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出版, 2026, 45(6): 124-135 doi:

学术探索

阅读效果导向的国民数字阅读素养提升路径研究

周斌

北京印刷学院,102600,北京

Improvement Pathways of National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Oriented by Reading Effect

ZHOU Bin

School of Publish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102600, Beijing, China

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阅读效果视域下国民数字阅读素养的内涵、评估与提升研究”.  22BXW097

Abstract

The optimization of reading effect constitutes the core foothold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eading and a key starting point for tackling the prevalent negative problems in digital reading scenarios. Evolving from a single functional tool, digital read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 smart digital environment integrating cultural cultivation, life experience, technical services and social collaboration. Nevertheless, its development brings about a series of adverse outcomes, including impaired personal safety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iased value judgment, and distorted cultural psychology. The fundamental way to eliminate such negative impacts lies in the systematic reshaping and hierarchical upgrading of national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notation system of national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and the corresponding 30 evaluation indicators established by the research team in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takes reading effect as the core orientation and draws on the hierarchical logic of the literacy iceberg model. It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for literacy cultivation, covering reading ability, attitude and behavior, reading knowledge, experience,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as well as reading concept, accomplishment and temperament, and elaborates the internal 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framework.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ree-stage collaborative improvement paradigm of “emergency intervention, systematic cultiv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he dominant surface layer of the model corrects undesirable reading behaviors to block immediate safety and health risks; the shallow underwater layer consolidates the foundation of literacy cultivation and facilitates individuals’ transformation from passive external constraint to active internal consciousness; the deep underwater layer nurtures deep spiritual connotations and realizes the long-term internalization of individual reading character and value beliefs. This hierarchical and targeted improvement path effectively compensates for the prominent deficiencies in current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cultivation practices, namely prioritizing formal procedures over practical effects, uniform top-down instruction over hierarchical adaptive training, and short-term behavioral rectification over long-term spiritual cultivation. The upgrading of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is not only a vital part of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reading initiative, but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adapting to digital surviv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literacy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itizens.

Keywords: national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 reading effect ; negative impacts ; literacy iceberg model ; improvement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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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斌. 阅读效果导向的国民数字阅读素养提升路径研究. 科技与出版[J], 2026, 45(6): 124-135 doi:

ZHOU Bin. Improvement Pathways of National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Oriented by Reading Effect. Science-Technology & Publication[J], 2026, 45(6): 124-135 doi:

数智时代,数字阅读[1]已然深度融入民众的生存与精神涵养全过程,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研习知识、消费决策与职场协作的重要方式;其场景覆盖学习、生活、工作与创新等多元场域,内容涵盖文学、资讯、短视频等多元形态,生活化、社会化[2]与媒介化[3]特征日益凸显,逐步从单纯的信息获取“工具”,演变为融合文化涵养、生活体验、技术服务与社交协作的“智慧数字环境”[4]

然而,在这一演变进程中,数字阅读对国民身心健康、人身安全、价值判断与文化心理等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本课题组在前期有关“数字阅读负面影响的现状调查与分析”中的调查结果显示[5]:沉迷性阅读扰乱生活节奏、损害视力与颈椎;移动场景阅读易引发安全伤亡事故;不良信息诱发心理健康问题甚至违法犯罪;不实信息误导认知判断;过度沉浸数字空间导致情绪焦虑、性格孤僻;自媒体阅读易滋生“去主流化”文化心理倾向。这些现实困境亟待破解。

国外相关研究聚焦数字阅读素养测评框架与技术赋能路径[6-7],国内学界多围绕特定人群的阅读能力建构、场景化培育策略展开探索[8-9]。整体来看,现有研究重点关注受众应当具备的数字阅读素养,并未立足现实阅读困境与素养短板,缺乏数字阅读负向效果的问题审视,人文关切与针对负向影响的系统性纾解设计尤为欠缺。

要消解数字阅读负向影响、发挥阅读积极效能,关键在于激活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国民数字阅读素养,这是抵御阅读风险、彰显阅读价值的根本路径。这既是提升全民阅读质量的现实需要,也是增强国民数字化生存能力、夯实数字社会发展力的必然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与现实紧迫性。

基于前期创建的国民数字阅读素养内涵与评估指标体系,本文以消解数字阅读负向影响为目标,借鉴素养冰山模型,构建“应急干预—系统培育—生态涵养”三阶协同提升框架,阐释核心能力升维、基础根基夯实、深层价值涵养的内在逻辑机理;进而将框架落地为分场景、分群体的实操方案,内嵌“评估—反馈—调整”动态机制。该范式既可满足不同数字阅读素养基础的群体自主选择适宜的提升起点,也为数字阅读素养精准培育、长效涵养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式,助力全民数字阅读素养稳步提升。

1 国民数字阅读素养提升行动基础与思路

1.1 数字阅读素养提升行动基础:内涵重塑与现状调查

基于数字阅读媒介化、社会化、生活化的特征及其阅读场景的变化,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阅读效果视域下国民数字阅读素养的内涵、评估与提升研究”(编号:22BXW097)前期成果论文《国民数字阅读素养内涵体系创建》[10]完成了国民数字阅读素养内涵的两级延展。

第一级延展,数字阅读素养内涵从阅读学习能力延展至阅读生活能力、阅读工作能力与阅读创新能力。其依据主要为我国2021年发布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11]所明确的数字素养内涵范围:从数字学习能力延展至数字生活能力、数字工作能力和数字创新能力,以及对应的数字学习、数字生活、数字工作和数字创新四大场景。数字阅读素养作为数字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的同步延展具有现实合理性。

第二级延展,从数字阅读能力延展至数字阅读态度与数字阅读行为。其依据有三:一是相关网络阅读文化研究将读者在数字阅读中的责任与伦理的约束意识、需求兴趣与动机的主观态度,以及阅读行为习惯,作为衡量读者数字阅读素养的重要表现[12];二是“OECD核心素养框架”等国内外核心素养研究[13-14]将情感、态度、行为表现,与知识、技能一同纳入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三是现实中“围观宣泄负面情绪的视频并留言起哄”的现象,与阅读态度(如需求、动机、责任心)存在的问题相关,而“行进中阅读造成事故”“熬夜阅读损害健康”等行为及影响,则与阅读行为习惯存在的问题相关[15]

将国民数字阅读素养内涵进行两级延展后,形成国民数字阅读素养内涵的基础框架:阅读能力、阅读态度和阅读行为。进而从阅读效果视角切入,将阅读素养与阅读效果相融合,通过梳理数字阅读负向效果表现,逆向提炼出数字阅读素养的应有之义。

图 1以“数字阅读参与能力”为例,展示基于阅读效果的国民数字阅读素养内涵的逆向提炼过程。依据阅读负向效果表现(互动交流中的怒怼硬刚、宣泄情绪),归纳阅读负向效果类型(交流产生伤害),倒推不良素养性质(不理性互动交流),提炼应有素养能力(社群空间的合理互动能力)。以此类推,提炼出“网络空间的公益服务能力”“提出意见施加影响能力”两类具体能力,进而形成“数字阅读参与能力”内涵。

图 1

图 1   基于阅读效果的国民数字阅读素养内涵逆向提炼示意图


最后依此方法,完成国民数字阅读素养内涵体系建构。该体系以阅读能力、阅读态度和阅读行为为核心,逐级展开。各级具体内涵如表 1所示。

表 1   阅读效果视域下的国民数字阅读素养内涵体系

一级维度二级维度三级维度
数字阅读素养数字阅读能力阅读认知能力阅读信息源挖掘能力
不同信息源优选能力
内容的理解评价能力
信息的学习创造能力
阅读参与能力社群空间的合理互动能力
网络空间的公益服务能力
提出意见施加影响能力
阅读使用能力不同内容倾向的平衡能力
阅读时间节奏的把控能力
不良信息的免疫能力
对信息焦虑症的缓解能力
用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
数字阅读态度阅读需求刺激-休闲-审美-知识的积极性
阅读动机求知-求证-从众-满足的合理性
阅读兴趣内容偏好-媒介倾向的健康性
阅读责任法规-伦理-文化-安全的自觉性
数字阅读行为习惯阅读行为行进中看手机-关系人身安全
学习中看资讯-关系学习效率
工作中刷视频-关系职业发展
阅读习惯低头看手机-关系身体健康
熬夜看手机-关系生活节奏
沉迷于手机-关系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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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三级维度中的“内容的理解评价能力”为数字阅读素养最为核心的内容,故从阅读效果出发,对其作进一步逆向提炼,得出“内容真实性甄别能力”“内容科学性判断能力”“内容健康性判别能力”和“内容适用性判定能力”四项具体能力。

基于上述内涵体系,课题团队在前期系列实证研究工作中,已完成30个阅读场景对应的30项国民数字阅读素养测评指标及内容设计。通过采集2 610份样本的30项评估指标数据并展开分析,结果表明:国民数字阅读能力素养亟待提升,以顺应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社会发展需求;国民数字阅读态度素养亟待加强,以契合“向上向善”的发展要求;国民数字阅读行为素养亟待改善,以满足人身安全、学习工作效率、身心健康与生活节律的基本要求。

1.2 提升行动思路:微观落地与多维协同

以“消解数字阅读负向影响”为目标,将数字阅读素养提升行动融入日常学习、生活、工作与创新场景实践,引导国民针对性地改进不足。例如,为提升“社群空间的合理互动能力”,可结合日常阅读互动场景,提醒读者自测自省交流表现,摒弃怒怼硬刚、宣泄情绪的不理性参与行为,进而消解阅读交流引发的相互伤害。

提升国民数字阅读素养,不仅需要聚焦数字阅读能力、态度和行为的30项指标,还需要同步强化数字阅读素养提升的基础因素(阅读知识、阅读体验、阅读认知、阅读动力)与深层因素(阅读观念、阅读修养、阅读性情)。美国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提出的“素养冰山模型”强调,通过整合“知识、体验、技能、能力、态度、观念和思想”,构建适应未来生活与终身发展的综合素养体系,其将素养划分为易观察测量的知识、技能、行为等“水上显性素养”与难量化改变的价值观、人格特质、元认知等“水下隐性素养”[16]。本文借鉴素养冰山模型分层逻辑,将阅读素养培育内容分为冰山水上显性层的“阅读能力·态度·行为”,水下浅层支撑层的“阅读知识·体验·认知·动力”,水下深层涵养层的“阅读观念·修养·性情”。

唯有将显性层内容与支撑层内容、涵养层内容有机结合,综合推进数字阅读素养提升行动,方能彰显实效。例如,提升“内容真实性甄别能力”(显性层内容)时,探索“避免被谣言等不实信息迷惑”的实践方法固然重要,但若能同步学习相关阅读知识,如掌握谣言传播公式“谣言=(事件)重要性×(事件)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17]所蕴含的“事件重要性与透明度失衡会加剧谣言扩散”的原理(支撑层内容),并树立正确积极的阅读观念(涵养层内容),以坚定信念抵御杂音干扰,将大幅提升数字阅读素养培育成效。

国民数字阅读素养内涵与评估体系,为数字阅读素养培育内容设计提供了根本依据;从阅读效果切入逆向提炼素养内涵与评估指标的思路,为提升进路设计奠定了逻辑基础。

2 国民数字阅读素养培育内容框架与逻辑

立足“消解数字阅读负向影响”的目标导向,系统梳理国民数字阅读素养培育的显性层内容、支撑层内容与涵养层内容,阐释培育内容赋能素养提升的逻辑机理。

2.1 显性层内容:阅读能力·态度·行为

阅读能力、阅读态度与阅读行为是数字阅读素养提升的核心维度,是消解阅读负向影响的核心依托。

2.1.1 提升阅读能力,规避阅读风险

读者需提升的数字阅读能力包括初阶检索与识别能力、中阶分析与评判能力及高阶学习与创造能力。熟练的检索能力有助于读者快速定位权威信息,规避虚假内容引发的是非判断偏差;精准的识别能力有助于读者识别诈骗陷阱等潜在安全隐患,降低人身与财产安全风险;通过批判性解读,读者能够洞察信息背后的真实诉求,打破“信息茧房”的隐性束缚,形成成熟稳定的认知结构[18];良好的学习与创造能力能够推动读者从被动阅读转向主动建构式阅读,实现知识内化与再生产,强化阅读的创造性、主体性与价值理性,有助于破解“阅读消费意义泛滥而忽视阅读文化意义”的问题,避免形成“去主流化”文化心理。

2.1.2 改善阅读态度,支撑阅读能力发挥

阅读态度是反映读者情感倾向与行为意愿的稳定且持续的综合性评价倾向[19]。阅读态度可划分为阅读需求(知识、休闲、审美与思想)、阅读兴趣(内容偏好与媒介倾向)、阅读动机(求证、求知、从众与满足)、阅读责任(法规、伦理、文化与安全)等维度[10]。正向的阅读需求与阅读兴趣,能够激发读者阅读的内在驱动力,激活阅读潜能、释放创造活力。良好的阅读责任感与伦理意识,有助于读者提升社群场景下“合理互动”“积极参与”与“热情服务”的核心素养。积极的阅读态度,能够促使读者为保障身心健康、推动学习工作进步做出正确行为决策——管控阅读时间与节奏,避免移动场景下阅读,不轻信不良与不科学信息,进而降低健康损害、效率损耗、安全风险及判断偏差等不良后果。

2.1.3 改进阅读行为,筑牢阅读行动防线

从阅读效果视角出发,可将读者的数字阅读行为概括为与安全、效率、健康、生活节律及精神状态密切关联的行为习惯[10]。阅读行为是阅读素养的外在具象化呈现与最终实践落点,在数字阅读素养体系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行动防线功能。首先,良好的阅读行为能有效抵御安全与健康风险,如驾车、步行时主动规避阅读行为,可降低人身安全威胁;规律作息、不熬夜阅读,能维护正常生物节律;避免在黑暗环境中浏览屏幕,可减轻视力损伤;控制低头刷屏时长,能降低颈椎损伤风险[5]。其次,良好的阅读行为能守护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能力[20],这需依托科学的时间管理、审慎的内容筛选及对不良信息的自觉抵制来实现;而过度沉迷阅读、频繁接触不良信息,易引发心理依赖、认知偏差及价值判断混乱[21]。最后,良好的阅读行为能提升阅读效率、彰显阅读价值,如制定清晰的阅读计划、选择适宜的阅读场景、开展批判性思考并转化为实践输出,可成为个人成长的内生动力。阅读行为是将内在知识、能力与价值观外化为负责任阅读实践的最后一道防线,唯有筑牢此防线,方能切实消解阅读不良影响。

2.2 支撑层内容:阅读知识·体验·认知· 动力

阅读知识、体验、认知与动力共同构成数字阅读素养提升的底层支撑,是抵御数字阅读负向影响的阅读素养坚实基础。

2.2.1 积累阅读知识,奠定阅读认知与能力根基

读者需系统学习的阅读知识包括:“能用”的指导阅读操作的数字技术知识;“会找”的信息检索知识,助力读者有效获取目标阅读资源;“会解”的工具性媒介传播知识(如媒介议程设置),助力读者解码信息逻辑;“懂规”的数字伦理与安全规范知识(含法律、伦理及信息版权等)。阅读知识为阅读理解与判断提供基础原料与核心规则,是识别虚假信息、筛选优质内容、厘清信息逻辑及培育批判性思维的重要先决条件。

2.2.2 参与阅读体验,促进知识转化为能力

积极参与学习、工作、生活场景的阅读实践,积累阅读体验,直观感知“信息茧房”、虚假信息、隐私侵犯与数据滥用的潜在风险,如同注入“疫苗”,能够帮助读者在体验中学习辨别潜在风险、构建风险预警意识并实现能力成长。亲身体验不同阅读平台、工具及信源的特性,能够帮助读者规避低效阅读策略;反思阅读沉迷对身心健康的损害,读者可坚定改进不良习惯的意志。例如,经常参与阅读实践、“见多识广”的老年读者,其抵制不良信息的“免疫力”显著强于缺乏阅读体验的老年群体,更易规避伪科普养生、伪理财主播的蛊惑,有效避免“乱吃补品损害健康、盲目理财血本无归”的风险。

2.2.3 提升自我认知,助力阅读风险预警

提升阅读素养的自我认知水平,不仅要明确自身对算法推荐等专业知识原理的掌握程度,知晓信源可靠性识别、信息立场判断、信息整合与独立见解创造等能力水平,还要清晰了解自身的元认知[22]能力——即根据文本难度、阅读目的与自身状态主动选择并调整阅读策略,对阅读目标与效果进行评估反思的能力。明晰自身认知短板,识别“不参与公共议题阅读建言”“熬夜阅读”“移动中阅读”等阅读素养弱项,能够提前预警“损害自身利益”“损伤身体健康”“危及人身安全”等阅读风险。例如,部分读者虽具备较高知识素养,但未能意识到“不积极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征求意见稿)》建言,反映出其‘施加阅读影响’的素养不足”,也未察觉“未对财产继承等新条款建言将关乎自身切身利益”[16]。相较于提升“施加阅读影响”素养本身,读者亟需建立对自身阅读短板的认知。

2.2.4 激发内在动力,维系阅读正向发展

内在阅读动力源于读者对阅读价值的认同、自我成长的追求与心理需求的满足,是引领读者自主参与、持续投入并实现阅读素养正向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当读者在阅读中获得“内容选择的自主感、能力提升的成就感以及社群互动的归属感”[23]时,其内在动力会显著强化,进而驱动检索、理解、分析与创造等高阶阅读能力持续提升,助力其树立积极的阅读兴趣与责任意识,更主动地规避熬夜阅读、不良阅读姿势等不健康行为,更自觉地养成健康高效的阅读习惯,为消解阅读负向影响、维系阅读正向发展筑牢内在支撑。

2.3 涵养层内容:阅读观念·修养·性情

良好的阅读观念、修养与性情是提升数字阅读素养的深层次内容,是实现负责任、批判性与建设性阅读的内在支撑,构成抵制数字阅读负向影响的最深层防御体系。

2.3.1 提升价值观念,优化阅读选择

施瓦茨的价值理论认为“价值观念是个体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核心基准”[24]。数字阅读中的价值观念,是读者用以判断信息真伪、价值高低、行为正当性的内在核心准则与信仰体系。它不仅包括对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尊重与认同,在多元信息中保持文化定力、抵御低俗与外来不良文化侵蚀的文化自信(如对恶搞英雄保持警惕与批判态度),还包括对信息社会价值与公共性的认同(如理解主动讨论公共政策并建言的重要性)。例如,“戏谑经典”视频的围观起哄行为,本质上契合文化资本论所揭示的“价值观念中缺乏对文化经典与英雄精神的内在认同”[25]。价值观念通过确立“向上向善”的终极目标,为阅读责任提供方向性引导;坚定的求真、向善正向价值观,是抵御虚假信息、低俗内容、极端观点及历史虚无主义侵蚀最根本的防线,能引导读者主动远离消极信息,消解其负向影响。

2.3.2 提高思想修养,引导阅读实践

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在《我们如何思维》中提出,社会参与意识、理性思辨能力与伦理判断能力是思想修养的应有之义[26]。思想修养是读者将价值观念转化为自觉行动的内在品格,其包含读者最易忽视的核心维度——社会参与的自觉习惯。良好的思想修养,往往要求读者将自身价值观念融入具体阅读实践。例如,具备较高思想修养的读者,会主动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建言的网络公益服务实践,以阅读参与践行社会责任。

2.3.3 调适阅读性情,稳定阅读行为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性情倾向系统”,核心表现为情绪稳定性与行为一致性[27]。阅读性情是观念与修养在读者阅读行为中的习惯性呈现,表现为相对稳定的情绪反应与行为倾向。读者若具备良好的阅读性情,面对负面信息时能保持不急躁、不焦虑的心理韧性,面对挑衅性信息能秉持成熟稳重的冷静心态,面对激烈互动交流场景能保持耐心友好的沟通姿态。成熟稳重、韧性充足的阅读性情,能有效化解阅读互动中的冲突与负面刺激,减少社群内相互怒怼、网络骂战及情绪宣泄等非理性冲突行为,为稳定阅读行为、消解互动类阅读负向影响筑牢心理基础。

3 国民数字阅读素养提升机制与实践进路

立足国民数字阅读素养内涵体系与30项测评实证结果,以消解数字阅读在人身安全、身心健康、价值判断与精神文化层面的负向影响为目标牵引,借鉴素养冰山模型分层逻辑,提出“应急干预—系统培育—生态涵养”三阶协同提升进路:应急干预聚焦水上显性阅读行为,以外部规制矫正不良阅读行为;系统培育兼顾显性能力与浅层基础素养,实现由外部约束向内源自觉转换;生态涵养着力水下深层维度,涵养阅读观念、思想修养与性情特质。本路径兼顾通用群体与儿童、职场人士、老年等细分人群差异,允许不同区域、不同素养基础是群体灵活选择推进起点;同时内嵌“评估—反馈—调整”动态开放机制,依托既定测评指标定期研判素养变化,动态优化提升策略,最终实现国民数字阅读素养从被动约束、主动自律走向文化自觉的层级跃迁。

3.1 应急干预阶段:以外部规制矫正不良阅读行为,消解即时性安全与健康风险

3.1.1 阶段定位:从“行为矫正”入手,破解算法依赖下的自控困境

应急干预聚焦“阅读行为习惯”维度的关键指标,包括行进中看手机(关系人身安全)、熬夜看手机(关系生活节奏与健康)、低头看手机(关系身体健康)、沉迷于手机(关系精神面貌)等。这些行为会造成即时性伤害,亟需优先破解。

在数字阅读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屏幕依赖已成为算法成瘾机制与行为便利性共同塑造的结构性困境。短视频的无限滑动机制、推荐引擎精准捕获注意力等设计,使得读者即便明知熬夜阅读、行进中阅读有害,仍难以自控——实证调查结果显示,超六成受访者承认“明知有害却难以避免”此类行为[16]。因此,本阶段在内驱力尚未建立时,必须依靠外部规制强制切割有害行为链条,为后续数字阅读素养培育创造安全的身心条件。

不良阅读行为易被成瘾算法的即时满足机制所诱发。依据行为设计学的路径阻断理论[28],可通过抬高负面行为执行成本、优化正向行为实施条件实现行为干预。据此,可从技术标准、政策规制与家庭监管三重维度嵌入治理逻辑,有效阻断不良阅读行为,同步提升健康阅读的便捷性与可及性。

3.1.2 实施机制:技术规制、平台责任与家校监管的协同运行

(1)技术标准嵌入:将健康阅读功能从“可选”变为“标配”。由国家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行业技术标准化委员会负责制定技术标准,数字阅读平台作为执行主体落实功能嵌入,第三方机构承担监督抽检职责。具体通过行业标准或立法手段,强制要求阅读终端与应用程序内置不可随意关闭的健康保护功能[29]:一是设置情景感知锁屏标准,移动端阅读App需通过陀螺仪、加速度计等传感器识别用户处于步行、驾驶等快速移动状态时,自动切换至语音播报模式或暂停阅读,并弹出安全提示,未成年人账号不可手动关闭此功能;二是设置屏幕时间上限标准,未成年人账号每日下半夜强制停止普通阅读类App服务,成年人账号连续阅读超过一定时限自动触发强制休息界面,手动关闭需二次确认,并承担风险声明;三是设置健康阅读报告标准,平台每周向读者推送“健康阅读仪表盘”,包含总阅读时长、夜读次数、最晚阅读时间、移动中阅读预警次数等核心指标,并提供与同龄人或全平台平均水平的比较数据。第三方机构需每月抽检主流App,发布健康阅读功能合规榜,对违规平台予以公开警告、下架或罚款,将提升数字阅读素养从抽象呼吁转化为可监督、可问责的制度安排。

(2)平台责任嵌入:从“流量最大化”到“健康优先”的算法调适。数字阅读平台还需主动承担算法调适责任,实现从流量最大化到健康优先的转型,在推荐逻辑中增加健康权重,落实健康保护功能。通过制度设计形成“健康阅读也是竞争力”的激励相容机制,政府可将“健康阅读功能完备度”纳入平台社会责任年度审计指标,并对表现优异的平台给予税收优惠或政策资源倾斜,推动平台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优化。

(3)家庭监管嵌入:家校社协同执行。针对未成年人的数字阅读行为需构建更严格的执行举措,形成家长主导、学校与社区协同的责任体系。家长端可同步接收平台生成的“健康阅读仪表盘”,并能一键开启青少年模式或设置每日时长上限,且未成年人的情景感知锁屏、深夜锁屏功能不可由本人关闭;学校需将数字阅读行为规范纳入中小学晨会与家长会内容,组织学生与家长共同签署《家庭数字阅读行为守则》,并将学生阅读行为自评纳入综合素质评价档案;社区则依托家长、学校开设数字阅读亲子工作坊,每季度开展一次活动,传授无屏幕晚餐等可操作的教养技巧,并发放阅读习惯记录手册,由家长每日签字确认。

通过家校社三方的共同努力,能够显著降低未成年人因不良阅读行为引发的人身安全事故发生率、颈椎与视力健康损害率、睡眠障碍比例。评估方式可采用平台脱敏数据、学校体检中的视力与颈椎异常率变化等指标;同时,对成年人保留合理的自主选择空间,如可手动关闭部分功能但需承担风险声明,以尊重其主体性并为后续阶段的内驱力培育留出余地。

3.2 系统培育阶段:以能力建构与动力激发为核心,实现从外部约束向内源自觉的转换
3.2.1 阶段定位:从“不敢做”到“能够做”,系统提升核心能力与基础素养

消解数字阅读负向影响,关键要实现从外部约束被动收敛的“不敢做”,向内在素养自觉自律的“能够做”转型,培育读者的风险识别、信息批判与价值创造能力,涵养健康阅读的内生动力。外部管控只能化解即时性阅读伤害,而复杂场景下的信息甄别、内容利用与理性社交互动,必须依靠系统的能力建构与基础素养夯实方能实现。

爱德华·德西和理查德·瑞安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内在动机的激发需要满足自主感、胜任感与归属感三大心理需求,这要求素养培育过程中既要赋予读者阅读选择的主动权,也要通过阶梯式挑战让其获得能力提升的正向反馈,同时搭建社群支持网络[24];约翰·杜威的体验式学习理论则强调,能力建构离不开目标清晰、反馈及时的实践任务,单纯的理论讲授难以形成稳定的素养[30]。借鉴上述理论,创新机制,系统培育阅读能力、态度、知识、体验、认知和动力。

3.2.2 实施机制:课程赋能、工具诊断与挑战激励的协同联动

(1)课程体系化:将30项指标转化为可教学的梯度模块。课程体系化的核心是将前文构建的30项评估指标转化为面向不同年龄段、不同场景的标准课程模块。可由教育部牵头制定《国民数字阅读素养能力标准》,将其纳入中小学信息科技课程、高校通识课及职业培训体系,形成覆盖全民的终身学习课程网络。课程设计遵循两项核心原则:一是“指标—行为”映射,如将抽象的“内容真实性甄别能力”转化为“识别养生帖中的谣言”等具体任务;二是年龄梯度适配,小学阶段侧重基础安全与行为规范,中学阶段强化信息甄别与批判思维,大学与职场阶段聚焦高阶分析与创造输出。每学期设置适当课时,采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项目实践”的混合模式,例如小学阶段的“真假信息小侦探”游戏、中学阶段的“媒介信息解码实训”、大学阶段的“网络谣言溯源报告”、企业场景的“竞品信息分析模拟”等。课程实施以教育机构为主导,公共图书馆提供课外实践资源,数字平台开放真实案例数据。评估方式结合课堂表现、项目作业与期末测评,确保学习效果落地。

(2)工具智能化:依托自诊系统实现个性化提升。以本课题组前期研制的30项测评指标试题为基础,研发面向大众的在线自测小程序,接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学习强国”App,形成测评、诊断、推荐、追踪一体化个性化服务。自诊工具的核心功能包括三项:一是雷达图诊断,读者完成情景化试题后,系统自动生成多维度素养雷达图,直观展示与常模的差距;二是短板预警与资源匹配,识别得分最低的三四项指标后,自动推送针对性微课程、慕课链接或图书馆书单;三是进步追踪,支持周期性复测并生成进步曲线,强化读者胜任感。工具运营遵循“自愿、免费、隐私保护”原则,自诊结果仅读者本人可见,脱敏后的宏观数据经读者授权可用于政策效果评估;开发主体由本课题组与第三方技术公司合作承担,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负责运营推广,学校、企业、图书馆协同宣传引导。

(3)激励可感知化:以分级挑战激活持续动力。构建游戏化分级挑战系统,将能力提升转化为可积累、可兑换的“数字资产”,破解成年人内驱力不足的困境。系统设置青铜、白银、黄金三级阶梯任务:青铜级聚焦基础能力(完成自诊初测、识别三条网络谣言、参加一次阅读公开课),白银级侧重实践应用(撰写信息溯源报告、参与理性对话工作坊、发表建设性评论),黄金级强调创新输出(制作辟谣短视频、组织社区公益阅读活动、完成“阅读+实践”项目)。读者完成任务后可获得区块链存证的数字徽章,徽章可对接国家学分银行抵扣继续教育学分、关联城市个人信用分兑换公共服务优惠、作为企业招聘的数字素养证明,形成能力提升与权益兑现的正向循环。挑战系统由政府部门牵头搭建,数字平台、公益组织协同运营,任务设计兼顾不同群体的时间成本与能力基础,确保全民可参与。

3.2.3 职场人群专项路径:融入职业场景的差异化培育

针对职场人群时间碎片化、阅读功利化的特点,设计“职业关联与低门槛参与”的专项路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可将“数字阅读素养能力证书”纳入媒体、金融、法律、教育等行业的继续教育学分体系,持证者可享受职称评定加分;企业可将“20分钟阅读工作法”纳入日常制度,每天预留固定时间组织团队共读行业报告并讨论,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将挑战参与情况纳入培训绩效;数字阅读平台可开发“职场模式”,开启后优先推送职业相关深度内容,内置“一键生成笔记、思维导图”等高效工具,实现阅读与工作效率直接挂钩。

系统培育的评估指标包括自诊工具平均分提升率、课程完成率、分级挑战参与率、徽章获取率、社群非理性言论发生率等;评估数据来源于平台后台统计、教育机构培训记录与抽样调查,最终实现读者从被动接受规制到主动提升素养的转变,为深层内化奠定能力基础。

3.3 生态涵养阶段:以价值内化与性情涵养为目标,构建健康阅读文明生态
3.3.1 阶段定位:从“能够做”到“愿意做”,实现深层素养的自然内化

数字阅读素养的终极境界,是脱离外部监督的自主自觉,需完成从“能够做”到“愿意做”的深层跃迁:把理性认知与知识技能内化为稳定的阅读观念、思想修养与性情特质,让健康阅读成为根植日常的文化自觉。前两阶段已解决阅读风险防控与基础能力建构问题,而数字阅读诱发的价值判断失准、精神文化迷失等深层症结,唯有通过长期的文化浸润、社群实践与精神涵养方可消解。

乔治·格伯纳的涵化理论揭示,长期浸润在优质内容环境中能潜移默化塑造正向价值观,为观念内化提供了路径依据[31];让·莱夫和艾蒂安·温格的实践共同体理论认为,素养提升与身份建构离不开社会性参与,读者在协作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能自然内化社会责任[32];詹姆斯·格罗斯的情绪调节理论则为应对互动场景中的情绪极化提供了方法,通过“认知重评”等策略培育理性自持的阅读性情[33]。借鉴上述理论,创新机制,渐进塑造阅读观念、修养与性情。

3.3.2 实施机制:经典涵育、共同体实践与情绪调适的生态融合

(1)经典浸润制度化:以优质内容涵养正向观念。经典浸润工程以长期熏陶、潜移默化为核心逻辑,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牵头,联合学习强国平台、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每年遴选百部涵盖文史哲、科学经典、红色文献的中外优秀作品,为每部经典配套专家导读视频、讨论议题与实践任务,读者完成阅读、讨论与实践后可获得“经典阅读证书”,纳入个人终身学习档案。数字阅读平台可在推荐逻辑中增加“优质内容池”权重,对经典导读、深度书评等内容给予流量倾斜,让读者在日常浏览中自然接触优质内容。公共图书馆、社区文化中心可与学校定期举办“经典共读马拉松”“经典角色扮演辩论赛”等体验式活动,将经典从书本转化为可参与的生活场景,在沉浸式体验中培育文化自信与正向价值观。

(2)共同体实践场景化:在“阅读+行动”中内化责任修养。共同体实践的核心是搭建“阅读—实践—价值反馈”机制,让读者在社会性参与中感知阅读的公共价值。可由公共图书馆、社区与公益组织主导发起公共议题导向项目,例如组织读者共读乡村振兴数字报告后,协作策划“乡村儿童电子书籍捐赠”方案,或协助农产品直播带货文案撰写;推广“阅读+公益”模式,鼓励读者成为“数字阅读辅导员”,帮助社区老年人识别养生谣言、使用阅读App,在助人过程中巩固自身素养、强化社会责任感。政府可通过“微公益”项目资助、志愿服务时长纳入信用体系等方式提供支持,关键是让读者直观看到阅读行为的社会价值,如“撰写的文案帮助农民增收”“接受指导的老人避免受骗”,这种意义反馈是深层内驱力的核心来源。

(3)情绪技术人性化:培育理性自持的阅读性情。针对数字阅读互动中的情绪极化问题,数字平台可在互动界面嵌入情绪调节提示功能,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识别挑衅性、侮辱性表述时,弹出“冷静一下”“深呼吸调适”的轻量级提示,并推送非暴力沟通技巧短文;依托算法,对长期保持理性表达的读者授予“理性发言者”勋章,优先呈现其评论,形成理性表达被尊重的良性循环,构建良性支持环境,持续涵养成熟稳重的阅读性情。

3.3.3 分众化生态扩散:实现全民共建共享

生态涵养阶段需覆盖所有人群,形成人人参与、双向赋能的生态网络:学校可鼓励高年级学生担任“健康阅读小导师”,帮助低年级学生或家中老人操作阅读设备、甄别信息,相关经历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社会实践”板块。公共图书馆与社区可为老年群体提供适老化经典阅读服务(大字号文本、语音朗读、线下读书会),组织代际共读活动(孙辈教祖辈用手机、祖辈分享经典故事),实现代际素养双向提升。针对青少年群体,将经典浸润与共同体实践纳入研学活动,通过“读经典+做公益”的组合模式,强化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责任感的内化。

生态涵养的评估指标包括经典阅读参与率、公共议题阅读建言率、互动场景理性表达占比、文化自信相关指标达标率;评估数据来源于平台互动记录、公益项目参与统计与国民数字阅读素养抽样调查。作为开放性阶段,其核心特征是从制度驱动转向文化自觉,通过“评估—反馈—调整”的动态机制,根据素养变化趋势优化策略,持续推动健康阅读文明生态的形成。

综上,三大阶段由表及里、由治标走向治本,共同构成行为规制托底、能力培育固本、文化涵养铸魂的完整提升谱系。各阶段各司其职又深度联动,既以刚性干预守住人身健康与安全底线,又以系统赋能夯实全民数字阅读的能力根基,更以生态浸润塑造稳定的阅读品格与价值追求。

4 结语

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法治化推进的现实背景下,国民数字阅读素养培育已超越个体层面的自我完善,成为助力全民阅读提质、涵养社会文明风尚、建设数字文化强国的基础工程。数字阅读作为全民阅读体系的核心载体,其健康发展离不开数字阅读素养培育的内在支撑,本文的实践范式既可为学界深化数字阅读素养分层培育逻辑、完善数字阅读素养提升体系建构提供参考,也为行业监管部门制定差异化政策、数字平台履行健康阅读引导责任、校园阅读教育创新与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等提供借鉴。

面向数智化纵深发展趋势,国民数字阅读素养提升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未来仍需坚持外部规制托底、能力培育固本、文化生态铸魂的协同逻辑,不断弥合城乡、代际、职业间的数字阅读素养鸿沟,引导数字阅读回归求知、审美、涵养与成长的本源价值。唯有如此,方能持续消解数字阅读负向影响,助力全民数字阅读素养的整体跃升,从而为新时代全民阅读事业行稳致远筑牢根基,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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