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6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下文简称《条例》）颁布，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出台是1949年以来，我国阅读推广机制由简单到复杂、推动社会阅读持续演进而涌现的结果。当前，我国全民阅读事业已经成为一个涉及各部门、各类技术和基础设施、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的复杂系统，作为总体规则的《条例》的诞生，标志着社会阅读形成了稳定的模式，其实施又有可能促发社会阅读更高层级的涌现，生成更稳定、复杂和能力更强的新模式^[1]231。本文将从涌现论出发，以《条例》的出台为“观测点”，分析全民阅读事业的复杂生成过程，以及其所包含的有效阅读推广模式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作为学术概念的“涌现”起源于19世纪英国的科学哲学，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对元素化合的思考基础上，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将不同事物间结合为新事物的过程称为涌现^[2]，这成为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的以涌现为核心概念的复杂系统理论的先导，其里程碑式的著作是1998年约翰·霍兰（John Holland）出版的《涌现：从混沌到有序》（Emergence：From Chaos to Order），该书用蚁群、音乐、棋类游戏、神经网络、计算机模型等案例证明涌现的本质就是在“由小生大，由简入繁”的过程中，少数规则和规律生成了复杂的系统，并以不断变化的形式引起新的涌现现象，从而呈现出整体行为远比各部分行为的总和更加复杂的现象，就像蚁群在探索和开拓周围环境的过程中展现出远超单只蚂蚁的非凡灵活性，或像是棋子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非单个棋子决定了整个棋局^[1]2-16。该论著建立了跨学科的涌现观，为科学、人文或艺术提供了一种运用“整体”或“系统”的思路处理复杂性问题的方法论^[3]。

自2006年中宣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到2026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全民阅读已成为我国的重要主题之一，大量与之相关的设施、项目、活动、组织在基层出现，这是否可理解为一种社会涌现？全民阅读并非个体阅读意愿或行为的简单叠加，也并非行政命令下的机械集合，而是“具有主体性的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时，在更高层次上产生出全新的集体行为、结构或特性”^[4]。本文以涌现论来分析全民阅读在我国的兴起与未来，希望能深入分析该复杂系统中孕育、推动涌现的要素，从其互动中发现规律、机制和层级^[1]2-5，以思考是否会促发更复杂的社会涌现。

1927年，一本名为《读书法》的小册子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无论是其中文题目还是英文题名How to Study，都展示了与以劝学治学为目的的古代读书法的一脉相承，相承中亦展现了现代气象——第一章第一节题为“读书与文明之关系”，提出“文明发达，读书者必繁多”^[5]的论断。当时，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等先哲已在吸收西义文明的基础上构建起本土文明概念^[6]，读书被广泛视为实现文明进步的路径之一，这种共同认知是开启1926年至1936年民国出版业“黄金十年”^[7]的重要动力。然而，民众的读书心态、能力尚不能与倡导者同频共振，这导致了1935年国民政府发起的浩大读书运动于次年无疾而终，正如史家所批判的那样，“读书能成为运动……实际上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政治、经济、社会，包括个人环境，都制约着运动的开展。但在30年代的中国，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创造这样一个环境”^[8]。

日军侵华阻断了中国以读书推动文明进步的努力，残酷战火重创了此前数十年建起的公共阅读设施和图书发行系统。直到1949年，在旧中国极其贫弱的文教事业遗产上，新中国启动了阅读推广工作。出版社经济困难、人才匮乏、稿源稀少，导致出版物供应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财经类、自然科学类图书和儿童读物；发行无法触达农村工厂和偏远地区；书价昂贵而读者购买力薄弱^[9-10]。阅读推广的最初任务就是在国家贫弱的总体环境中调动一切力量来解决重重困难，进而从无到有地奠定了促进全民阅读的最基础结构。

1950年，胡愈之提出这样的设问：“书籍、杂志既然是人民精神生活中的必需品，那么，干脆由国家出了钱、印了书无代价地配给读者，像过去革命战争中在特殊情况下曾经做过的那样，岂不是很简单吗？”“今天能够读书的是少数，要大多数没有能力读书的来替少数能够读书的负担费用，是不公道的。”^[11]

从一开始，新中国的建设者们就意识到促进国民阅读的必要性和公共性，但面临缺读物也缺读者的双重困难，这需要持久、系统地推动出版与教育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另外一个难题日益显现——阅读的供需矛盾。这是因为我国缺少一张畅通发达、覆盖全国的读物流通网络（包括发行和公共借阅），也缺少灵敏有效的阅读信息反馈系统——物质和信息的大规模交换流动，决定着涌现是否能出现。受制于不同时期的经济或文化发展状况，该矛盾长期存在，出现了供不应求、供需脱节、供大于求等多种样态，反映了在我国开展阅读推广的复杂性。

以上是我国阅读推广历程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在解决人民阅读困难中开创各种机制，机制不断积累、互动，形成了今天阅读推广的主要模式，推动了全民阅读在我国21世纪的涌现。这些机制所构造的动力系统，与欧美等国因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需要、图书产业自由扩张，日韩等国在军事经济命脉受制于美国而致力追求民族文化独立等阅读推广动力系统都有一定差别。

1949年11月1日，一个“在我们的国家组织中是新的，前所未有的”^[10]部门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该部门是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宣部副牌）的前身。其成立的重要使命就是迅速改善当时出版物数量少、造价高、发行网覆盖有限等阻碍国民阅读的严峻情况，在此后70多年历史中，该部门的名称、隶属关系等数经调整，但始终承担着有关国民阅读物资调配和信息交流反馈的功能，这些功能被《条例》以法条明确下来：“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文化、教育、财政、民政等相关部门和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也一直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阅读推广工作，并因各种重要阅读促进任务而商讨协作。在出现全国性阅读问题时，中央会凝聚各方之力以提高解决效率。这些长久的互动实践为全民阅读事业的统筹协调机制打下了基础，建立了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反馈循环圈，带动各行业发展出复杂的协作模式。

在国民阅读能力薄弱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让阅读观念在人民大众中自发滋生、发展势必会极其缓慢低效，机关和群团组织一开始就被视为阅读推广强有力的“宣传力量和武器”，和出版社、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等宣传工具一起，“宣传和推广书籍，使新出版的书籍为广大读者所周知”^[12]。这些阅读推广的主体，以组织动员的方式，从开展阅读活动如冬学、扫盲运动、读书运动和建设阅读设施如推行工农通俗读物、建设农村图书室、工厂图书室等两个主要途径入手，配合出版发行网和图书馆两大主体工程，推进阅读观念自上而下、从城市向乡村、从专业向社会、从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向群众的扩散。这些活动和建设最初缺少整体规划、是不成系统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步实现规模化、连续化。回顾这50年，我们会发现，我国促进国民阅读的主干系统已经建立，就像是棋局已经固定，赢棋需要的是应时势而不断调整的策略。

20世纪90年代后期，长期困扰国民阅读的“书荒”基本被解决，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阅读推广的成效，但又出现了新问题：一是阅读的分化，虽然饱读、嗜读之士大幅增加，但不读书的群体依然大量存在。1999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首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国民图书阅读率为60.4%，此后一路下行，2005年跌至谷底，仅有42.2%^[13]。二是阅读推广工作遇到瓶颈，尤其是幅员辽阔的农村地区，阅读活动和阅读设施都很难扎下根^[14]。三是在阅读社会尚未稳固建成之际，数字浪潮又汹涌而来，改变着阅读的逻辑。

对广阔的中国而言，想要完全依靠行政力量和财政经费推动国民阅读，其投入必然巨大，公共图书馆迄今都无法实现乡镇村的全覆盖，而商业力量又受限于自身规律很少涉及公共阅读服务薄弱之处。我们需要一种新思路，因此，“全民阅读”的概念在登陆中国后能迅速发酵蔓延。

全民阅读概念所激发出来的新现象，是阅读推广人（或组织）等新型推广主体的出现，它们从此前机关、群团组织、文教事业等具有阅读推广功能的已有主体中分化出来，蔓延到此前公共和商业力量难以深耕的基层地带——乡村、社区、特殊群体等，以更灵活、更地方化、更聚焦的方式推广阅读^[15]，并能与其他主体发生广泛密切联系。最重要的是，这些新主体的推广对象是小群体乃至个人，且不需要媒介，可以长期面对面地推广，因而更能在多样性中发现具体问题。因此，阅读推广人（或组织）是此前促进国民阅读主干上涌现出来的新神经元，更细微的循环反馈圈得以密集建立，阅读推广开始了知识积累的专业化进程，整个全民阅读事业的“神经网络”开始快速发育。

倡导全民阅读的这20年，也是书籍以声音、影像、数据库、人工智能等方式迅速数字化的狂飙突进时期，数字技术激发了“神经网络”延伸至赛博空间的大量新突触，生成了更多微循环系统，这为宏观层面全民阅读的涌现创造了条件。

全民阅读在宏观层面的涌现，就是《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政策、国家项目和活动的出现，这加快了阅读信息在党政、行业和民间话语中的传播交换，人与人、人与机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许多从未发生过的阅读互动涌现出来，形成了阅读推广的新现象。

约翰·霍兰提出，在复杂系统中对涌现进行观测，需要分层研究各要素，以寻找那些可识别且可以重复发生的现象，进而分析这种现象中的模式和特征^{[1]201，2，5}。笔者在近年来的观察调研基础上，对全民阅读复杂体系进行了如下分层，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加直观地理解全民阅读的涌现（见表 1）。

六个层级的各个主体之间，会产生纵向和横向的复杂互动。

从纵向看，各个层级之间会建立指导、管理、隶属、合作等多元互动关系，互动可以跨越层级，即使是中宣部也会因为开展全民阅读大会这样的活动而和第六层级中参与活动的普通读者产生联系；最后一个层级——个体阅读是前五个层级作用的终点；第四层级因为与五、六层级中个体的互动发生得最日常、最密切，会成为打通阅读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最关键层级，也会成为五、六层级向上信息反馈最关键的层级。

从横向看，每个层级的不同主体会发生合作或竞争的互相作用，彼此之间的认可、需求和目标的一致性，将有助于合作性互动的发生。

我们可以将这六个层级想象为一盘恢宏复杂的棋局，所有棋子都理应为了达成国民阅读的理想状态而共同努力。《条例》的作用是为这些棋子赋能，促使不同层级的棋子在纵横交错中产生多种组合关系并形成一些机制，有效机制的数量增加，会产生更多复杂的有组织行为^[1]129-130，这张互动网络越复杂、交错越密集，就越是能促进全民阅读的效能发挥，而棋盘另一端的对手，是阻止国民阅读进步的各种困难。

有限的棋子能走出无限的棋局，“宇宙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找到一个‘最优’理论”^[1]129-130，促进国民阅读是现代国家的普遍愿望，我们在学习西方阅读推广经验方法的同时，更应深刻观察和把握我国全民阅读涌现过程中那些独特的机制和规律。

宏观现象的涌现依赖于不断变化的微观模式^[1]8。本部分将聚焦上文六个层级中的一些重要主体，分析如何调动其积极性，增进已有机制间的耦合力量，从而推动更复杂的涌现现象，让全民阅读具有更大的渗透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阅读是人类的共有行为，阅读理念凝结着古往今来人们的共同认知，笔者将这一理念比作一块“方糖”（见图 1），以此象征读者所共同能感受到的阅读的独有甜美——这是吸引人类千百年来孜孜以读的原因，作者、出版人、读者、载体等是炼制这颗方糖的最直接力量。不同时空中人们因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形成不同的集体心态，是不同配方的“溶液”。方糖溶解，形成特定时代、特定区域人们的不同阅读心态，进而主导或制约着集体阅读行为。方糖在时间中不断溶解，晶体的微观构造也在持续发生变化。“全民阅读”概念的到来，意味着中华民族正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心态来溶解阅读方糖，有力量以阅读精神来接受数字技术的洗礼。

全民阅读对国民集体心态的显著影响来自宣传推广机制。阅读具有个性化、私密化等显著特征，全民阅读则包含着强烈的公共色彩；阅读以个体为单位，全民阅读以全体国民为单位。因此，相对于有读书人的社会，建设全民阅读社会需要更强有力的宣传推广机制。《条例》强化了这种机制，增进了全民阅读在六个层级间纵横贯通、传播之力，使其具备了充分调动社会各种力量的可能，促使越来越多的推广主体能在微观层面进行信息流动和资源配置。笔者认为，以下做法能继续优化这种机制，提高全民阅读宣传推广效能。

一是推进理论深化。《条例》提供了一个基础概念库，通过媒体、期刊等引导推动学术界和业界据此挖掘，从精神、物质、技术等不同维度，对阅读、全民阅读、传统阅读、数字阅读、儿童阅读、阅读推广、阅读空间、阅读设施等关键概念进行研究讨论，将这些原本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概念孤儿”^[16]纳入学术体系中来，纳入对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讨论之中，以建立支持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的稳固知识支架，并吸引更多的思想者把全民阅读与时代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发掘更大潜力。

二是促进调研具体化。全民阅读的推广对象不是面目模糊的群体，而是鲜活的个体。过去不少新闻报道或研究文章，读者的面目、需求、特点、行为等都很笼统模糊，写作者很容易把自己的阅读体验带入其中，忽视阅读需求的多样化，难以评估阅读推广的实际效能。包括《条例》在内的近年来出台的法规政策，都在强调分类、精准推广，这更加要求媒体工作者和研究者将目光投向具体读者，分辨类型，思考有效促进阅读的机制是什么，锚定全民阅读事业的最小单元，这是阅读推广施力的起点。观察分析的个体越多，就越能为建构全民阅读六个层级中的有效互动关系提供建议。

三是加深人民群众对全民阅读的认知。《条例》等国家法规政策，不仅需要推广主体理解，更需要群众理解，通过理解让“群众有为”——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具体来说，就是加深人民群众对全民阅读意义的认知，促进大家自觉参加全民阅读活动，积极使用并主动管理公共阅读设施，监督全民阅读的公共投入，以此促进基于群众阅读需求的财政投入机制的逐步形成，从而提升资源设施的使用效率和管理能力，降低全民阅读事业运转的能耗，摆脱各种形式主义^[17]。但这具有极大难度，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很多阅读设施无法在基层扎根、有效运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群众对阅读、全民阅读价值的认知不足。笔者认为，以下三种媒介能有效增进群众的阅读认知：一是以阅读推广为目的开展基层阅读空间的设计与改造，代替读物储藏和设施陈列的主体思路，让阅读空间成为推广阅读的有效媒介。二是加大阅读推广力量的培育，掌握阅读推广专业技能的人是传递阅读观念有效、灵活的媒介。三是开发各类数字平台的阅读推广功能，平台不仅要提供阅读服务，更要推广优质阅读。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条例》出台后，阅读推广各类主体正在形成这样的共识：我国大部分地区并不缺少阅读“硬件”，而是缺少阅读“软件”。所谓阅读“软件”，是指有专业阅读推广能力的人。边疆乡村地区的中小学校园中也会有数量可观的书籍，进城务工人员或农民也普遍有了智能手机，但是，在今天的媒介环境中，缺少专业引导，孩子或成人都很难养成阅读习惯，利用公共阅读设施。作为接触读者、读物的关键层级中最灵活的力量，可从以下两个方向挖掘、培育出更多阅读推广人。

一个方向是聚焦那些与阅读推广高度相关的从业者，如作家、教师、记者、图书馆员、出版工作者、书店店员、基层社区管理工作者等，但这些工作者并不是天然就具备阅读推广能力。比如老师，无论是师范院校还是普通院校毕业，其培养计划中并没有设置阅读推广课程，大多数教师要在职业生涯中自己摸索积累，一些国家层面所提出的阅读教育要求，比如整本书阅读，很多学校和老师是缺少方法的。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图书馆员的教育中。要改变这种现状，一方面应随着全民阅读的时代要求对相关专业进行教学改革；另一方面则需要利用组织、行业的力量培育工作者的阅读推广职业能力。虽然这两方面都已有了进展，但尚未实现科学化、系统化和普遍化。《条例》虽然规定了各部门各行业的职责，而各系统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个方向是培育专业阅读推广人。20年前，这类人才就已出现，他们往往因热爱读书、因读书受益而主动奉献，通过捐赠读物、创建公益阅读空间、组织公益阅读活动等方式慢慢扎下根，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并不容易，但仍有不少公益阅读组织存活下来，并在一线不断解决阅读难题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走上了专业化道路。比如，广州天河区城中村的微笑公益图书馆，笔者访问时印象极为深刻，因为空间布局科学、温暖、赏心悦目，这是馆员沈伟华长期用心观察小读者阅读习惯、按照孩子们的行为特点调适布局的结果。这座公益图书馆创办的初衷，是为周边众多低收入家庭儿童尤其是流动儿童提供可就近阅读的空间，建成后却发现这些孩子很多没有阅读习惯，需要一定数量的志愿者组织活动启发兴趣，而孩子的父母们大多文化水平低、务工繁忙，无力也无暇参与志愿工作。好在创办者也在高收入群体居住的小区开展亲子阅读活动，不仅用专业赢得了家长们的认可，还吸引了不少人到微笑图书馆开展志愿服务，微笑图书馆后继开办了多期志愿者培训班，研发了课程体系，并提供可免费下载的《社区故事大王：阅读工具包》等知识服务产品，还得到了当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的认可，能够入校开设阅读课程。笔者以这个典型案例，展示阅读推广人如何创建延伸灵活又有韧性的全民阅读微循环系统，真正助推全民阅读的均等化。

成熟的阅读推广组织多出现在东南沿海等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以专业服务辅助政府管理部门、学校、社区等开展基层阅读服务，在接受募捐、知识产权保护、读物管理、活动开展等方面也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并出现了行业的进一步分工合作——有基金会提供专项经费资助阅读推广组织成长或阅读推广项目，成熟的阅读推广组织会自愿向同行分享复制自己的经验，跨区域培养阅读推广人，笔者还看到了专门为公益图书馆提供数字服务的科技公司——公益阅读推广的复杂体系正在生成。

优秀阅读推广人是政策法规、经费、设施、读物、信息等在基层落地、实现有效整合的“关键装置”，并能通过人际传播这种最直接、最日常的方式，持续影响群众的阅读观念和行为。有些地区已开始尝试建立阅读推广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制度，通过认可、鼓励、支持、表彰等一系列行为，帮助阅读推广队伍健康迅速成长。大浪潮是由无数朵小浪花组成的，能在基层建立微小但密集的全民阅读循环反馈圈的阅读推广人是我们观察全民阅读底层涌现现象的最佳入口。

千百年来，人类用符号创造了一个辉煌灿烂的“可读世界”，我们姑且称之为“传统阅读世界”。然而，以文字、图画为对象的传统阅读技艺亦有认知层面的极限，很多有价值的思考往往需要穿透这种极限，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爱因斯坦，他常以类似头脑中过电影而非语词的方式进行思考，比如“想象从火车上发出的闪光”或是“在下降的升降机中体验引力”等著名的“思想实验”^[18]；他表示，“无论是在写作的时候，还是在论述的时候，所使用的单词或语言对于我正在进行的思维活动几乎不起丝毫作用”^[19]。或许爱因斯坦的案例太独特，但他的这种思考方式却改变了世界。这启示我们，要以技术之力帮助阅读不断打破自身的边界。

数字技术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但也造成了阅读新世界的混沌。《条例》出台引发了我们对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深阅读与浅阅读、文字阅读与非文字阅读、求知型阅读与娱乐型阅读、阅读与非阅读等一系列既对立又联系的概念的辩证思考，也让我们意识到阅读正在分化。我们所要捍卫的，到底是哪种阅读？什么又是有质量的数字阅读？

笔者认为，载体会变、形制会变、创作方式会变，读者对信息的接收方式会变，但阅读所能带给人类的——方糖那独特的甜美——不会改变，这便是对认知的原创性和对美的追求，今天数字阅读世界的混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少美、混淆了美和丑、充斥着大量重复冗余。这个混沌世界中全民阅读涌现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应该是由传统阅读来引发。

《条例》的出台，以及其配套方案、计划的研制，将会保障全民阅读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在一个持久运行的稳定系统中，一个最简单的模式，也会因为持续发生、与其他模式相结合，而带来更加复杂的涌现，发挥更大的作用^[1]237。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