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署名是确立学术身份与成果归属的核心标识。然而，在以英文为主导的国际学术出版实践中，中国学者的汉字姓名长期以来被转换为拼音，这一“身份格式化”过程虽然适应了英文期刊出版、国际数据库著录的基本规则，却在当下带来了双重困境。一是身份识别的困境，汉语中普遍的“同音异形”现象导致拼音重名问题极为严重，不仅在国际数据库检索、引文统计、学术评价中极易发生误认，甚至还为冒用他人学术身份等不端行为 ^[1]提供了可乘之机；再加上不同期刊、出版平台和数据库对拼音姓名的著录规则不一致，姓与名的顺序、名字缩写方式等的差异，进一步增加了作者识别和成果追踪的难度。二是文化传播的困境，汉字姓名不仅是语音符号，也包含个人身份、文化传统和中文语境中的意义内涵，而拼音转换只能保留读音，在客观上使汉字姓名所承载的文化属性趋于隐匿，导致中国学者的本土文化标识在国际学术成果中被弱化。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拼音署名无法精确匹配作者，在造成身份识别混乱的同时，也使汉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在国际交流中流失 ^[2]。随着人工智能翻译和多语种出版技术的发展，论文正文内容的跨语言转换越来越便利，但作者署名不同于普通语义，不能被简单、准确地翻译。若中国作者姓名仍仅以拼音形式进入国际学术传播体系，可能造成身份识别不准、文化标识弱化和学术贡献归属不清等问题。因此，如何在维持国际传播便利性的同时，完整呈现中国作者的姓名信息和文化身份，已成为学术出版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面对上述困境，学术界与出版界已从不同路径进行探索。一条是在接受拼音署名的前提下，通过引入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ORCID）等唯一数字标识符系统，为每位学者建立精准的数字身份编码，以在数据层面解决重名难题 ^[3]。然而，这更像是一种技术补救，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身份格式化”的现状。另一条则是直接在英文期刊中引入汉字署名。随着出版技术的发展 ^[4-5]，非拉丁字符在英文排版与元数据传输中的技术障碍已基本消除。汉字署名早已不是一道技术难题，而是关乎学术理念与文化自信的选择题。早在2011年张启发院士团队便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等国际期刊成功尝试使用汉字署名 ^[2]；2024年，中国学者李春雨以第一作者在《自然》（Nature）上发文，并使用了汉字署名 ^[6]。目前支持汉字署名的国际英文期刊已有上百种，包括《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细胞》（Cell）等国际顶刊。然而当国际主流出版界已向汉字署名敞开大门时，不禁让人思考，作为我国科研成果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我国英文期刊对汉字署名的响应与实践情况如何？

中国作者姓名被拼音“格式化”是国际学术出版中长期形成的普遍现象，本研究之所以聚焦我国英文期刊，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我国英文期刊以我国作者为重要服务对象，不仅与汉字署名需求有着直接的现实关联，而且更有责任在作者身份呈现和文化标识保留方面率先探索；二是我国正处在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吸引优质稿件回流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阶段，汉字署名可成为完善作者服务、增强文化辨识度和提升国际化出版能力的重要抓手；三是相较于国外英文期刊，我国英文期刊更有条件在作者指南、编辑加工、出版呈现和元数据传输等环节开展制度化实践。期刊不仅是论文发表平台，也是学术规范和作者行为习惯的重要塑造者。当我国英文期刊在出版流程中持续提供汉字署名的选项，并形成稳定发表的案例时，中国作者对汉字署名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能够得到逐步提升。过去，中国作者在向国外英文期刊投稿时，往往表现出对既有英文出版规则的被动适应，而随着中国科研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作者的身份表达意识和规则参与意识也在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作者在国际期刊发文中使用汉字署名。由此，我国英文期刊的实践样本，可以通过“期刊制度引导—作者意识养成—国际投稿行为扩散—国际出版规范回应”的路径，将我国出版范例转化为影响国际学术出版的作者行动。

因此，本研究从政策、出版、传播3个层面，对我国英文期刊的汉字署名现状进行实证研究，旨在客观揭示其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从而为提升我国英文期刊的作者服务水平、增强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身份辨识度与文化彰显力提供参考，也为国际学术出版实践中处理非拉丁字符署名问题提供实践样本。

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与先进性，本研究以22本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简称“卓越”）一期（2019—2023年）领军期刊和50本入选“卓越”二期（2024—2028年）英文领军期刊为调查对象。该群体是我国英文期刊的优秀代表，也是我国冲击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第一方阵”，其办刊实践对国内其他英文期刊具有重要的示范与引领作用。去重后，最终选取56本期刊。

本研究构建了“政策—出版—传播”三维分析框架（见图 1）。期刊作为推动中国作者汉字署名的核心主体，是政策的制定者、出版的执行者，也是推动汉字署名传播的起点。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政策、出版、传播3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一，从出版流程看，政策层面的制度设计通过“落地转化”进入出版层面的实际呈现，出版层面的呈现结果通过“数据流转”进入传播层面的检索与索引，是一个从抽象规则到具体实践，再到传播可行性评估的转化链条。第二，从时间阶段看，政策层面对应前期设计阶段，主要关注制度的完备性；出版层面对应中期实践阶段，主要关注政策的执行度；传播层面对应后期检验阶段，主要关注汉字署名在学术信息链中的传播可行性，这是一个环环相扣、依次发展的过程。

（1）政策层面数据：逐一访问56本期刊的官方网站，采集“作者指南”（Author Guide/Author Guidelines/Instructions for Authors等）中有关“作者署名”（Author names）板块的信息。重点考察期刊是否明确提及“非拉丁字母署名”或“汉字署名”政策，并收集其表述的具体文本信息。数据采集时间是2026年2月22日至27日。

（2）出版层面数据：针对上述已出台相关政策的期刊，在官网上逐一检索其在2026年发表的第一期文章（2026年第一期尚未刊出的期刊，查看其最近刊出的完整一期），逐篇查阅，收集期刊当期发表的文章数量、中国作者文章（含合作）数量及实际呈现汉字署名的文章数量（PDF页面和HTML页面分别计数）。鉴于汉字署名兼具身份标识与文化输出的双重属性，本研究在查阅文章时，同步考察并记录了各期刊对ORCID等作者唯一数字身份标识的标注要求，以对比分析期刊在作者身份精细化管理上的综合服务能力。数据采集时间是2026年3月5日至7日。

（3）传播层面数据：对于在出版层面已发现使用汉字署名的文章，直接使用作者的汉字姓名，在期刊官网、出版平台（如Elsevier、Springer Nature等）及主流引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Scopus、PubMed等）中进行检索，验证其元数据是否能被正确索引。对于在出版层面未发现汉字署名案例的期刊，则在其对应的出版平台及数据库中，使用“张、李、王、刘、陈”等中国常见姓氏的汉字进行检索，以测试平台底层的汉字字符支持与检索能力。记录各平台的检索结果。数据采集时间为2026年3月7日至9日。

本研究发现，56本调研对象中有18本期刊有汉字署名相关政策，占32.1%。从学科分布来看，调研对象共分布在8个学科类别，分别是化学及化学工程类（3本）、工程与建筑类（3本）、材料与冶金工程类（2本）、地球科学及地质工程类（2本）、农业与林业类（2本）、生物与生命科学类（2本）、医药类（2本）、综合与基础学科类（2本）。从出版周期来看，月刊9本（50%）、双月刊5本（27.8%）、年刊2本（11.1%）、季刊和半月刊各1本（5.6%）。从出版机构来看，9本期刊的合作出版机构来自爱思唯尔集团，包括爱思唯尔（Elsevier）7本、爱思唯尔科学公司（Elsevier Science Inc）2本；有5本期刊与科爱出版有限公司（KeAi Publishing Ltd.）合作出版；2本期刊与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合作出版；与细胞出版社（Cell Press）和科学出版社（Science Press）合作出版各1本。出版机构信息均源自Web of Science平台上相应期刊的信息页面。具体信息见表 1。

对18本期刊在“作者指南”中关于“非拉丁字母署名”或“汉字署名”的政策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其描述方式与合作出版机构高度相关，共归纳为4种模式（见表 2）。

（1）宽泛许可型。文本描述简略，仅提及可以用本国文字进行署名，未明确限定语种，也未提供具体示例。共有14本期刊（77.8%）使用此样式表述，为爱思唯尔（Elsevier）、爱思唯尔科学公司（Elsevier Science Inc.）、科爱出版有限公司（KeAi Publishing Ltd.）合作期刊。

（2）精准界定型。最严谨的政策文本，明确指出可以使用简体中文进行署名，并且提供了中英文对照示例。同时还清晰界定了汉字署名的呈现范围，仅限PDF和HTML版，无法在索引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有2本期刊使用此样式表述，均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期刊。

（3）举例引导型。明确了可以使用汉字进行署名，并给出具体标注范例。1本期刊使用此样式表述，为细胞出版社合作期刊。

（4）语种细分型。专门针对中国、日本、韩国作者制定政策，并特别指出中国作者可以自由选择简体或繁体字，体现了较高的文化包容度。1本期刊使用此样式表述，为科学出版社（Science Press）合作期刊。

在18本期刊的抽样刊期中，中国作者文章占比均较高，有14本期刊中国作者占比超过80%，说明这些期刊中具备大量的汉字署名潜在需求。然而，仅有2本期刊在PDF版和HTML版上呈现了部分中国作者的汉字署名，说明期刊的汉字署名政策实际落地效果不佳，这一方面与作者主动使用汉字署名的意识不强有关，另一方面与期刊主动引导中国作者汉字署名的举措不足有关。在《国家科学评论（英文）》抽样刊期的27篇中国作者文章中，有1篇文章的PDF版和HTML版上出现了汉字署名；在《基因组蛋白质组与生物信息学报（英文）》抽样刊期的16篇中国作者文章中，有12篇文章的PDF版和HTML版上出现了汉字署名，占比达到了75%。此外，《国家科学评论（英文）》的作者可以选择是否标注ORCID，《基因组蛋白质组与生物信息学报（英文）》则要求每名作者必须标注ORCID，另外的16本期刊的抽样刊期中暂未看到有作者标注ORCID。图 2为《基因组蛋白质组与生物信息学报（英文）》中1篇文章HTML版和PDF版的汉字署名呈现示例。

汉字署名可直接用于检索是实现其有效传播的基础与前提，检索可及性影响了传播范围与显示度。本研究中标注有汉字署名的文章可在期刊官网和出版平台（牛津大学出版社）上用汉字进行检索。其余期刊所在的出版平台，如细胞出版社（Cell Press）、爱思唯尔（Elsevier）的ScienceDirect平台，科学出版社的SciEngine平台也均可使用汉字进行检索。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其他国际主要出版机构，如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威立（Wiley）、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美国物理学会（APS）、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等，其出版平台也均可直接用汉字检索。但Web of Science、Scopus、PubMed等索引数据库中，均不能直接用汉字检索英文期刊上的文献，《国家科学评论（英文）》和《基因组蛋白质组与生物信息学报（英文）》这两本期刊在其汉字署名政策描述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从政策允许、实际可见、可被检索这3个维度评估，我国卓越英文期刊的汉字署名目前正处于“政策有支持、出版低落地、传播有壁垒”的阶段。该阶段具体有以下特征。

（1）政策执行与实际应用尚不均衡。在我国“卓越”一期和二期的56本英文领军期刊中，已有超过30%的期刊在投稿指南中出台了汉字署名相关政策，这为非拉丁字母署名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本研究发现，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与预期仍有差距。一方面，政策描述高度依赖出版机构的模板，期刊的自主定制化程度不高；另一方面，在明确支持汉字署名的18本期刊中，有16本期刊的实际使用率为零。这说明仅在指南中进行说明尚不足以驱动作者改变习惯，投审稿系统缺乏直观的汉字姓名填报字段，也可能在客观上增加操作难度。此外，编辑部在出版流程中的执行力不足，未能将政策有效转化为出版实践。

（2）作者身份标识体系有待进一步精细化。汉字署名不仅是文化背景的直观体现，与ORCID结合后，更能构建起完整的学术身份标识。ORCID侧重于解决拼音重名带来的混淆问题，而汉字署名则补充了人文层面的准确性。目前，多数样本期刊在作者身份的管理上仍有提升空间，仅有少数期刊实现了汉字署名与ORCID的同步标注。《基因组蛋白质组与生物信息学报（英文）》通过要求标注ORCID并辅以汉字署名，实现了作者身份精准识别与文化认同的有机结合，这种做法具有示范意义。

（3）跨平台数据传输与检索存在技术制约。汉字署名在传播链条中未能实现有效贯通。虽然目前多数出版平台已支持汉字检索，但当文章元数据向Web of Science、Scopus等国际索引数据库传输时，汉字信息往往难以得到完整保留。这种技术壁垒导致汉字署名在进入全球主流学术评价体系后，其检索功能和可见度被大幅削弱，成为影响汉字署名能否广泛普及的关键因素。

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科技期刊的作者服务能力与国际影响力，本研究提出以下优化建议。

（1）提升期刊服务意识，完善“汉字+ORCID”标识体系。期刊编辑部应将汉字署名深度融入稿件出版的全流程。在投稿阶段，通过优化投审稿系统界面，增设本国语言姓名选填项，主动引导作者填报；在审稿意见反馈中，明确提醒作者补充或确认汉字署名信息；出版时将汉字署名在PDF和HTML版本上同步呈现。通过ORCID解决同名作者的精准区分问题，通过汉字署名提升中国学者的学术辨识度。这种做法既能确保作者信息的准确性，也能更好地服务作者的学术传播需求 ^[7]。

（2）加强出版技术支撑，推动数据互联互通 ^[8]。出版机构应发挥技术纽带作用，确保署名政策在技术层面得到有效执行。在底层数据处理中，应严格遵循国际通用的JATS数据标准 ^[5]，利用结构化标签对汉字署名进行规范化封装，避免其仅以纯文本形式存在。在跨平台传输过程中，出版机构应加强与各大国际数据库服务商的沟通协作，推动底层索引规则的升级，确保非拉丁字符元数据在跨平台传输中不丢失。在检索功能优化层面，出版机构提供包括汉字署名信息的元数据给国际数据库，推动其将汉字署名纳入索引范围，并建立汉字与拼音双向检索机制，从而打破检索层面的技术壁垒。

（3）发挥行业引导作用，构建良好的学术传播生态。在行业层面，鼓励我国主办的英文期刊在遵循国际规范的前提下，保留并体现本土特色 ^[9]。通过推进汉字署名的标准化，帮助国际学界更准确地识别中国科研贡献。在政策层面，建议相关主管单位将汉字署名的落实情况作为期刊服务能力的一项参考指标，如在“卓越行动计划”等的评审标准中，将汉字署名的实际呈现率作为影响力提升的参考因素，通过正向引导，推动更多期刊完善相关服务，切实保障非英语母语学者的学术权益。在宣传层面，通过学术会议、期刊论坛等渠道，宣传汉字署名的重要意义，提升编辑、作者与出版机构对其的认识，形成共识与合力。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的姓名在国际学术出版中被“格式化”为单一的拼音形式。这种处理方式曾适应英文出版与数据库检索规则，却也使姓名从完整的身份标识退化为单一的音译符号，从而引发身份识别失准、文化信息隐匿等问题。本研究表明，尽管我国部分卓越英文期刊已尝试通过引入汉字署名政策来打破这种“格式化”的困境，但整体实践仍处于“政策有支持、出版低落地、传播有壁垒”的阶段。汉字署名从理念倡导走向制度化实践，需要期刊编辑部、出版机构、引文数据库和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从而使汉字署名贯通政策允许、出版呈现、可检索利用的全过程。

我国英文期刊对汉字署名实践的优化，不仅是提升学术评价准确性的务实之举，还是展现文化自信、提升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更是中国出版界参与国际学术出版规则完善的探索。汉字署名不仅是一种署名格式的改变，更是为中国学者还原出真实、完整且具有文化温度的学术画像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