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政治与地理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66年1月冷战时期兴起的三大洲运动，该运动常用“南方”指代世界范围内受压迫的地方。1969年，美国学者卡尔·奥格尔斯比在批判冷战格局时首次提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一词^[1]。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2]，为南南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推动“全球南方”的概念开始不断发展^[3]。随着全球格局的重塑和时代的不断发展，“全球南方”成为描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4]，逐渐代替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等传统表述。

2024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战略高度，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5]过去20年，“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其国内生产总值己从40年前的占全球比重的24%增至目前的40%以上^[6]。然而，经济上的崛起并没有同步转化为知识自主与话语权的平等，“全球南方”国家仍深受不公平学术出版体系之害。以爱思唯尔（Elsevier）、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John Wiley & Sons）、世哲出版公司（Sage Publications）、威科集团（Wolters Kluwer）等为代表的国际出版寡头高度垄断全球学术出版市场和期刊资源，牢牢掌控着学术的发布权、传播权与话语权，形成固化的“中心—边缘”结构，导致“全球南方”国家知识发展举步维艰，加剧了全球自主知识体系的不平等。

当今全球格局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促进国际合作、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它率先为“全球南方”国家开辟了一条自主选择、自主合作、互利共赢的崭新道路。顺应这一合作趋势，中国可以联合“全球南方”国家，将“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延伸至知识生产与传播领域，建设一个“全球南方”学术数字出版平台，推动全球自主知识体系公平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基础研究存在题目从国外学术期刊上找、仪器设备从国外进口、取得成果后再花钱到国外期刊和平台上发表的‘两头在外’问题。”^[7]而这种投入在国内，发表在国外，购买再回国的循环模式是“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的困境。它折射出全球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深层不平等——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导权、话语权分配严重错位。

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推行的“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筑墙设垒”策略对“全球南方”国家获得和使用新兴科技构成严重干扰。在学术出版领域，这种科技遏制策略体现在关键数字基础设施的垄断与封锁，导致“全球南方”在知识生产方面的技术自主能力严重不足，受制于人。目前，“全球南方”国家的学术数据大多数存储于西方云服务器，通过数据挖掘与人工智能技术对上传内容进行深度分析，可能提取出涉及基础研究方向、关键技术路径和社会治理模式的核心信息。例如，我国在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部分研究成果数据被西方平台收集、存储与分析，存在被用于技术竞争或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直接威胁科技安全与数据主权^[8]。技术依赖、数据安全短板相互交织，使“全球南方”的知识生产体系陷入依附性的循环困境，不仅制约学术自主发展，更对国家战略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加剧了西方国际出版寡头的垄断地位，其屡屡利用垄断性地位涨价，攫取暴利，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学术交流环境在经济上几乎“不可持续”。此外，绝大多数核心学术成果依赖西方出版平台发布，形成了严重的传播路径依赖。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4）》统计，我国95%的SCI高水平科研论文发表在西方主导的期刊平台^[9]。与此同时，编辑和审稿权亦牢牢掌握在西方出版平台和学者手上，通过制度化的内容筛选机制实施隐性控制。其“同行评审标准西化”与选择性地过滤“敏感议题”，致使“全球南方”的区域特色研究常被边缘化，形成事实上的内容审核霸权，这导致科研人员为获得发表机会，易逐渐偏离本土学术需求，转向符合西方学术偏好和评价标准的研究路径，以迎合西方学术话语体系。

此外，西方出版平台对“全球南方”国家实施差别化定价策略，构成实质性的“定价盘剥”，使得部分低收入国家因无力承担高昂成本，丧失获取前沿知识的机会，从而陷入知识贫困与发展滞后的困境。此外，开放获取（Open Access）模式下，论文发表需支付高额论文处理费（APC），这进一步加重“全球南方”学者的经济压力。

全球学术出版的核心治理规则，包括影响因子计算、开放获取政策、同行评审标准、期刊索引体系等，长期由西方掌控。“全球南方”国家缺乏话语权，陷入“规则被定、无法发声”的被动境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一整套体系并非客观中立，而是嵌入了特定的价值预设与意识形态逻辑。西方试图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意识形态渗透至全过程。在发展研究领域，西方出版平台更倾向于刊发以“制度移植”“民主转型”等为核心的依附性研究，而对“全球南方”自主发展模式的关注相对较少。此外，现行评价体系以英语发表和西方研究范式为导向，导致非英语成果与本土知识体系的价值被系统性低估。这种结构性偏见不仅限制了知识多样性，更可能引发“自我殖民化”的风险。当学术机构长期以SCI、SSCI收录和影响因子作为核心评价标准时，研究导向易趋向于迎合西方议题，忽视具有本土意义的命题，导致学术话语脱离国家发展实际，从而削弱学术自主性与意识形态安全。

“全球南方”的发展注定不平坦，特别是西方所掌握的国际话语权仍然未被动摇，其深层根源是殖民主义的历史延续和现实转型。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启的传统殖民，到20世纪后半叶信息革命催生的电子殖民，再到21世纪算法与数据驱动的数字殖民，殖民形态不断演化，传统殖民看似结束，但知识殖民从未终结。

17世纪至20世纪，欧洲列强在军事扩张与资源掠夺的同时，系统性摧毁本土知识体系，强制推行服务于殖民统治的西方教育制度，导致“全球南方”国家知识传承机制断裂。20世纪中后期，殖民主义逐渐从“领土控制”转向“文化渗透”。1969年，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指出：“19世纪英美地缘政治的帝国主义在20世纪已经被一个更富有侵略性的工业——电子联合体所取代。”^[10]1976年，他又在《传播与文化统治》一书中正式提出“文化帝国主义”^[11]。1981年，托马斯·麦克菲尔提出“电子殖民主义”理论，概括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12]。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与麦克菲尔的“电子殖民主义”理论都深刻揭示了西方借助媒介与学术平台进行文化渗透的本质。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殖民”成为西方推行文化霸权的隐蔽性手段，数据正在成为新殖民时代的原材料，更易侵蚀国家信息主权。相较于传统领土殖民模式，“数字殖民”更为隐性，其剥削方式是通过“技术输出”加“标准绑定”，将“全球南方”纳入由西方主导的数字控制体系，使其在科学与学术层面长期依附于西方。由此，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在脱离西方国家多年的殖民统治后，又因网络信息科技的发展被纳入数字控制体系，面临再度沦为新型殖民地的倾向^[13]。

“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发展滞后与能力建设不足，同样是制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瓶颈。“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公共支出优先投向基础设施、基本医疗与教育普及等紧迫领域，对学术出版领域、数字平台的投入则严重不足，难以支撑自主平台的技术研发与运营维护。在人才方面，“全球南方”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培养能力有限，既精通学术出版规范又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人才极为稀缺，且由于待遇偏低、职业发展空间受限，外流现象严重。区域协作机制方面，由于“全球南方”国家因语言壁垒、政治互信不足与利益诉求差异，导致跨区域合作不稳定，难以推进。

面对“全球南方”自主知识意识的觉醒，西方通过技术封锁、规则压制与舆论污名化三重手段，系统性遏制其学术出版自主化进程。在技术层面，西方限制向“全球南方”出口学术出版核心技术，如美国将量子加密算法、高级数据加密技术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全球南方”若想获取关键技术，往往需接受“数据共享”“规则服从”等附加条件，进一步加深技术依附。在规则层面，西方牢牢掌控国际标准制定权，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开放获取联盟等国际场合，西方常阻挠“全球南方”提出的“多元评审标准”“数据主权保护”等合理诉求，维护现有垄断秩序。在舆论层面，西方不断炮制和鼓吹有关“全球南方”国家的负面叙事，制造“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发生分歧与对立。西方将“全球南方”构建自主出版平台的努力，也往往对“知识民族主义”或“保护主义”等进行舆论抹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以正式成员、伙伴国、‘金砖+’等形式加入金砖事业，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这一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休戚与共、团结协作的战略定位。在百年变局与科技革命交织的背景下，构建面向“全球南方”的学术数字出版平台，既有助于提升我国战略主动权，更是重塑全球知识秩序的关键举措。

在基础科研数据和知识产权数据方面，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然打响。2020年6月，由美国MathWorks公司开发的，在工业制造、学术研究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MATLAB软件，哈工大、哈工程等高校本已统一购买却被取消激活权限，以致失效^[14]。值得注意的是，切断所有科学和研究联系是国际冲突中的最后手段，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幻，这一幕已然出现。俄乌冲突后，科睿唯安（Clarivate）宣布制裁俄罗斯，停止数据库服务，给俄罗斯科学界造成极大困难。此事件也给我国敲响了警钟，我国作为世界科研论文数量最多的国家，科研成果的发表和科技信息的获得却受制于人，一旦遭遇极端情况，国外科技文献数据库对我国实施“卡脖子”，后果将不堪设想，对此必须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未雨绸缪，积极加以应对^[15]。在此背景下，构建“全球南方”学术数字出版平台，将有效扭转学术成果“外流依赖”困局，实现对学术成果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从数据生成、存储、管理到传播的安全可控的全链条管理模式，有力落实“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战略要求，提升我国学术话语权，从而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筑牢科技安全的“防火墙”，切实维护国家信息主权与科技安全。

长期以来，全球学术出版被西方寡头垄断，其通过内容筛选标准、期刊评价体系与传播渠道构建了一套“中心—边缘”的知识等级秩序，使“全球南方”的本土经验、区域议题与理论创新长期被边缘化甚至遮蔽。构建“全球南方”学术数字出版平台，正是对这一不平等格局的回应。作为一项面向全球的国际公共产品，平台致力于为“全球南方”提供一个“低成本、高自主”的知识传播渠道：对低收入国家实行免费使用，对中等收入国家提供半价接入，大幅降低知识获取门槛，为欠发达国家提供平等参与全球知识对话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平台打破西方对学术“准入权”、学术内容筛选权的垄断，直接面向国际学界，使本土知识获得国际曝光，推动区域特色研究成果的全球可见度与学术认可度。

在此基础上，平台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性构建。2023年9月，“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通过的《哈瓦那宣言》明确指出：“要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获取科技的机会和发展科技的能力，建立一个开放、公平、包容、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16]这一共识有助于平台通过设立联合研究议题、组织跨区域学术对话等方式，促进各国基于自身发展实践提炼理论范式，逐步摆脱对西方理论框架的路径依赖。例如，中国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阐释、拉美对“去依附发展”的政策探索，有望在平台上形成具有南方标识的“理论集群”，共同挑战西方所谓“普世理论”的霸权叙事。最终，该平台将助力“全球南方”开辟一条新的、独立自主知识发展道路，为构建更加公平、多元、包容的全球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17]并进一步指出要“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18]。这些重要论述为“全球南方”深化合作、共建学术数字出版平台、构建更加公平、多元、包容的全球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战略指引。“全球南方”学术数字出版平台，其技术架构适配国家基础设施条件，多元共治机制体现平等协商原则，内容聚焦生态减贫、本土文化传承等议题，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元共生、平等对话的全球知识生态，打破西方出版体系的垄断，推动“全球南方”实现从“被代表”到“自主发声”的根本转变，完成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共建者的角色跃升。

更重要的是，该平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知识与学术领域的生动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9]。推动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携手构建自主、平等、开放、包容的学术数字出版平台，能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切实的发展机遇，这不仅深化了南南互信与南南合作，更开创了国际学术交流与全球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新范式，有利于推动国际学术秩序从“西方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深层次上落地生根。

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言：“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所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强大的语言文化优势，达到暴力与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20]历史经验也证明，“买船出海”“换船出海”“借船出海”等路径，不仅成本高昂、受制于人，还存在严重的科技安全风险。唯有坚持“造船出海”，即自主构建技术平台与出版体系，才能真正掌握学术出版的主动权^[21]。在此背景下，以我国为核心、联合志同道合的广大南方国家，共同倡议和推动建立一个开放、公平、包容、非歧视的国际学术数字出版与交流新平台，以促进知识生产的多样性与公平性，打造一个全新的、开放、共享的自主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22]，有着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技术自主是“全球南方”学术数字出版平台建设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23]。必须摆脱对西方技术的依赖，构建一套低门槛、高韧性、本地化的技术体系。为此，应以我国为主体，联合“全球南方”国家，根据非洲、拉美等地网络基础设施薄弱等现实情况，共同研发适配区域现实条件的轻量化出版系统。该系统需支持低带宽环境下的论文上传、传输与阅读，并集成离线下载、本地缓存等实用功能，同时，联合开发“南方自主”的DOI解析系统与数据存储节点，避免依赖西方服务器，从根本上掌握学术成果标识、解析与引用的自主权，切实保障数据主权与信息安全。近年来，中国在自主学术出版平台建设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清华大学出版社自主开发的科技期刊国际化数字出版平台SciOpen，不仅提高了出版质量和效率，彰显出平台对国内优质期刊的强大聚合能力，而且印证了SciOpen在助力本土期刊全球化传播的突出成效，逐步积累起学术发表的主场优势^[24]，为平台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可借鉴的方案。

在此基础上，应推行“技术普惠”机制，弥合“全球南方”内部的数字鸿沟、技术鸿沟。设立“全球南方学术出版技术援助基金”，为低收入国家提供免费的平台部署、系统运维及定制化技术支持、人才支持。此外，主动开放我国成熟的学术出版技术接口，向“全球南方”国家共享。

打造有影响力的“全球南方”学术数字出版平台，要立足于自身的合理关切和共同利益，必须坚持“先内后外、内外联动”的制度逻辑，以国内体系为根基、以南南合作为延伸，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协同发展格局。

对内，应强化顶层设计和内部整合。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通过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合力，有效整合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字资源平台，组建国家学术数字出版集团，建设统一、高效、跨学科、多语种的国家级平台，从根本上解决学术出版领域的重复建设、标准不一、资源分散等问题。同时，将平台建设纳入“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重点项目，由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核心技术研发，并给予政策倾斜，夯实平台发展的制度与资源基础。

对外，应推动南南合作，共建共享知识网络。在国内平台基础上，联合“全球南方”国家共建学术数字出版平台，形成“国内循环支撑国际循环、国际循环反哺国内循环”的双循环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联动“全球南方”国家的物资与人员流动^[25]，促进知识共享与文化交流。例如，借鉴“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丝路书香工程”等项目，推动中国与东南亚、非洲国家的学术成果互译，截至2024年，我国已和13个以上的“全球南方”国家签署经典著作互译备忘录^[26]。通过这种政策引导、项目带动战略的方式加强“全球南方”之间的交流互动，实现互利共享。秉持“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原则，推动南南协同治理。由我国牵头，联合主要“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制定《全球南方学术出版平台运营公约》，具体内容包括推行多元评审标准、明确数据主权归属、实施利益共享机制。实行民主决策机制，设立技术、内容、运营三大专业委员会，确保各国在标准制定、内容评审与平台运营中的平等参与。远景来看，推动平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非盟等多边机构合作，推动平台纳入“全球开放科学倡议”，争取国际公信力背书。积极参与全球开放科学实践，推动开放获取转型^[27]，将OA理念深度嵌入平台制度设计之中，促进学术成果的自由流通与共享，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垄断，实现全球自主知识体系的公平化转型。

“全球南方”学术数字出版平台的构建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自主知识体系重构的过程，必须构建一个根植本土国情和文化、彰显本土价值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一是深耕本土内容，打造高质量知识生产高地。设立“全球南方发展研究专区”，系统收录聚焦“全球南方”关切的核心议题和成果。同时，开设“全球南方学者专栏”，邀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南方学者撰写特约文章。坚持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的原则，内容要贴近本土需求，真实、准确地反映“全球南方”国家的科研动态与创新实践。这些议题和研究坚持内容质量为中心，综合考虑其是否符合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能否造福人民生活、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回应社会期待等多重维度^[28]。要打造良好知识生态，应破除“唯SCI”“唯影响因子”“唯洋是从”等评价窠臼，倡导“全球南方”平台与西方平台同质等效的学术评价导向。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力促“全球南方”国家学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发表在高质量的本土期刊上，展示在“全球南方”学术数字出版平台上。

二是推动“全球知识对话”，促进南方经验融入全球自主知识体系。通过搭建南方学术对话平台，推动理论自觉。以出版平台为媒介，在学术自主的前提下展开文明间的对话与交融，在交流互鉴中展现南方文明的独特性与包容性。可每年举办“全球南方学术论坛”，组织“全球南方”学者平等对话，促进跨学科交流，推动“全球南方”实践的理论化与全球化。同时，主动拓展国际传播渠道，与西方非主流开放平台开展战略合作，有效突破西方传播壁垒，真正实现“服务南方、对话全球”的知识生态愿景。

“全球南方”的发展轨迹，已从20世纪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到21世纪初的经济快速增长，再到当前迈向知识自主与话语权提升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期待中国在构建公平多元的全球知识秩序、推动全球治理变革进程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引领作用。2025年9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务实合作，在经贸、金融、科技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成果。”^[18]构建“全球南方”学术数字出版平台，不仅有利于捍卫国家信息主权、提升国际话语权，还助力打破西方知识垄断、重构“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并为全球自主知识体系的公平化转型提供切实可行的“全球南方”方案。这将成为我国为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之一，成为突破西方霸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国际公共产品，将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认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