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出版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石，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离不开教育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推动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教材建设是教育出版的核心业务场景，出版质量管理则是保障教材建设目标落地的关键手段，要坚持“质”和“量”的辩证统一，通过满足“量”的需求而实现“质”的飞跃，并将精品教材建设理念贯穿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新时代教育出版质量管理要以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目标，助力教育出版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本文旨在通过教育出版质量管理这一核心抓手，正视当前教材建设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立足新时代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现实要求，为未来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进阶之道提供路径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提升出版物质量。质量管理是教材建设的生命线，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时代发展、基层实践、技术应用四个层面对教育出版的重视程度和影响前所未有，外化为价值意蕴上的新机遇与技术革命下的新挑战，为教育出版领域认清从严从紧的现实趋势、找准改革转型的方向提供经验参考。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1]这一高屋建瓴的论述，是在全面总结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格局性变化基础上，对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作出的系统性判断。“六力”以思政引领力为先，而形成思政引领力的关键之一在于教材建设。回顾新时代以来，从党中央到各部门都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尤其是教材质量问题，体现在一系列标志性工作的部署上。在国家层面，2016年10月，党中央就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提出了系统而明确的要求，对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统一组织规划，对一些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和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材，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2017年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正式成立。2024年1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就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作出重要工作部署，对进一步提高教辅读物出版质量、完善教材管理体制、加强教材队伍建设和教材研究工作，提出了明确规划与要求。在部门层面，教育部组建成立教材局，牵头负责教材建设和管理，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教育部设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为搭建国家级高水平课程教材专业研究平台、做好课程教材建设提供专业支撑。2019年至今，教育部认定包括高校与出版机构在内的三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为把握教材建设方向和重点要求，不断提升教材建设科学化、专业化水平凝聚智库力量。2024年4月，教育部启动教材建设和管理国家级培训，这是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成体系、专业化的培训，目的是推动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专业水平过硬、熟悉教材政策的教材工作队伍。由此可见，从党中央到各部门对教材建设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这是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顶层规划。

“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2]教育出版质量管理之所以备受瞩目，在于它关系到如何建设我国精神文化产品，关系到如何满足师生、家长日益增长的学习需要，关系到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更关系到如何践行“两个结合”。教育出版人要勇于挑起建设中国特色原创性教材体系的大梁，立足中国国情与发展实际，形成原创性教材特有的逻辑脉络、学术话语、创新理论，进而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只有基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成果、以鲜活的话语和凝练的形式回答时代问题的教材，才能得到青年人的青睐，也必定能够体现反映时代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 ^[3]。新时代赋予了教育出版质量管理新的职能，只有不断提升教育出版质量，才能夯实“两个结合”话语之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给予时代出卷人跨越历史与现实之回应，这是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根本遵循。

近年来，由于对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工作规律把握不够到位、执行手段不够严密、创新方法不够灵活，个别出版机构出现了认知偏差与实践困境。为积极改变现状，各大出版机构除了从质量管理的思想认识层面，将质量把关人意识贯穿全业务流程，还从完善质量内控机制、加强质量管理系统谋划的方法论层面，精准布局提升教材内容质量、实现高效流程管理的实践方略。从认识程度的加深到具化为实践改革方案，这是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鲜明特征。

当前，出版业面临的最大机遇就是数智赋能产品迭代升级。实现教育数字化、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离不开数字教材建设与服务平台搭建，离不开融合出版的加速演进。为进一步提升质量管理效能、加大数智技术应用力度，为教育出版业务全面赋能、全程赋能、全员赋能，培育和打造出版业新质生产力，不少出版机构在开发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编辑出版业务、打造精品教材的实践路径中，探索出了新型工作模式。例如，在编辑加工环节，利用大语言模型优化参考文献的规范整理工作，从而显著提升编辑的工作效率和准确性，为编辑减负。今后，随着通用人工智能在教育出版领域的应用与普及，运用数智技术加强教育出版质量管理将成为常态，这是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显著标志。

综上所述，新时代为教育出版质量管理工作锚定了行动方向。时代背景突出呈现了教育出版质量管理“为何抓、抓什么”的问题，“四个前所未有”并非孤立的环境描述，从机遇与挑战层面来看，其直接决定了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之策，亦是现实要求与价值意蕴的外在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大力增强质量意识，视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为追求。”^[4]出版业的生命线在于出版物质量，教育出版既要遵循国家标准、行业规范，统领保障出版物质量，又要明确自身特殊属性，即教育出版的核心是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立足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时代背景，如何在教材建设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出版导向，须从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现实要求中予以明确和推进。

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的进程中，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这要求党的创新理论有机融入教育出版质量管理全过程，在思想引领、价值凝聚、资源供给层面持续发力。从教育出版机构的角度看，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这一目标与使命，一手抓实教材意识形态高标准建设，一手抓牢质量安全底线。

第一，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进教材，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全部教育出版产品。一方面，以精品教材建设为主题宣传指引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重点教材获得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为教育出版、主题出版等选题策划筑牢思想根基。另一方面，马工程重点教材、原创性教材、中职三科统编教材、“101计划”教材等重点出版任务有序开展，为打造中国原创性教材理论体系、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遵循与实践支撑。

第二，明确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与质量第一工作要求，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制度建设全周期。教育出版机构将意识形态和质量管理作为制度构建与完善的重要议题，加快研制有关出版物质量管理与提升、奖励与处罚等的具体举措，为提升教育出版质量筑牢制度底座。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从严把脉教材教辅、学术著作等传统出版物编印发全周期管理，创新数字教材、在线产品、大语言模型等新兴教育出版产品一体化全周期养成，为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实现多载体知识服务与传播、深化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第三，加快建设教育出版人才队伍，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融入人才培养全方位。一方面，以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夯实教育出版作者团队思想根基。在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中，践行教育家精神的培养路径，助力教材编写作者团队——广大教师，将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力量转化为教书育人的行动自觉。2025年10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读懂教育家精神》一书正式发布，为广大师生学懂弄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提供了理论锚点。另一方面，以“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为遵循，筑牢教育出版编辑队伍思想根基。教育出版机构坚持党建引领与队伍建设同频共振，尤其注重培养青年编辑人才的政治敏锐性，不断将党的创新理论外化为教材建设与质量管理的实践动力，以知行合一的信念统领编辑队伍思想建设。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断发展，是指导实践长久开展、推动实践改革创新的科学方法体系。对于质量管理理论的研究，在国外，约瑟夫·M.朱兰提出了“大质量观”的概念，认为质量管理包括质量策划、质量控制和质量改进三个过程; 阿曼德·费根堡姆则提出了“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强调用户使用的最佳体验，即用户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可以看出，管理思路、管理过程、用户评价等在国外质量管理研究体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质量管理工作，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国质量管理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质量强国建设纲要》这一纲领性文件的颁布，为全行业开展质量管理工作作出了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 国家标准《卓越绩效评价准则GB/T 19580—2012》已推广使用十余年，《质量管理体系GB/T 19001—2016应用指南》《质量管理文化和机制支撑服务提升指南GB/T 41597-2022》等一系列国家标准的发布与实施，为各领域加强质量管理、提供质量保障指明了实践方向。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51）于2024年7月在北京成立，标志着相关行政部门与行业协会亦要通过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实践，稳步支撑我国质量管理工作常态化运转、有序化推进。

具体到我国出版业，《出版管理条例》《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在行业内部运行数年，已成为出版业的指引性、标杆性质量管理文件，各出版机构遵循其原则、按照其约定、根据其要求，依章开展出版产品质量管理工作。2018年12月，中宣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这一文件对于出版质量管理的重大创新，在于它首次为出版机构划出社会效益红线、为社会效益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5]。虽然出版业对已有质量管理与保障制度足够重视，且执行到位，但是对于出版质量管理的理念往往停留在传统的“三审三校制”“责任编辑制”“印前质检制”阶段，面对智能化转型浪潮，数字教材、电子期刊、在线服务等强势来袭，原有的质量管理制度须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有学者认为，对基于全面质量管理、卓越绩效质量管理等先进质量管理理念而设计的各类质量奖项评选活动，我国出版机构参与甚少。要通过全面管理、全程管理、全员参与的系统化质量管理思路，形成传统出版机构独有的质量制度和质量文化 ^[6]。另有学者提出，要以提高出版质量为目标，妥善处理“质”和“量”的关系 ^[7]。我国出版界对堪称质量管理经典之作的《朱兰质量手册》不仅在思想上重视程度不够，而且也缺乏借鉴该理论来指导出版质量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亟待引入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和工具 ^[8]。本文认为，我国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学理转化问题亟待破解，须在教材建设与教育服务两个维度予以明确。

一方面，教材建设是底层逻辑，须以打造原创性教材助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内生动力。教材建设关乎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关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关乎学生成长成才、健康发展，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基本抓手与核心介质，直接关系到满足青少年读者美好精神文化需要的新期待。教材体系是否体现中国特色，从根本上讲要看其是否具备主体性、原创性 ^[9]。原创性理论是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的理论基石和逻辑起点，原创性理论生产能力是知识生产的核心竞争力，集中反映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的发展程度 ^[10]。原创性教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认识论、方法论的集中呈现，是原创性理论凝练与实践转化的创新载体。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原创性教材体系，要明确原创性教材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意义与现实坐标，凝练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理论，推动建构教育学、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原创性精品教材、自主性出版理论”为依托，形成既顺应纸质教材传统需求，又满足数字教材全新要求的价值规范，塑造教育出版领域新的质量文化观。

另一方面，教育服务是延伸脉络，须以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为外部牵引。教育出版机构只有明确服务对象，才能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高水平精神食粮。教材为读者编写，要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教育出版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学生、家长、教师以及相关研究人员，而学生是核心主体，教材质量要经得起学生的检验、市场的考验，要充分汲取学生智慧、吸纳学生意见、接受学生反馈，教育出版人要展现用心打磨精品教材的信心和决心。教育出版人要坚守情怀，运用新理念指导教材编写新实践。当前，只有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时时刻刻以培养接班人的格局去看待教育出版质量管理问题，才能不断更新理念，用更高维的认知、更开放的胸怀去营造新的质量文化氛围，进而更好地开展新形势下的教育出版质量管理实践。

综上所述，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制度、进队伍，为确保教育出版质量管理始终保持政治定力提供了政策支撑与组织保障。教育出版质量管理须突破传统模式，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打造本土原创性概念，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进而形成指导出版业转型升级与动态发展的动力机制。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现实要求回答了“抓落实、抓到位”的问题，与时代背景交相辉映，共同服务于国家教育与出版业大局，寻求教育出版质量管理守正创新、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当前，许多教育出版机构在实践探索中收获了有益经验，为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进阶之道赋予了多元内涵与行动方略。

从新时代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时代背景与现实要求看，无论是“四个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和影响，还是教材建设与教育服务两个维度的内外驱动，可以认为，当前教育出版质量管理工作已经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基于这一现实判断，亟待从实践探索层面寻求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进阶之道——管理创新是制度基石，技术赋能是介质载体，人才队伍是主体力量，研究应用是逻辑贯穿。四个层面相互依托、彼此支撑，其中研究应用在实现教育出版质量管理进阶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学术平台”角色，编辑主体应重拾传统，充分发挥“编研一体”优势，进一步引领学术创新、注入传播动能。

管理创新是通往新时代教育出版质量管理进阶之道的制度基石。为进一步明确教育出版全流程质量提升策略，充分体现分级分类教材特色，承载着要点审核、一体化运作、风险评估与预警等职能的教材质量内控机制应运而生，出版机构通过教材质量管理、流程管理、过程监督等内控标准提升教育出版质量管理水平。例如，中等职业学校思政、语文、历史统编教材的质量内控机制，可总结为5大要素、5大核心环节、35个关键节点 ^[11]。

与此同时，为及时了解编辑工作动态，形成编辑与所在出版机构管理者、相关职能部门的良性互动局面，教育出版机构定期召开的出版质量交流会为教育出版质量管理工作形成督导氛围。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已连续多年召开年度出版质量提升工作会议，围绕教材出版的突出问题、数智技术的创新应用、编校本领的持续增强等展开研讨，有利于总编辑了解出版机构总体态势与审校现状，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

由此可见，管理创新需着重在三个方面实现突围。其一，构建精细化内控体系是筑牢质量底线的关键。教育出版机构需立足不同类型教材出版特点，将质量管理拆解为具体可落地的要素、环节与节点，明确各流程的质量标准，实现从选题策划到印前质检的全链条管控，让质量要求贯穿每一个工作环节，避免内控机制流于形式。其二，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是突破质量管理瓶颈的关键抓手。常态化交流并非简单的工作通报，而是聚焦质量管理中的堵点、难点，畅通信息传递渠道，让一线编辑的实践困惑、审校过程中的共性问题能够及时反馈至管理层，同时也让管理层的质量工作部署、优化举措精准传递给每一位编辑。通过构建覆盖“管理层—职能部门—编辑”的多元沟通体系，以集中研讨、经验分享、问题复盘等形式形成闭环，不仅能够快速凝聚质量提升共识、形成针对性解决方案，而且有益于推动编辑队伍专业能力的集体跃升，潜移默化地强化全员质量意识，构建起上下同心、协同发力的质量管控生态。其三，强化主体赋能是制度落地的核心保障。上述两项制度的有效执行，本质上是通过明确责任、搭建平台，彰显编辑的主体意识、提升编辑专业能力。这提示教育出版机构在进行管理创新时，要兼顾制度约束与主体赋能，既通过内控标准规范编辑行为，又运用沟通机制为编辑的诉求表达提供便利渠道，使一线编辑真正成为质量把关的中坚力量，实现制度效能与编辑能力的双向互促，推动教育出版质量管理持续动态优化。

技术赋能是通往新时代教育出版质量管理进阶之道的介质载体。教育出版机构要把握数智时代机遇，善用数据要素资源，通过技术创新赋能质量提升，研制开发一批可以辅助编校工作与流程运转的大语言模型，实现质量监测定点追踪、全程跟踪，即时了解出版物质量发展的动态演变，实施教材全生命周期管理。作为教育出版领域的重要技术成果，“龙凤教育文化大模型”是以开源模型为技术基座，通过专门训练、专项微调构建的适配教育场景的专业化大语言模型。未来，其将实现在教育与出版领域的核心场景落地，提供教材辅助编写、学术写作优化、学科知识问答等服务。

针对出版业务全流程的智能化重构，中信出版集团搭建了“万象亿新智慧出版体系”，大模型与出版知识库的结合，将为人类知识生产提供新的可能 ^[12]。这些技术创新应用的落地，为教育出版加快数智化转型升级进程，实现纸质教材与数字教材全生命周期“搭建—运营—优化—反馈”等一体化管理目标提供关键助力。

由此可见，技术赋能需着重在三个方面予以发力。其一，立足场景需求，打造专业化技术工具。技术赋能的核心是贴合教育出版质量管理实际痛点，避免技术与实践脱节，这就要求技术研发聚焦关键环节，针对性开发适配性工具，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编校业务减负、质量管控强化，而非单纯追求技术形式的“炫技”和“猎奇”。其二，构建“AI+知识库”智慧出版体系，夯实数字化基础。AI与出版知识库、教育知识库的深度绑定，意味着数据要素与技术应用结合的重要性，也为全流程管理提供架构支撑，这要求在实施教材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过程中，重视出版知识库、教育知识库的构建与沉淀，通过技术手段激活数据价值，实现质量监测全程追踪、动态反馈，打通各环节数据壁垒。其三，坚持全链条赋能，推动一体化管理落地。无论是大模型的场景应用，还是智慧出版体系的搭建，均凸显了全流程赋能的一体化理念。这一理念要求教育出版机构打破流程间的割裂，以技术为纽带，通过教材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协同联动，助力教育出版数智化转型，推动教育出版质量管理向精细化、智能化、系统化升级。

人才队伍是通往新时代教育出版质量管理进阶之道的主体力量。近年来，各大出版机构在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例如，2018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成立“彭学军编辑室”，以优秀编辑命名编辑工作室，传承优秀编辑理念，树立优秀编辑标杆; 2020年，该社在沈阳设立编辑部，在北京扩建出版中心，为优秀出版人提供平台; 2023年，该社与新媒体企业合作成立内容生产公司，共同探索编辑培养新模式 ^[13]。

提升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内生动力在于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专业审核队伍的建设与管理是应有之义。这支队伍包括作者队伍、编辑队伍、专家队伍等，可以从部门设置和人才培养方式两个维度，共同提升质量管理能力与水平。在部门设置维度，教育出版机构大多按照学科大类、细分专业，结合业务发展设置编辑出版部门，进而配备学科对口、结构合理的高素质编辑人才。例如，202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在数字制作审读中心（北京）的基础上，成立数字制作审读中心（天津），形成规模拓展、人才招揽以及各部门协同创新的聚力模式，不仅体现对质量工作前移的思想重视，而且为赋能高素质编辑人才管理开辟新路径。在人才培养方式维度，选派责任心强、专业技术过硬的人员成立专门的质检部门是当前出版机构加强质量管理的有效做法。质检部门是出版工作的“纪律检查部门”，在付印前对书稿质量进行抽查，对于保证成书质量大有裨益; 对成书进行事后查漏补缺，还可为图书再版提供参考 ^[14]。这些举措亦为专业审核队伍增强质量意识、形成质量自觉打下坚实基础，只有持续加强专业审核队伍的建设与管理，才能助力教育出版质量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

由此可见，教育出版人才培养需在三个方面优化配置。其一，搭建多元化培养平台，激活人才成长活力。专业审核队伍的建设需打破线性常规培养模式，通过标杆引领、区域拓展、跨界合作实现多维度赋能。传承行业标杆的编辑精神，有利于发展与践行其质量管理理念，推动人才队伍有梯度、有韧性的良性接续。其二，优化部门设置，夯实人才队伍根基。合理的部门架构是专业审核队伍高效运转的基础，教育出版机构需要立足专业、教学与场景实际，促进人才结构与学科发展、质量管理需求精准匹配，以全域质量管理模式强化人才协同效应。其三，健全质检机制，强化人才质量意识。印前抽检与事后复盘的普遍做法，不仅是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关键举措，更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这一实践倒逼专业审核人员强化责任意识、提升专业能力，引导形成质量管理文化氛围，进一步促进队伍建设与质量管理深度融合。

研究应用是通往新时代教育出版质量管理进阶之道的逻辑贯穿。一直以来，教育出版机构都有“编研一体”“编研相长”“编研互促”的传统，但随着近年来对编辑经营任务指标分解的细化，以及对其数字化复合型角色的强调，逐渐淡化了编辑主体身份中的“研究”职责。教材编写是教育出版编辑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即使当前面对市场化、技术化的革命性冲击，编辑也不应放弃自身的传统优势。以实践成果转化反哺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理论建构与学术研究，可谓教育出版质量管理进阶之道的“金字塔顶端”。

首先，明确学术研究内容，推动理论创新。教育出版机构需要加强教育出版与质量管理研究方向的课题立项与项目申报，总结教育出版研究热点、共性话题，发现质量管理工作规律、个性内容，以实践性勾连二者的痛点、难点，通过学术研究助推中国特色原创性教材体系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进一步促进学科发展。

其次，优化研究部门职能，丰富完善科研体系。教育出版机构应设置专门的研究与评价部门，不断引进人品优、能力强、复合型的高层次人才，为激活学科编辑创造性、精准聚焦前沿议题提供保障，同时为开展“有组织的科研”集聚人才力量、汇聚思想智慧。

最后，发挥学术期刊平台优势，阐明理论与实践观点。以学术期刊《中国编辑》为例，新时代以来，该刊发表“教材建设”主题的学术论文60余篇，内容涵盖新形态教材、原创性教材、数字教材、“101计划”等教育出版转型升级新场景，为教材建设与质量管理的新理念、新举措实践落地提供参考; 同时，该刊曾组织召开“新时代出版质量管理的路径与实践研究”研讨会，来自全国的出版机构、期刊社的相关负责同志从产业发展视角洞察出版质量管理现状，为创新出版质量管理方式方法建言献策。表明学术立场，阐明实践方案，为广大教育出版人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教育出版质量管理发展脉络，有助于更好地激发质量管理活力，增强质量管理效能，培育出版业新质生产力。

由此可见，研究应用需在三个方面巩固职能。其一，锚定实践导向，找准学术研究的发力点。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破解实践难题、引领行业发展，而实现实践痛点与学术研究的深度勾连是题中之义。这提示研究应用要立足时代背景，以学术视野洞察行业气象，以更高远的价值定位，让研究成果源于实践、服务实践，助力教育出版质量管理，避免学术研究与实践工作脱节。其二，健全科研支撑体系，强化人才与机构保障。教育出版机构要通过完善组织架构、凝聚人才智慧，激活科研创新活力，构建完整规范的科研支撑体系，进而反哺实践工作系统化、学理化、常态化，为质量管理提供长效学术支撑。其三，依托学术平台，搭建实践与理论的沟通桥梁。教育出版机构要建立健全与行业协会、学术期刊的合作机制，通过合办学术会议、组织策划精品专栏，整合多方力量，充分发挥媒介载体作用与平台优势，畅通实践成果与理论研究的转化渠道，引领学术创新，凝聚行业共识，传播教材建设的先进理念与成功经验，为教育出版质量管理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学术动能。

身处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教育出版质量管理工作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教育出版人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锚定《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时代使命和责任，不断满足读者对精品教材的新要求与新期待，塑造教育出版领域新的质量文化观，全面提升质量管理水平，不断开创教育出版质量管理实践新局面，以精品教材建设、原创理论打造推动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助力“十五五”出版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进一步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