲多个国家创新体系的轨道，旨在构建一个高质量、可持续、受公共信任的学术出版新范式，代表了由多个国家力量共同主导学术出版变革的另一条重要路径。

在拉美模式依靠学术共同体内生力量、欧洲模式倚重公共权力机构进行顶层设计之后，非洲DOA的发展呈现出第三条独特的道路。面对本土资源相对有限、基础设施尚待完善的现实，非洲并未选择单一路径，而是探索出一条将外部国际支持与内部社区协作紧密结合的“外引内联”可持续发展路径。其核心驱动力并非来自强大的国家权力或高度统一的区域联盟，而是由国际发展力量协助的外部赋能与由本土学术共同体驱动的内部协作相结合。这一模式通过整合全球资源与激活本土网络，探索出一条在资源有限条件下实现学术出版自主与可持续发展道路。

非洲DOA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首先体现在由外部资源整合驱动的平台可持续性上。面对本土资源有限的现实，其关键驱动力转向了国际发展力量。以非洲在线期刊（African Journals OnLine，AJOL）平台为例，其可持续性建立在两个核心支柱之上：一是通过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等国际机构主导的健康研究网络获取计划（Health InterNetwork Access to Research Initiative，HINARI）、全球农业研究在线获取（Access to Global Online Research in Agriculture，AGORA）等专业数据库联动，实现了知识资源的深度整合，将非洲学术产出无缝接入全球知识体系，有效解决了内容孤立与可见度低的困境 ^[28]；二是通过获得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福特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的多元化资助，构建了非营利性财务基础，使其能够摆脱对商业出版模式的依赖，确保了平台的公益属性与长期稳定。这条路径的本质是“借船出海”，通过巧妙嫁接国际资源网络，实现了基础设施和运营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维持平台的长期稳定仅是第一步，非洲DOA模式的深层生命力则源于由本土社区协作驱动的生态可持续性。与平台层面的外部驱动不同，这是一种由内而生的力量。以“无收费开放获取出版社区”（Diamond Open Access Community）为代表，其驱动力转向了由西非和中非研究与教育网络（West and Central Africa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WACREN）、图书馆电子信息（Electronic Information for Libraries，EIFL）、AJOL等区域网络主导的社区赋能 ^[29]。该社区并非直接提供资金，而是通过搭建协作平台，围绕编辑培训、人工智能应用、评审机制等前沿议题展开系统性研讨，旨在提升本土期刊的内生能力与专业水准。这条路径的本质是强基固本，通过知识共享、经验交流和集体学习，培育一个能够自我进化、协同应对挑战的本土出版生态 ^[29]，这是实现非洲学术出版自主与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

综上所述，非洲DOA模式的可持续逻辑，是一个“外部输血”与“内部造血”相辅相成的动态过程。国际发展力量为平台建设提供了关键的启动与运营资源，而本土社区则通过协作与赋能，培育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自我发展能力。这种双轨并行的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探索学术出版的自主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范本。

全球不同地区DOA模式可持续发展路径各有特点，这些差异源自各地区深刻的地缘政治、经济与文化差异，呈现出鲜明的国家及地区色彩。

以拉丁美洲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例，其形成并非单纯的技术或经济选择，而是对历史殖民记忆的深刻回应和对知识主权的坚定捍卫。该地区将科学知识视为“公共产品”，依托非营利、公共资助的基础设施（如Redalyc和AmeliCA），构建了免费发表、免费阅读的协作模式，以此抵御资本对学术出版的侵蚀，确保知识传播的公平与普惠。AmeliCA的发起人之一，拉美学者Dominique Babini认为由欧洲主导的Plan S等倡议，虽以开放获取为目标，却通过依赖APC的模式，将知识商品化，这种新殖民主义策略可能加剧学术界对商业出版体系的依赖，从而威胁其学术自主性 ^[30]。因此，拉美路径的形成，本质上是对抗不平等知识秩序、践行区域共同体理想的必然结果，其核心在于将有限资源投入维持和扩大非营利DOA模式，专注发展本地区相对独立的学术出版生态，倾向于形成有竞争力的学术传播体系，而非补贴商业出版机构。

与拉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相较，欧盟之所以能够形成并采用这种由多个国家组织、政府与科研资助机构构成的、具有明确政策目标与强大执行能力的跨层级政策协同体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结构、强大的公共资金基础以及根深蒂固的学术治理传统。

首先，政治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制度框架。欧盟作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实体，拥有超越单一国家的政策制定与协调能力（如通过欧盟委员会、理事会等），能够自上而下地推动覆盖全欧洲的、具有约束力的政策议程，如欧盟地平线项目。这种制度使得DOA这类需要大规模、跨国家协调的倡议得以有效设计和推行。

其次，强大的公共资金提供了经济基础。欧洲科研体系主要由庞大的公共资金支持，这意味着资助机构，如各国国家科研基金、欧洲研究理事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ERC）掌握了重塑学术出版市场的“钱袋子”。它们可以将充裕的公共资金用于DOA模式的发展，从而掌握变革的主动权，这是拉美或单个国家难以企及的。

最后，成熟的学术治理传统提供了执行能力。欧洲拥有悠久的大学、国家科学院和科研机构间协作网络，这为复杂的系统性变革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专业知识。这些机构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者，也是新标准（如DORA）的倡导者和质量保障者，确保了改革的专业性与可行性。

因此，欧盟的DOA模式并非偶然，而是其政治一体化、公共资金主导和学术治理传统三者合力的必然结果，它通过将市场力量、制度权力和专业知识相结合，构建了一个能够系统性、自上而下地重塑全球学术出版生态的强大引擎。

在DOA的发展版图中，拉美和欧洲路径常被视为两种代表性范式：前者根植于学术共同体的内生力量，构建非营利的知识传播体系以捍卫学术主权；后者倚重一体化政治结构与强大公共资金，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干预重塑市场规则。在此背景下，非洲的发展模式既非单纯的权力驱动，也非完全的社区自治，而是呈现出将外部国际支持与内部社区协作紧密结合的“外引内联”。

非洲选择国际联动与社区赋能的发展路径，根植于其自身深刻的经济与文化现实。这一路径的核心，是在经济基础较弱的背景下，开辟出一条动态平衡的务实之道。从经济层面看，非洲无法复制欧洲的“顶层设计”或拉美的“区域联盟”。因此，寻求国际发展力量的支持，成为一种理性且高效的“借船出海”策略。通过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SIDA）等国际机构的联动，非洲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迅速解决了本土学术期刊的生存危机和国际可见度困境。从文化及历史层面看，非洲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大多迥异，这种碎片化使得构建一个自上而下、高度统一的区域政策或平台异常困难。因此，非洲选择了一种更符合其文化土壤的结网策略——通过WACREN、EIFL等区域网络，搭建灵活多样的协作社区，鼓励不同国家的期刊和学者围绕具体需求进行知识共享与能力共建。

对比国际多元化的DOA可持续发展路径，我国的DOA实践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混合发展图景，即既非完全依赖学术共同体联盟，也非单纯的国际联动，而是展现出一种以国家战略为顶层牵引，以学术机构为创新先锋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其可持续发展路径，也相应地体现在国家政策主导的规模化扩张与学术机构探索的多元化创新两个层面。

首先，我国DOA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源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政策主导。面对国际出版市场的稳固垄断格局，我国期刊主管机构能够突破“先有影响力还是先有优质稿源”这一关键瓶颈，并动用国家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为代表的国家级项目，通过前所未有的资助强度和政策倾斜，并非普惠性补贴，而是战略性投资，旨在集中扶持一批有潜力冲击国际一流的尖兵期刊。在此背景下，DOA模式成为实现期刊影响力快速跃迁的最有效战术路径。它通过拆除订阅壁垒，极大地提升了论文的可见度与被引概率，为新刊快速积累学术影响力、撬动固化的全球学术市场提供了最直接的加速器，其根本动因是服务于提升中国期刊国际话语权的国家战略目标。然而，这种高度依赖政策输血的规模化路径，其长期可持续性取决于国家资助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与此同时，一条更具内生性和创新性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正由学术机构与商业平台协同探索。以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与中国知网合建DOA巨型期刊为代表，标志着一种新型合作模式的诞生 ^[31]。这种“自下而上”探索的驱动力，来自高校、图书馆、数据库等机构自身的创新意愿与资源整合能力，其逻辑在于通过深度整合学术共同体的内容优势与商业平台的技术运营优势，探索一种不依赖作者付费或公共资助的DOA模式。尽管尚处起步阶段，但它为解决我国DOA过度依赖政策输血、探索市场化与公益性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创新样本和未来方向。

尽管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我国DOA发展整体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着文化认知、出版生态与政策体系三个维度的严峻挑战。在文化认知上，我国学术界长期形成的对SCI影响因子等国际商业评价指标的路径依赖，构成了无形的壁垒 ^[32]，导致本土DOA新刊难以获得顶尖学者和优质稿源的广泛认可。在出版生态上，期刊主办单位分散，大多单刊独立发展，缺乏规模效应与协同机制 ^[33]，高昂的出版基础设施成本使其对主办单位或卓越计划的资金依赖较大，缺少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34-35]。在政策体系上，当前模式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尚未形成国家级、系统性的DOA战略统筹，缺乏对存量期刊转型尤其是对大量中文刊及人文社科期刊的普惠性支持，导致学科发展失衡。这种集体性的战略缺位，使得本可以共享的集群资源未能转化为推动DOA发展的合力。面对这些挑战，拉美、欧洲和非洲的实践经验，为我国探索差异化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的镜鉴。

通过对全球不同地区DOA模式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比较研究，本研究发现，各地区经验对我国均具有独特的借鉴价值。因此，我国DOA的未来发展，绝非单一模式的简单移植，而应立足本土国情，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融合与系统性的优化。

当前，我国期刊集群化发展已初具规模，以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二期支持的13家集群试点单位为代表，它们正成为推动我国期刊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的主力军。然而，当前集群在DOA领域的布局普遍缺位，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从期刊集群的视角审视，大多数集群已初具规模，但其核心功能仍偏向传统出版模式的线上延伸。借鉴拉美SciELO等模式的经验，我国期刊集群需超越单纯的出版商角色，主动承担起构建统一、非商业化学术交流平台的重任。这要求集群在内部深化协同，通过统一的投审稿系统、数据标准和出版规范，实现资源共享与质量共控，从而形成规模效应；在外部则需推动跨集群联盟的构建，整合不同学科优势，以统一品牌和标准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提升我国DOA期刊的整体国际话语权。

更为关键的是，期刊集群应从服务作者的被动角色转向赋能学术社区的主动角色，通过构建预印本平台、开放数据仓储和组织学术社区活动，深度融入科研全生命周期，从而建立强大的社区黏性。

期刊集群作为破解我国DOA发展分散化困局的关键抓手，其向开放科学基础设施的转型、内部协同的深化、跨集群联盟的构建以及对学术社区的深度赋能，共同构成我国走出一条集约高效、自主可控的DOA发展新路径的核心战略。

从欧洲的DOA可持续发展模式来看，其优势在于强有力的政策杠杆与标准引领。欧洲通过“S计划”等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利用公共科研资金的附加条件，系统性地推动出版机构向DOA转型。同时，欧洲致力于建立统一的、高质量的开放科学标准与基础设施，确保了DOA期刊的学术质量和长期可持续性 ^[36]。借鉴欧洲模式的顶层设计与高标准引领，我国应充分发挥期刊集群化的组织优势，并从战略高度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引导—标准建设—体系支撑”三位一体的政策框架。首先，在政策引导层面，应出台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家开放获取战略，引导期刊集群重视DOA模式，并明确规定由中央财政资助的重大科研项目产出的学术论文，原则上应以DOA论文发表，以此从源头引导优质稿源向集约化平台回流。其次，在标准建设层面，应组织权威学术机构与出版界专家，参照欧洲《钻石开放获取标准》，制定并推行一套国家级DOA认证体系。在实施中，可优先以现有期刊集群为整体进行评估认证，通过集群内部的统一规范与质量控制，快速提升旗下所有DOA期刊的学术公信力与国际声誉。最后，在体系支撑层面，应着力打造一个国家级的DOA能力中心，或将其功能深度整合到现有的大型期刊集群平台中，使其成为集技术平台支持、出版规范培训、可持续模式探索与学术社区交流于一体的中枢机构。通过赋能期刊集群，而非单打独斗的个体期刊，能够更高效地提供专业化、集约化的服务，从而系统性地提升我国DOA生态的整体质量与运行效率，形成以集群为单位的“国家队”力量，参与全球竞争。

非洲DOA模式的核心是借力发展，其具体操作路径对我国作为学术大国的适用性有限，但其蕴含的开放合作与社区赋能理念，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非洲积极与国际组织、数据库合作，以最大化利用外部资源。因此，我国在构建自主DOA平台的同时，必须保持开放心态，积极与DOAJ、Crossref等全球学术基础设施无缝接轨，确保我国期刊的全球可见度与数据互操作性。此外，非洲的“无收费开放获取出版社区”强调通过社区协作提升编辑能力，这对我国同样至关重要，即在推进平台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对编辑的培训，提升我国期刊整体编辑的办刊水平。

综上所述，我国DOA的未来发展，绝非单一模式的固守，而应是基于本土国情的系统性重塑与升级，其路径在于博采众长，融合创新。首先，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优势下，以拉美模式为骨架，构建协同共享的技术平台；以欧洲模式为大脑，建立高标准的质量规范与可持续机制；以非洲模式为灵魂，秉持开放合作与社区赋能的核心理念。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由国家战略引领、多元集群协同、技术标准统一、质量体系保障、资金渠道多元的中国特色DOA发展新范式。这一范式不仅将破解当前的发展瓶颈，更将驱动我国在全球学术出版变革的浪潮中，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科技自立自强与文化自信筑就坚实的出版基石。

本研究从全球视角分析了各地区DOA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及发展逻辑，从本质上来说，DOA是一场学术平权运动，是学术共同体对资本垄断开展的知识主权争夺。DOA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和统筹规划，取决于国家层面对学术出版发展方向的把握。从调研结果来看，拉美、欧洲和非洲国家对DOA较为重视，不断有政策和项目支持。未来，DOA可能逐渐成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主流出版模式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变革不仅需要工具革新，更呼唤学术文化的深层转型——当开放从政策要求转化为学者的精神自觉时，真正的知识平权时代即将到来。我国作为科研强国和出版大国，应该把握学术出版转型契机，以先进技术、政策支持为驱动，有组织开展DOA顶层发展规划，争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DOA发展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