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出版正处于开放科学浪潮下的系统性加速变革期。据统计，2025年，SCIE收录期刊超过91%为OA期刊，全球OA论文出版量年度增长14%，OA市场论文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APC）收入年度增幅19%。其中，我国OA发文数量增速显著，年度增长23%，相应APC支出年度涨幅更高达31%，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已成为国际期刊版面费的最大贡献国^[1]。在此背景下，为堵住我国科研经费流失的“黑洞”，从源头上切断我国财政资金流向高价外刊的输送渠道，遏制“持续的结构性失血”，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率先实施高APC限制政策，明确自2026年3月1日起，停止使用院所经费及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中央财政资金支付单篇APC超过5000美元的高价OA期刊发表费用。Nature Communications等30余种高影响因子OA期刊入列，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2]。限制使用公共科研经费支付高APC，中科院并非个例，一些科研机构和高校虽未对外公布，但也对公共科研经费支付高APC进行了限制。越来越多的机构和高校意识到，部分科技期刊APC的不合理定价降低了政府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和科技投入的效能。

现有研究较少关注高APC限制政策，但已有多项研究对APC问题本身展开了深入探讨。如黄金霞等多位学者连续多年对全球OA期刊的APC进行监测，并评估各OA期刊APC的合理性，据此提出我国的应对策略和建议^[3-5]；赵艳等分析了APC产生的背景、运行机制及其对学术生态的影响，明确了其合理性与存在的问题，并为开放获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与公正透明的学术交流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参考^[6]；潘旸等分析了爱思唯尔医学领域OA期刊的影响因子与APC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同类型的OA期刊的定价和运营提供了参考^[7]；郁林羲等对四家大型出版商的APC收费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为我国期刊APC的进一步透明化、规范化提供建议^[8]；程维红等调查了多家国际上的知名出版商和OA期刊社的APC收费标准，为我国科技期刊制定合理的APC价格机制提供了借鉴^[9]。然而，APC问题本身应与相关政策研究进行关联，才能更好地贯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效用。基于此，本文对作为“买方”与“规则制定者”双重身份的科研机构和科研经费管理部门等制定高APC限制政策的动因、影响进行研究，提出并论证一种超越市场自发调节与国家简单管控的“协同治理”框架，旨在为我国在开放科学浪潮中维护自身利益、守护科研经费、遏制部分国际学术出版商的暴利行为、推动国内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引导评价体系变革、实现从规则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参与者的转变提供学理支持。

我国高APC限制政策的实施，既是遏制国际出版集团的暴利行为、规范学术出版市场秩序的现实选择，也是衔接“破五唯”科研评价改革、切断“高价发文—量化评价”异化链条的治理需要，更是引导优质成果回流本土科技期刊、落实出版强国战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助力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开放科学进程中迈出了主动治理的关键一步。

科技期刊出版的暴利行为是阻碍学术出版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部分科技期刊将APC作为核心盈利工具，通过不合理收费、攀比涨价、“以费换发表”等手段牟取暴利，将OA异化为盈利工具^[10]，破坏了科技期刊出版市场的公平性基础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受传统“唯论文”“SCI至上”等评价导向的影响，我国科研人员需要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以晋升职称或申请研究经费，导致某些科技期刊肆意提高APC以谋求暴利，并在整个科技期刊出版市场中产生不良的市场带动效应，不仅可能导致低收费期刊跟风提价、免费OA期刊转向收费，还可能催生掠夺性期刊，以“高付费发表”剥削科研人员、收割科研经费，使得学术出版市场的秩序持续恶化^[11]。

从政策治理逻辑来看，在市场自律机制失灵的情况下，以财政支出管理为核心的主动治理是矫正市场失灵、维护竞争秩序的有效手段。我国高APC限制政策通过限制财政经费的支出上限，纠偏科研人员以高额费用为代价，依赖科技期刊分配学术资源的畸形现象，从而限制财政经费从非营利科研机构流向营利性组织，守护科研经费，遏制某些科技期刊的暴利行为，有助于防止科技期刊的逐利性异化，矫正APC不合理增长的市场秩序，是我国主动参与塑造一个更公平、可持续的全球学术出版新秩序的重要信号，具有“政策风向标”意义。

完善出版治理闭环需要政策层面的主动治理与我国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形成协同配合。长期以来，我国科研评价体系受“唯论文”“SCI至上”导向的影响，把SCI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作为评价科研人员科研能力的重要量化指标，导致科研人员需要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更多的论文，才能获得更多的认可、资源和更高的声望^[12]。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科学研究被赋予了“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的新定位。破除“唯论文”“SCI至上”的评价方式，正成为我国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重要突破口^[13]。这一改革旨在破除以SCI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等指标为核心的片面的学术评价导向，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在此背景下，中科院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高APC限制政策，停止使用中央财政资金支付30种OA期刊的昂贵APC，正是协同破除“唯论文”“SCI至上”的科研评价体系改革、从根本上完善学术出版治理闭环的重要举措。它从出版成本端发力，优化科技论文发表管理，引导科研人员合理控制APC费用，应对“唯论文”“SCI至上”评价导向衍生的经济负担，响应多元评价诉求，与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形成政策协同，在宏观学术治理体系层面完善“科研评价—出版实践”链条中的治理闭环，从而将科研评价的“指挥棒”真正指向创新价值本身，提升我国科研评价体系改革政策的整体效能，推动学术生态回归质量与贡献导向，服务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

落实出版强国战略，亟须引导本土优质稿源回归，提高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我国科技期刊在与国际出版集团的竞争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核心原因之一正是优质稿源的持续外流，大量高水平的科研创新成果以高水平英文科技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国外的SCI期刊上。研究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SCI期刊刊发论文263.82万篇，中国作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约83.34万篇，占比约为31.6%，但这些论文中，仅4.5万篇刊发在我国的SCI期刊上，意味着约94.6%的论文发表在国外SCI期刊上^[14]。我国SCI期刊对我国SCI论文的贡献率持续多年保持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40.7%，降至2024年的4.7%^[15]。这直接导致我国科技期刊陷入“优质稿源匮乏—期刊影响力受限—高水平成果进一步外流”的恶性循环。

为增强我国科技期刊对作者的吸引力，有效引导并鼓励国内科研人员将高水平科研成果优先投向本土科技期刊，降低对境外期刊的依赖程度，进而提升我国科研成果的首发主导权与国际学术话语权，中科院制定的高APC限制政策，以公共财政管控引导、规范研究人员的论文发表行为，正是提升我国科技期刊吸引力、引导优秀科技论文回归、从成果产出端落实出版强国战略的具体实践。截至2026年3月31日，DOJA数据库收录524种中国OA期刊，其中122种免收APC。与此同时，我国OA期刊的APC普遍较低，甚至远未达到国际OA期刊的平均水平^[8]。通过高APC限制政策的实施，本土科技期刊所拥有的高免APC率、低费用优势，将更适合科研人员投稿，从而助力本土科技期刊吸引优质科技论文回流，解决创新成果发表在外的问题，推动本土科技期刊“造船出海”的发展格局，与出版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相向而行。

我国的高APC限制作为科技期刊出版行业重要的政策调控手段，其行业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双重性：长期来看，高APC限制契合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短期来看，行业发展惯性可能带来一定的调整压力与潜在风险。

我国高APC限制政策将降低部分本土科技期刊对“以费养刊”过度依赖的惯性，倒逼其探索多元化、可持续的运营模式。学会或基金承担出版成本的运营模式，符合我国学术共同体的特征^[16]。我国的高APC限制政策有利于促使部分依赖APC的本土科技期刊通过扩展学术服务范围、增强学术服务能力、提升学术服务价值来开辟收入增长点，并以此争取主办单位经费保障、依托学术共同体建立读者会员制的运营模式，逐步达到能与国内外优质科技期刊形成良性竞争的水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运营模式。与此同时，推动集群化、集约化运营，以及数字化转型可以再造科技期刊出版流程，打造新模式、新业态，形成驱动增长新“引擎”^[17]。通过倒逼科技期刊优化出版资源配置，可降低出版成本，打造定价合理、学术质量过硬、服务能力突出、整体效能高的本土科技期刊，使之获得更多科研经费的倾斜与科研人员的青睐，形成“质量优先”的正向激励。

我国通过高APC限制政策倒逼期刊运营模式转型，将有效推动部分依赖APC的本土科技期刊从“收费导向”转向“质量导向”，为“质量驱动、成本合理”的办刊模式提供生存土壤，助力科技期刊出版模式从单一运营走向集群化、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与国家培育优质出版主体、服务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相契合。

我国高APC限制政策通过设定财政经费的支出上限，能够有效遏制乱收费、滥发文等违规行为，“扼杀”欺诈性和掠夺性期刊，压缩“论文工厂”等学术不端现象的生存空间，推动科技期刊出版的国内外市场形成收费合理、高质量、强服务的良性秩序。乱收费、滥发文、中国作者占比高是国际OA期刊掠夺性行为的常见表现^[18]，而权威科研机构的主动治理对这种掠夺性行为具有比较明显的遏制作用。例如Sustainability在2020年被中科院列入预警期刊名单后，自引率有明显的下降，拒稿率也明显提升，体现了主动治理对出版市场秩序的正向成效。我国通过高APC限制政策促使科技期刊提高研究信息、出版数据、定价结构、管理费用、成本轨迹及质量保障标准的透明度，不仅能够促使APC价格趋于合理，还可有效抑制“论文工厂”等学术不端现象的发生。

同时，明确的价格限制标准为我国出版监管部门提供了可操作的执法依据，有助于强化出版行政监管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尽管不同科技期刊在出版规模、学科领域、同行评审、技术支持等方面存在客观差异，但是其成本都有一定的合理范围。我国高APC限制政策将有利于行政部门依据价格评估，更准确地分辨出APC“恶性涨价”行为，并进行有效监管，有效应对市场机制薄弱的挑战。

我国高APC限制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国内外科技期刊的竞争格局，缓解优质稿源外流趋势，优化本土出版生态。在政策倒逼下，低质量、高收费的“问题期刊”将逐步被市场淘汰，而优质OA期刊的适度APC并不会受到影响，得以获得更充足的发展资源与竞争空间。2025年，中国作者发表OA论文数量占全球OA论文出版量的32.2%^[1]，充分说明本土科技期刊具有潜在的优质稿源生态。在国际科技期刊APC价格普遍较高的情况下，我国高APC限制政策有利于将科研人员的发表意向转移至本土科技期刊。同时，“高水平期刊是吸引论文回流的基础”^[19]，高收费劣质期刊的淘汰将助推本土科技期刊整体质量的提升，从而吸引优质论文回流。在经济和质量的双重作用下，我国高APC限制政策有助于推动学术出版生态向“优胜劣汰”的健康格局演进，构建“健康生态—稿源回流—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助力我国“到2035年推动建设千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期刊”战略目标的实现。

我国高APC限制政策能够显著破除学术成果发表的经济壁垒，有效保障青年学者、基层科研人员及经费不足机构论文发表的机会，积极重构财政经费与学术传播的逻辑关联，深度契合学术出版保障学术公平、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彰显了学术出版的社会效益。开放获取旨在解决学术交流中的可访问性、可负担性和公平性问题^[20]，实现学术出版的公益价值。通过限制公共财政资金支付APC的额度，我国的高APC限制在资助层面平衡了科研人员的出版权利，促使有财政资金支持的科研人员放弃投稿高APC科技期刊，经费不足的科研人员也不必再自费发表来与之竞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科研的经济负担。

此外，我国高APC限制政策未来可能促使国际OA期刊通过APC降价来吸引科研人员投稿。在科研人员、科研机构或高校、出版集团如何降低APC价格的三方谈判中，科研人员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机构或高校作为赞助APC费用的主体，与出版集团的交涉则更有成效^[21]。这将为我国由于经济因素而放弃投稿的科研人员提供机会，有力保障学术公平，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我国中小型科技期刊普遍为单刊出版，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缺乏多元化的可持续出版模式，且尚未形成成熟的盈利逻辑，APC收入几乎覆盖了全部运营成本。在高APC限制的影响下，我国部分中小型科技期刊可能被迫选择低成本平台或将编辑工作内部化，减少外部专业人才的参与^[22]，或为了弥补单篇APC收入的下滑，进一步扩大发文量，从而降低学术水准、削弱学术价值，造成学术公信力下降^[23-24]，并导致出版服务质量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增加科技期刊出版的行业乱象。此外，在国际大型商业出版集团提供增值服务套餐的营销压力下，中小型科技期刊的市场拓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科技期刊出版市场进一步高度集中，加剧行业的马太效应^[25]。这不仅影响了我国科技期刊出版行业的市场主体多元化，也不符合出版服务水平提升的市场规律。

科技期刊因学科领域、国际化程度、出版规模等的不同，合理运营成本存在显著差异。就我国OA期刊而言，技术类英文刊比科学类的平均APC高近4倍^[26]。同时，部分高质量OA期刊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提升编辑效率、缩短出版周期、应用新技术、建设传播渠道等以吸引科研人员的优质论文^[27]，以此扩大规模和提升国际影响力。另外，部分高质量OA期刊因拒稿率高，将被拒稿件的评审费用分摊到了录取稿件之上，导致APC收费高。如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JCI）单篇APC收费尽管在5000美元以上，但美国临床研究学会（ASCI）表示，APC收入仅覆盖编辑、审稿、出版、作者服务等成本，无利润空间，针对NIH拟议的APC限制政策，将造成旗下的独立非营利期刊财务可持续性的崩溃^[28]。这表明，若我国高APC限制标准设定过于统一，部分科技期刊在没有其他商业活动创收的情况下，可能出现营收无法覆盖合理成本的困境，加剧我国科技期刊办刊经费短缺的问题，从而制约其高质量发展潜力^[29]，产生“打压优质、保护劣质”的政策反效果。

我国的高APC限制也可能引发非预期的市场行为扭曲，其中最核心的是“定价锚定效应”，即统一的APC上限可能会让原本定价低于阈值的科技期刊，主动在上限范围内尽可能地提高价格^[30]。这反而可能推高科技期刊APC的整体平均水平，从而违背高APC限制的初衷，这一风险已在英国高校学费限价、欧洲医疗服务定价等政策实践中被反复验证。此外，部分逐利性科技期刊可能从显性APC转向隐性收费，通过变相收取版面费、彩图费、加急处理费、数据存档费等创收手段，形成“明降暗升”的违规格局，增加作者负担，导致科研经费在论文发表上的支出实质上未得到降低，只是进行了费用的转移与隐藏，而对这类违规行为，我国监管系统难以实现全链条追踪，形成监管盲区。

基于上述对政策动因与行业影响的系统分析，本文认为，为实现我国高APC限制的预期效果，需要构建“限制中提质、调控中补位”的协同治理框架，具体应从以下四个维度统筹推进。

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和高校等在制定APC限制标准时，应根据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国际化程度、不同出版规模科技期刊的运营成本差异，建立分类分级的限制体系，既保障优质科技期刊的合理运营空间，又对“问题期刊”保持更严格的管控力度，实现精准调控。科技期刊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不同期刊之间的内在差异，以及科技期刊与出版集团、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决定了我国高APC限制政策的制定需要有明确的层级定位。加强差异性规划，主要防止“一刀切”限制。在限制原则上，应将解决创新成果发表在外的问题与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相统一，既要通过设定支出上限遏制公共财政经费的不合理外流，也要通过政策引导激励高水平研究成果回流，在国内优质科技期刊平台发表，从而服务我国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长远战略^[14]。在限制的分类分级上，应把握好基础科学类、医学类、技术类等科技期刊的成本差异，以真实成本结构与质量绩效为核心变量，综合考虑审稿成本、编辑加工成本、印刷成本、传播成本以及年发文量与经济规模等差异，建立“学科维度+办刊质量+国际化水平+出版规模”的APC分级限制与动态调整机制，给予运营成本高、行业口碑好、国际影响力大的本土科技期刊一定的价格空间，鼓励其探索提质增效的内涵式发展路径。此外，在打击“问题期刊”上，应及时更新预警期刊名单，对某些收费较低尚未达到限制标准的“水刊”也需要针对性打击。

国家财政应加大对本土高水平科技期刊的经费支持力度，完善科研基金对科技期刊出版的资助机制，探索由高校、科研院所与公共图书馆等多科研主体共建的“出版质量基金”等公共资助渠道，确保我国高APC限制政策实施过程中优质科技期刊的运营可持续性。同时，鼓励专业协、学会，科研机构，高校以“机构会员”形式为旗下科研人员的科技论文发表提供经费支持。现阶段，我国科技期刊的商业化水平较低，基本难以依靠市场创收实现自给自足，一些科技期刊探索资金开源的措施主要聚焦于主办单位支持、财政资助、承办协学会会议^[31]，且本土科技期刊很大一部分都是由科研机构、高校、协学会等非营利性机构主管或主办，专业性强、受众面有限，对厂商、企业投放广告的吸引力微乎其微。所以，在我国高APC限制政策实施的背景下，科技期刊需要探索资助渠道，完善科技期刊的经费保障机制，保障优质科技期刊的健康运营。同时应加强对本土科技期刊经费使用的管理，确保经费用于提高办刊质量。

我国出版主管部门应完善APC收费信息透明度要求，强制科技期刊公开完整收费结构，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并将APC收取情况纳入科技期刊年度审核与质量评估体系，形成“公开—监督—问责”的全链条监管闭环，有效防范隐性收费等行为。收费信息不透明、APC费用报销方式有障碍，是我国科技期刊APC存在的问题^[32]，也是导致隐形违规行为发生的关键因素。因此需要配套强化出版监管能力，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建立全链条风险预警与核查机制，实现科研项目审批、经费执行、成果发表与学术监督环节的数据贯通，严格审核科技期刊资质与收费合规性，并同步完善科研经费实时审计系统，对异常支出自动预警并溯源核查。通过标准化数据积累支撑国家科研资金监管效能提升，实现风险防范与政策落地的逻辑闭环。在个人层面，要加强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将个人和单位的数据造假、买卖论文、行贿等违规行为纳入信用记录，并与后续项目申请、职称评定等直接关联，提高违规成本。

高APC的成因，本质上是市场角力失衡、数据库对文献计量指标的控制、科研评价导向异化等系统性问题的集中体现^[33-35]。我国高APC限制政策的目的，不仅是要规范学术出版市场、遏制期刊逐利化运营，更是要推动我国科研评价体系的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与人才评价工作，围绕破除“唯论文”“SCI至上”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力求构建符合科研规律、激发创新活力的科研评价体系。基于此，高APC限制政策应与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改革深度协同。科研机构与高校可将高APC限制约束嵌入科研经费管理、科研资源分配全流程，从职称评定、项目申请、学术评价等方面弱化SCI论文发表数量、期刊高影响因子的溢出效应，从需求端消解科研人员不惜高价发表的内在驱动力，破除单一量化评价指标的桎梏，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科学规范且具备实操性的多元、分类科研评价体系，显著提升我国优秀科技期刊论文的评价权重，打破“优先国际顶刊”的思维定式，引导优质科技成果国内首发，让优秀的中国科技期刊真正成为学术评价的核心载体，进而推动学术出版生态回归理性与良性循环。

高APC限制政策是我国主动参与塑造一个更公平、可持续的全球学术出版新秩序的战略行动，可将学者从追逐高APC科技期刊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保护他们免受“掠夺性期刊”的侵害，并促使学者更审慎地选择发表平台。同时，政策远超单纯经济意义的“省钱”范畴，向全球出版商释放了公共资金不应被商业暴利绑架的清晰信号。高APC限制涉及管理部门、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出版商等多方主体的博弈，其有效实施有赖于差异化标准设计、配套经费保障、监管能力建设与评价体系改革四个维度的协同，效果如何还有待实践检验。后续研究可通过问卷与追踪数据库开展计量分析，研究政策实施的实际影响；也可采用深度访谈和案例研究法，深入了解科研人员投稿决策的变化、机构内部经费配置与激励机制的调整、国内外科技期刊APC的定价与服务策略的响应等，多维度评估政策的真实影响与潜在意外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