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地缘政治日益复杂化，西方媒体主导国际传播话语权，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简化甚至误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文化认同，更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场域。然而，受制于文化差异、版权壁垒等因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1]。

面对这一挑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围绕“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部署，提出“讲好中国故事”“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2]。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3]。如何有效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深度与效能，已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

在众多文化载体中，图书作为系统化、权威性与持久性兼备的文化载体^[4]，能够超越短视频、微短剧等媒介碎片化传播的局限，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思想体系。尤其是一批聚焦于哲学经典、文学艺术、民俗技艺等内容的传统文化图书，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是构建中国话语、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重要媒介^[5]。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日益迫切的今天，推动传统文化图书高质量“出海”，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工程，更是重塑中国国际叙事能力、增强中华文明感召力与亲和力的战略支点。

现有图书国际传播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传播理念和传播实践两方面展开。在传播理念层面，有研究指出，应基于数字出版的新业态，推动国际传播从文化输出向文明互鉴转变，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6]。同时，关于文化主体性的探讨提出，中国出版“走出去”是在全球知识秩序中建构文化主体性的过程，需在跨文化交流的差异与张力中，通过协商博弈确立稳定的话语位置^[7]。另有学者引入“全球中国”视角，认为这为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新框架^[8]。在传播实践层面，有研究强调，理想传播的标志是实现价值认同与审美传播，让文本价值融入接受方文化^[9]。有学者认为应发挥海外汉学家在选题策划与翻译润色中的“他者”优势，而这也被证明是有效路径，能显著提升出版物的跨文化适应性^[10]。还有研究提出，在“一带一路”与数字技术叠加背景下，应利用数字化手段支持精准化建设，通过进入国际主流销售渠道或海外本土化经营实现精准触达^[11]。此外，关于数字话语权的研究也强调了掌握核心技术与数据资源对于提升文化感召力的重要性^[12]。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对我国图书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但在针对国家重点出版工程项目的长时段、大样本系统性量化考察方面仍显不足，特别是对传统文化图书海外传播的具体分布格局与动态演变趋势，尚需基于实证数据的深入分析。为此，本文以2015—2025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资助的传统文化图书为具体样本，通过量化统计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过去十年我国传统文化图书“走出去”的真实图景与演进逻辑，进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高质量“出海”路径。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获资助的图书均是出版机构根据自身特色打造的精品，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对外出版的战略重心^[13]。该项目十年间共资助1 114本图书外译出版，本文从中遴选出334本传统文化图书为研究样本，从内容主题、历时演变与受众定位三个维度，考察传统文化图书国际传播的实践图景。

为了不囿于单纯的内容统计和描述性分析，本文引入文化折扣理论视角，将其作为衡量图书跨文化传播难度的切入点。该理论最早由霍斯金斯和米卢斯提出，指文化产品因文化背景差异，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受众可能难以认同其风格、价值观或社会制度，导致吸引力与价值降低的现象^[14]。

不同研究者对传统文化图书的分类标准存在差异，本文在兼顾学理依据与操作可行性的基础上，邀请两位编码员对书名、简介、目录及核心章节进行试读，将其划分为六类主题（见表 1），对于跨领域的图书，则依据其核心内容或书名关键词归入最为接近的类别。经统计，近十年我国传统文化图书“出海”的主题分布结构见图 1。

我国传统文化图书的国际传播呈现出“高语境内容主导，低语境内容补充”的特征。高语境文化表达的意义比较含蓄、曲折和隐晦，隐含在预先设定的语言情境中；低语境文化则刚好相反，意义主要通过清楚的语言编码来传递^[15]。数据显示，在主题分布中居于首位的是“历史与制度文明”，共有89种（占26.6%），涵盖通史、专题史以及科举、法律制度等内容。这类图书体现出我国文明演进与社会治理经验的特点，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属于高文化语境产品，海外读者往往面临较高的认知门槛。位列其后的是“文学艺术与审美文化”，共有87种（占26.0%），这类图书往往具有较强的视觉表现力与情感感染力，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具优势，典型如敦煌艺术、古典文学等具有审美导向的题材。“哲学思想与经典典籍”则占据第三位，共64种（占19.2%）。该类别主要涵盖《论语》《道德经》《孟子》等儒家道家原典及其现代阐释，反映出国家层面在文化对外传播中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体系的持续性阐释，此类文本蕴含的深层哲学思维和西方读者的思维习惯差异较大。

“民俗生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38种，占比11.4%）与“科技与实用知识”（38种，占比11.4%）在总量上持平。前者聚焦茶道、节庆、饮食、服饰、传统工艺等日常生活实践，后者包括中医针灸、古代天文等内容。这两类图书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从宏大叙事向生活美学转向，也体现出出版策略尝试贴近普通海外读者的生活经验与情感共鸣点，是降低文化折扣的积极尝试。但是，这两类图书中分别有81.6%和89.5%属于“专业阅读”，而面向普通大众与青少年读者的图书比例较低，这说明目前的非遗、民俗及科技类选题仍高度侧重于技艺记录、学术考证或图录展示，未能充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低折扣产品，难以在普通海外读者中引发共鸣。“综合普及读物”占5.4%，虽然比例相对较低，但具有重要意义。这类图书以绘本、漫画、双语故事等形式降低阅读门槛，如《盘中餐》《五千年良渚王国》等，代表了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从学术导向向大众化、分众化、代际化转型的探索。这类内容通过视觉化和故事化手段，降低文化折扣，是未来提升传播效能的增长点。

为更清晰地把握我国传统文化图书国际传播的阶段性变化，以立项年份为依据，对六类主题进行纵向梳理（见表 2）。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以立项时间作为主要标识，尽管部分图书的实际出版时间存在一定滞后，但立项数据仍能够反映不同时期传播重点的变化。

数据显示，2015至2019年间，“哲学思想与经典典籍”“历史与制度文明”“文学艺术与审美文化”三类占据主导地位，年均合计占比超过70%。这一阶段的出版重点集中于《论语》《道德经》《孟子》等经典文本及其当代阐释。其中，2017年哲学类占比达到35.7%，为阶段性高点。该时期的选题以学术导向为主，主要面向海外高校、研究机构及汉学研究群体，通过系统推出经典文本与权威解读，强化对中华文明价值的学理性表达，客观上造成传播范围的局限。

自2020年起，出版机构选题结构出现明显调整，进行内容转型。2021年“哲学思想与经典典籍”占比升至45.5%的阶段性高点后快速回落，至2024年降至7.1%。与之相对，民俗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艺术审美等类型图书自2022年起明显增加，成为新的增长方向。这一转变积极响应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的“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的要求^[16]，同时也契合了全球范围内慢生活、身心疗愈等文化消费趋势，茶道、节气、服饰、饮食等内容在海外大众市场获得广泛共鸣。出版机构主动探索非学术读者群体，通过绘本、图文手册、双语故事等轻量化形式降低了文化接受门槛。

至2024年，“历史与制度文明”图书占比回升至42.9%，重新成为主要增长点。这并非简单回归，而是螺旋式上升，在经历了生活化内容探索后，出版机构试图在保持低折扣优势的同时，寻找历史叙事切入点，反映出出版策略在学术深度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动态调适。相比之下，“科技与实用知识”图书在十年间波动较为平缓，年均占比维持在6%—21%之间。这类内容具备进入全球科技史研究领域展开讨论的潜在价值，但由于其专业术语高度密集、跨学科翻译难度较大，原本的技术壁垒在传播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了文化折扣，至今尚未形成规模化的国际传播效应。“综合普及读物”图书在2017年和2021年一度出现明显断档，虽在近年有所回升，但总体占比仍然偏低。这一情况表明，面向青少年及大众读者的内容开发尚不充分，相关选题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语种选择不仅影响内容的可及范围，也体现出国家对市场机构的布局。通过对334本图书的语种信息进行统计可以发现，其中299本图书明确标注了具体翻译语种，剩余35本因语种信息不完整（如仅标注“多语种版”或未注明对应语种）未被纳入本次语种统计的有效样本范围，相关结果见图 2。

数据显示，西方主流语种合计占比达63.2%，其中仅英语一项即占40.5%，凸显其作为全球通用学术与大众传播语言的核心地位。法语、德语作为重要的语言载体，保持了稳定的输出规模，合计占比约14.7%，主要承载哲学、历史与艺术类的深度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依托中日、中韩出版机构的深度合作，日文、韩文版图书在经典文学、中医养生及民俗文化领域形成了规模化效应。依据文化折扣理论，文化折扣与文化距离成正比，文化差异越大，折扣率越高。日韩市场与中国具有较近的文化距离，中国图书在该区域的文化折扣率较低，因此其市场成熟度远超其他非西方语种市场。相比之下，其余14种以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小语种则呈现零星分布状态，合计占比不足18%，显示出这些高文化距离市场的传播仍处于初级阶段。

不同语种市场在选题偏好上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反映出版机构对不同市场的文化折扣率的差异化应对策略。针对欧美主流市场，图书内容更侧重思想深度与审美价值，哲学经典、制度文明史以及敦煌艺术、书法绘画等内容占据主导。这表明在面对高文化距离市场时，出版策略倾向于通过展示权威文化成果来确立文化地位，但也因此使读者面临较高的接受壁垒。同时，近年来在欧美市场，出版机构开始拓展青少年科普与绘本领域，尝试通过低龄化、趣味化内容突破以学术读者为主的传播格局，这是一种主动降低文化折扣的策略。针对日韩市场，图书内容更强调文化相近性，侧重于经典文学与生活美学阐释，利用文化的亲缘性进一步放大传播效果。

针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图书选题则更注重经典作品与实用性内容：面向俄语区（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以经典文学与中医养生类图书为主。面向阿拉伯语国家，图书多侧重文明交流与文化认知类读物；面向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泰国、印尼），对外传播的主要是基础国学与生活文化类图书，服务于当地华裔社群及汉语学习者。这种基于不同市场特点和读者定位的出版方式，反映出出版机构已形成一定的在地化适配意识，试图通过精准内容投放来抵消语言和文化差异带来的折扣效应。

当前我国传统文化图书的国际传播工作，已在出版体量、语种覆盖范围、海外发行渠道等方面颇具特色，但在内容供给适配性、国际市场分层布局、海外受众转化体系建设等环节仍存在明显瓶颈，使得文化内核在跨文化传播的流转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价值损耗。

当前我国传统文化图书的主题分布呈现“金字塔”结构特征，以经典文史哲为塔基，以民俗生活为塔身，以科技实用与青少年读物为塔尖。海外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聚焦于哲学思辨与经典的文学艺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文化形象的丰富性与立体感。

经典内容的集聚效应显著，哲学思想、历史制度类图书占比较大，这确立了中华文明的价值坐标，体现了对传统根脉的坚守。然而，高语境的内容供给含有大量需依赖特定文化知识背景才能解码的隐形信息。对于缺乏知识储备的海外大众，造成了一定的阅读壁垒。在客观上使得传播受众相对集中于专业圈层，难以触及普通大众。

虽然民俗非遗类选题数量增长迅速，反映了传播视角正在不断下沉，但部分相关产品仍侧重于对节庆、服饰、饮食这类传统符号的表层展示与基础介绍，在推动传统元素与当代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深度融合，以及对其进行现代性阐释这两方面仍有明显提升空间。在当前的内容供给中，具有全球共通性的生活美学内容相对较少，而这类内容往往具有较强的跨文化适应性，并能引发海外读者的深层情感共鸣。

分众化产品的体系化建设处于起步阶段，面向青少年及特定兴趣群体的读物多以零散的绘本或故事集形式出现，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分级阅读体系与长效产品矩阵尚未完全建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传承在代际传播中的连续性与针对性，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年轻一代读者中缺乏梯度引导。

未来，内容供给端需要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同时，进一步激活民俗、科技、青少年阅读等新兴内容板块的内生动力，对传统元素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进行深度融合与现代性阐释，将有助于构建更加均衡和立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生态。

尽管英语作为通用语种保障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可见度，但英语区仍然存在一定的文化距离，过度依赖单一出版市场使得传播重心在客观上较多集中于西方汉学界与精英圈层，难以突破高语境壁垒进入西方大众市场。在英语之后，缺乏一个体量适中、覆盖广泛的“第二梯队”语种群。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拥有庞大母语人口的语种，其图书数量占比仍较低，这些语种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增长极，对其的忽视有可能错失降低传播成本的机遇。

此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的碎片化分布阻碍了在地化生态的构建。虽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文化心理上与中国具有较近的文化距离，但当前的出版实践呈现点状分布的特征。阿尔巴尼亚语、尼泊尔语等语种的书籍，十年间仅有个别绘本或单行本问世，缺乏系列化、持续性的产品供给。这种碎片化的供给模式也难以在当地书店、图书馆或学校中建立稳定的流通渠道，导致图书往往止步于“项目结项”，未能真正进入当地大众的阅读视野。受限于本地化翻译人才短缺、渠道网络不完善等因素，出版机构尚未构建起在地化的传播生态，使得原本较低的文化折扣潜力未能转化为实际的传播效能。

整体来看，未来出版机构应推动传统文化图书从语种数量扩张向区域深耕运营转型，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和阅读习惯，实现不同类型读者的分层分类传播，以此扩大读者规模^[17]。在巩固欧美学术影响力的同时，国内出版机构应强化与其他国家本地机构、教育系统与文化社群的合作，构建集翻译、出版、发行、推广于一体的传播生态，通过在地化运营降低文化折扣。

文化产品的传播效能最终取决于受众是否能够成功解码并认同文化价值。图书评价是提高出版品质、检验传播效果的重要参照^[18]。为了客观评估海外读者的接受度，本文依托WorldCat全球联合目录、Amazon主要站点（美、英、法、德）及Goodreads社交阅读平台，对图书的馆藏分布、市场销售反馈及读者互动数据进行系统性检索。

WorldCat数据显示，仅约5%的图书被超过100家机构收藏，其中，《福建土楼》被全球162家机构收藏，其馆藏范围不仅覆盖美、澳等传统英语国家，还延伸至中东地区。《儒家与启蒙》和《做中国哲学》等学术著作分别被143家和126家机构收藏，成功进入欧美主流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图书馆系统。其余95%以上的图书在WorldCat中显示为“未收录”或馆藏仅为个位数，尚未真正进入海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意味着相关图书虽然完成了物理层面的“到达”，但形成了高馆藏、低流通的状态，图书的文化价值尚未被激活。

Amazon平台的用户评分与评论能够直观反映大众读者对图书的接受程度。超过80%的图书在各主要Amazon站点显示“无评分、无评论”。相比之下，以《敦煌艺术》为代表的视觉型图书，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凸显了视觉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优势；涉及饮食、中医养生等功能性内容的图书，虽整体声量不高，但已有真实读者给予正面反馈，表明海外读者对具有实用价值的中国文化内容存在明确需求，这类内容具有较大传播潜力。

中国传统文化类图书已顺利跨过“有没有”“多不多”的初级阶段，正面临“好不好”“深不深”的提质挑战。出版的完成并不等同于传播的达成，物理层面的“出海”能否转化为文化层面的“入心”，仍需接受海外终端市场的检验。出版机构应该进一步深化内容创新、优化市场布局、提升转化效能，逐步打通从“物理到达”到“大众认同”的关键环节，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质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9]。为提升传统文化图书国际传播效能，未来出版机构应通过更精细的内容呈现、更多元的市场布局以及更灵活的传播机制，降低图书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损耗，进而引发海外读者深层次的情感共鸣。

在内容供给方面，当前的选题结构虽然巩固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但重心偏向哲学思辨与历史考据类内容。为降低文化折扣，内容生产需从宏大叙事向生活共鸣转型，降低文化解码难度。

出版机构应聚焦于能跨越文化边界的生活细节与普世议题。例如，将传统节气文化与现代健康生活方式结合，将非遗技艺传承与当代设计美学融合，从伦理智慧中提炼适用于现代家庭教育和人际关系的启示。这类内容以生活化信息为载体，具备低语境、易感知的特点，能够使海外读者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感知中国文化。

同时，需构建更精细的分众化产品体系。面向海外青少年开发趣味性与互动性强的绘本和科普故事，以视觉化、游戏化表达降低阅读门槛；面向海外大众读者，策划故事性强、语言通俗的轻量化作品，提升阅读体验；面向海外专业研究者，增加跨文化导读和背景注释，帮助其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此外，应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属性，突出其在应对现代性问题中的应用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静态历史遗产变为实用智慧。

出版机构在巩固英语市场的同时，应培育更多的市场增长点，构建梯次分明、多元共生的市场生态；加大对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等拥有庞大使用人口语种的内容投入力度，填补中间梯队的空白；对于日语、韩语等汉字文化圈国家，则可依托文化亲近性，进一步深化与其在生活美学、经典文学等领域的合作，发挥其区域辐射作用；针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采取精耕细作的策略，选择重点国家进行集中资源投入，打造具有品牌代表性的图书，以此以点带面，逐步积累图书的影响力。

在市场运营层面，出版机构需从简单输出转向深度的在地化合作，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通过建立联合编辑机制、培养本土化翻译人才、共建发行渠道等方式，让图书从策划之初就融入当地的文化语境，减少因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特别是对于非通用语种图书，中外译者的协作模式能够既保障文化内核的准确传达，又确保语言表达地道流畅，有效降低文化折扣。同时，出版机构可通过跨国合作，将我国传统文化图书纳入当地学校推荐书目或公共图书馆采购计划，这是实现文化落地生根的有效途径，使图书不仅停留在书架上，更能够融入读者日常生活，成为他们认识中国、理解东方的重要窗口。

针对当前存在的馆藏丰富但阅读不足、“有书无评”现象，解决的关键在于打通从“物理到达”到“大众认同”的最后一公里。出版机构不仅需要关注图书发行数量，更需重视读者的真实反馈与互动体验。

首先，应建立柔性双向反馈机制。出版机构可借助WorldCat、Amazon、Goodreads等平台数据，敏锐捕捉读者偏好与评价趋势，优化选题和内容设计，在保持学术机构馆藏优势的同时，应加大对大众零售渠道的关注，尤其是对视觉冲击力强或具有实用价值的图书，通过精准营销提升其在普通读者中的曝光率与可获取性；其次，激活社交阅读生态，提升图书在海外市场可见度。出版机构可邀请海外汉学家、知名博主、书评人撰写书评或制作荐书视频，利用社交平台进行裂变传播；还可围绕中国美食、中医养生、功夫哲学等主题建立线上读者社群，举办读书分享会、作者连线及文化体验活动，将单向阅读转化为双向文化交流，增强海外读者的参与感和归属感；最后，对于出版时间较长但内容优质的图书，可通过数字化改造推出电子书、有声书等新形态，延长其生命周期，并利用大数据、算法技术将其精准推荐给潜在的海外读者，使“沉睡”的图书资源重新焕发生命力。

本文以文化折扣理论为研究视角，系统梳理并揭示了我国传统文化图书国际传播实践的核心特征与演进历程。从整体发展脉络来看，我国传统文化图书的国际传播已由规模扩张阶段迈向质量提升的全新阶段。当前，传统文化图书的国际传播生态呈现出主题多元、重心迁移、形式创新的鲜明特征。其中，哲学思想、民俗生活与历史制度文明三大主题的图书交替占据传播主导地位，既呼应了国家提出的文化传播“生活化融入”的倡导方向，也契合了当下全球文化消费转型的整体趋势。出版形式从厚重的学术典籍向绘本、双语故事、数字化内容等轻量化形态拓展。然而，在内容供给、国际市场布局和海外读者接受度上，仍存在一些困境与挑战。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出版机构应推动图书主题从宏大阐释向生活共鸣转型，构建梯次分明、注重在地融合的格局，并重视读者的真实反馈与互动体验，在互动中实现文化的共创与共享。未来传统文化图书的国际传播，既要坚守中华文明的根脉与精神内核，又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全球文化消费趋势，真正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明互鉴，让中国故事升华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