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的核心价值在于传播前沿成果、促进学术交流与学科发展。面对学术成果快速增长和信息过载，期刊编辑需借助专业学术平台与社交媒体开展精准推广，提升优质稿件的可见度和传播力，进而带动下载量、被引量和期刊影响力提升。中国知网将增强出版定义为在原始电子文献上添加网络超链接，补充文件、音视频等多媒体原始资料，实现与期刊论文相关联的原始信息和数据与原文的有效整合出版，用于支持读者直接了解研究背景和过程 ^[1]。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丰富知识表达形式，通过图像、视频、动画、交互图表、数据和代码等提升科研成果的直观性与完整性 ^[2]；二是增强研究透明度和可验证性，为重复实验、方法复核和知识再利用提供支撑 ^[3]；三是提升论文传播力和期刊服务能力，推动期刊由内容发布平台向知识服务平台转型；四是满足不同学科的传播需求，为期刊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

2017年起，中国知网为期刊论文附加材料提供了较完善的出版传播平台，截至2022年底，已有130余种期刊在中国知网累计出版增强论文7 000余篇。出版10篇以上增强论文的期刊有51种 ^[1]，标志着我国增强出版实践已从探索期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增强出版模式、单一学科或个案分析 ^[4-6]，对中国知网这一重要平台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尚属空白。基于此，本文采集与分析中国知网增强出版数据，揭示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出版的规模、专辑分布与内容形态特征，剖析不同专辑增强材料的类型偏好与功能差异，为学术期刊制定差异化增强出版策略、优化知识服务体系、提升学术影响力提供参考。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https://www.cnki.net/）。中国知网平台在资源组织上采用“十大专辑168个专题”的分类体系，故以此为分类依据。检索日期截至2026年5月6日。采用双人双录入方式进行数据采集和核对，并使用WPS Excel进行数据分析。

纳入标准：中国知网公布的增强出版期刊。排除标准：①期刊有增强出版标识但无增强论文；②无CN和ISSN号。检索路径：在中国知网首页点击“出版物检索”，出版来源选择“期刊”，勾选“增强出版期刊”。增强出版期刊数量，用以反映实际开展增强出版的有效期刊规模；出版增强论文10篇及以上的期刊数量，用以衡量增强出版实践较为活跃的期刊规模。

纳入标准：全部期刊的增强出版论文；排除标准：相同专辑不同专题之间重复的论文。检索路径：在1.1检索路径下，点击具体期刊，之后勾选增强出版。为分析增强出版在各期刊中的应用程度，本研究进一步统计增强论文占比。中国知网于2017年推出增强出版服务，因此以2017年以来各期刊在中国知网收录的发文量作为依据，增强论文占比=增强出版论文数量/2017年以来期刊发文总量×100%。增强出版论文总量，用以反映中国知网平台增强出版论文的整体规模；增强出版论文数量及占比，用以分析增强出版论文的专辑分布差异和各刊实际应用程度；增强出版期刊平均发文量，用以衡量不同专辑期刊开展增强出版的平均水平；增强出版论文数量排名前10位期刊的论文数量及占比，用以分析增强出版论文在少数期刊中的集中程度。

采用目的性分层抽样方法选取期刊样本。分层设计遵循专辑—活跃度两级逻辑。一级以中国知网十大专辑作为分层单元，目的在于控制专辑异质性；二级在每一专辑内部依据增强论文数量分布设置上、中、下三个层级，目的在于同时呈现专辑内部的头部实践、常态水平与起步状态。具体划分标准为：上层为本专辑增强出版论文数量排名最前的期刊，代表该专辑增强出版的最活跃实践主体；中层为增强论文数量最接近本专辑平均值的期刊，代表该专辑增强出版的常态化水平；下层为本专辑内仅发表 1篇增强出版论文的期刊，代表该专辑增强出版的初始探索状态。当同一层级存在多本符合标准的期刊时，以复合影响因子最高者作为最终样本，以综合反映期刊学术影响力与传播能力，减少研究者主观判断的干扰。每一专辑按分层各抽取2本期刊，对样本期刊的增强出版论文进行逐篇梳理，统计其增强材料类型。增强材料类型，用以分析增强出版的内容构成和专辑适配度。

根据纳入排除标准，若不计专辑之间重复的期刊，则增强出版期刊为1 487种（表 1）。出版10篇及以上的期刊有248种。增强出版期刊最多的专辑是医药卫生科技类，其次是工程科技Ⅰ。出版10篇及以上的期刊最多的为基础科学，其次是医药卫生科技。

不同专辑期刊的增强论文数量呈现显著分化，整体上以理工农医类期刊更为突出（图 1）。其中，工程技术类与信息科技类期刊表现最为亮眼，《电力系统自动化》居于首位，在信息科技和工程技术两个维度中均明显领先，《电力自动化设备》位列其后；医药卫生类期刊中，《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和《中国中药杂志》处于高位；工程科技中，Science China Materials与Science China Chemistry优势明显；基础科学则以《中国管理科学》、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和《运筹与管理》相对靠前。相比之下，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增强论文数量整体偏少，呈现较为明显的长尾分布。总体而言，增强论文的产出在专辑间具有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反映出理工医农领域在数字化内容建设、知识组织与传播创新方面推进更快，也说明不同专辑在增强出版实践中的发展基础和应用需求存在显著差异。

增强出版论文占比也呈现明显分化（图 2），《电力自动化设备》为各期刊最高值，说明该刊已将增强出版较充分地融入论文发表过程。《电力系统自动化》占比也达到较高水平，表明电力工程与自动化相关期刊是当前增强出版实践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除工程技术类期刊外，部分经济管理类和人文社科类期刊的增强论文占比也较为突出，体现出在增强出版方面的积极探索。相比之下，多数期刊增强论文占比仍然较低，说明增强出版尚未成为这些期刊的常规出版方式。

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增强出版论文38 195篇（表 2）。各专辑前10名期刊出版增强论文30 936篇，占比80.99%，显示出增强出版在优质期刊中的高度集聚效应。若剔除专辑间重复计算的论文，出版增强论文为33 770篇，表明部分高质量期刊的增强论文存在跨专辑归属现象。从专辑内部集中度观察，信息科技领域前10名期刊增强论文占比为95.85%，工程科技Ⅱ和社会科学Ⅰ紧随其后，这些领域的增强出版活动高度集中于少数领军期刊。基础科学和经济与管理科学集中度相对较低，专辑内期刊参与增强出版的覆盖面更为广泛。

文本和静态图表是期刊最普遍采用的基础形态，说明当前增强出版仍以传统论文内容的结构化扩展为主。理工农医类期刊的增强形式更丰富（表 3）。如《电力系统自动化》采用以静态图表与文本为主、视频与数据集为辅的复合模式；Science China Materials通过光谱、色谱、电镜图像、3D晶体模型及实验视频等呈现材料科学数据密集特征。《中国管理科学》侧重命题证明、统计检验、公式推导，强调学术严谨性；《中国工业经济》提供数据集与代码，提升可验证性与方法透明度。《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整合图像与音视频内容，构建立体化的学术传播矩阵。《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采用音视频形式，将抽象法律理论转化为案例解析与观点阐述，既降低专题门槛又提升传播效能。《电化教育研究》增强出版形式较为多样，融合了视频与交互式图表。

本研究显示，中国知网平台共有1 487种期刊开展增强出版，累计出版增强论文33 770篇，较2022年底的130余种期刊、7 000余篇论文实现显著增长 ^[1]，表明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出版已从探索期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这一趋势与全球开放科学运动密切相关，Elsevier、PLoS、Springer Nature等国际出版机构已将原始数据、补充材料等作为数字出版的重要配置 ^{[3, 5]}，中国知网增强出版基础设施的完善也为国内期刊转型提供了支撑。

当前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出版呈现出五方面特征：一是规模持续扩大，已由少数期刊试点扩展至较大范围的期刊群体；二是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信息科技、医药卫生、经济与管理科学等多个专辑均形成实践；三是内容形态日益多样，涵盖数据、图像、音视频、代码、模型及补充材料等多种类型；四是功能定位逐步深化，由内容展示和传播补充转向研究过程呈现、结果验证、方法复现和知识服务；五是与开放科学和数字传播联系更加紧密，成为提升论文透明性、可验证性和传播力的重要方式。

第一，增强出版有助于提升期刊学术影响力。传统期刊影响力主要依赖论文质量、被引频次、下载量和学术声誉等指标，而增强出版通过数据集、代码、视频、补充材料和可视化内容等形式，拓展学术成果的呈现与传播方式，提高论文的可读性、可验证性和可复用性，进而带动阅读、下载、引用和再利用。尤其在实验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经济管理等数据密集型和方法依赖型领域，增强出版能够提升研究透明度和可信度，强化期刊的学术权威性。

第二，增强出版能够增强期刊数字化竞争力。当前学术传播正由单一文本出版转向数据出版、视频传播、交互展示和知识服务。期刊竞争也逐渐表现为数字资源组织能力、平台服务能力、内容再开发能力和用户体验能力的竞争。增强出版要求期刊围绕论文建立数据、代码、图像、音视频、模型和补充材料等资源的采集、加工、标引、展示和保存机制，推动期刊从单纯提供PDF全文转向提供研究数据、实验过程、方法工具和可视化解释等综合性知识服务，并与知识图谱、交互式图表、可执行论文和智能检索系统结合，形成数字出版优势。

第三，增强出版有助于塑造期刊品牌特色。不同专辑期刊可根据自身办刊定位、内容特点和读者需求，形成差异化增强出版模式。例如，工程技术类期刊可突出实验视频、仿真模型和三维结构展示；医学期刊可突出影像资料、临床试验注册信息和数据共享声明；经济管理类期刊可突出数据集、统计代码和复制包；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则可通过访谈音视频、田野调查资料、案例素材和作者导读等方式增强内容阐释与传播。长期规范化的增强出版实践，能够提升期刊特色服务能力，增强读者、作者和学术共同体对期刊的识别度与信任度。

第四，增强出版推动期刊采编体系升级。增强出版不仅是增加附件管理环节，更会促使期刊对选题策划、稿件接收、同行评审、编辑加工、版权管理、平台发布和出版后维护等方面进行系统调整，推动编辑部从以文本加工为中心，转向面向数据化、结构化和多模态学术资源的内容组织、质量控制与出版服务体系。这是我国学术期刊适应数字出版环境、提升知识服务水平和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信息科技等领域的增强出版最为活跃，其研究过程复杂、实验数据密集、成果表达需要动态或多维呈现。此类增强出版不仅有助于提升论文的可验证性与可重复性，而且通过引入微观结构可视化和多模态数据关联，拓展了科研成果的认知维度，契合了国际顶级期刊所倡导的“数据可用性”标准 ^[7]。

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的增强出版侧重方法透明，强调数据集、统计检验材料、稳健性分析结果和程序代码的开放。这种增强形式能够更直接地支持研究复核、模型检验和结论验证，有助于提升研究的规范性、透明度和可信度。这表明，经管类期刊的增强出版价值在于推动实证研究过程的公开化和可检查化，与国际经济学界强调“代码与数据公开”的趋势基本一致 ^[8]。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增强出版更偏向传播导向和内容阐释。法学期刊可通过音视频解析案例与观点；民族学期刊可借助影像、音频保存和传播田野资料；部分综合类、人文类期刊则采用视频摘要、作者访谈等形式增强论文可读性。这说明人文社科类增强出版主要在于拓展知识传播边界，提升学术内容的可理解性、可传播性和社会服务功能。

从中国知网平台数据看，信息科技、工程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等领域增强出版规模较大，而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等领域发展相对滞后。我国增强出版发展在各专辑和期刊间并不同步，呈现出明显的专辑差异和头部集聚特征。同一专辑内部也存在显著分化，增强论文主要由数字化基础较好、编辑能力较强、平台协同程度较高的少数优势期刊推动，尚未普遍转化为我国学术期刊整体性的出版能力。大量中小期刊受限于人员、技术、经费和作者动员能力，难以持续开展高质量增强出版。这种格局虽有助于形成示范效应，但若缺乏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机制，增强出版将难以转化为我国学术期刊的普遍能力。

目前多数期刊的增强材料仍以文本补充、静态图表和普通视频为主，能够支撑研究复核与知识再利用的原始数据、实验参数、代码、算法模型、调查问卷、访谈资料、三维模型、仿真文件和交互图表等比例有限。高质量增强材料不仅应能够上传和查看，还应具备可发现、可获取、可互操作和可重用的特征。但当前部分增强材料存在说明信息不足、格式不一、元数据缺失、版本管理不清、引用方式不明和长期保存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影响其复核与再利用价值。

不同专辑的研究对象、证据形态和传播需求不同，增强出版应体现专辑差异。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更需要实验图像、仪器参数、过程视频、仿真模型和三维模型；信息科技领域更强调算法说明、源代码、测试数据和运行环境；医药卫生领域需要重视实验流程、影像资料、病例补充、伦理审批和数据脱敏；经济管理领域更需要数据集、统计程序、模型设定、稳健性检验和复制包；人文社会科学则可通过访谈录音、田野影像、历史文献、案例材料和语料库增强研究情境与解释深度。但目前部分期刊增强模板趋同，常以通用文本、图片或视频替代具有学术支撑价值的专辑专属材料，导致增强出版“有形式而缺功能”。

增强出版改变了传统期刊以文字、图表和参考文献为核心的编辑加工流程，进一步涉及数据审查、代码检查、图像核验、视频审核、版权确认、隐私保护、格式转换、元数据标引、链接维护和长期保存等环节。目前，不同期刊对增强材料是否需要同行评审、由谁审核、审核到何种程度、如何与正文同步发布、后续如何更正或撤回等问题尚缺乏统一规范。部分增强材料直接支撑论文结论，却未必经过与正文同等强度的审查；部分材料还可能涉及受试者隐私、临床信息、地理敏感信息、民族文化资料或第三方版权，处理不当将带来科研伦理和法律风险。

当前增强材料与论文正文之间的语义关联仍不够深入，期刊官网、数据库平台、科学数据平台和代码仓储之间互联互通不足，部分材料缺少机器可读元数据、持久标识符、版本控制和长期保存安排。同时，现有评价多停留在增强论文数量、材料有无等层面，对材料质量、使用频次、复用情况、引用情况和学术贡献关注不足。高质量数据、代码、模型、图像和开放评议材料在作者评价、项目结题、职称评审和期刊评价中认可度有限，削弱了作者和编辑部持续投入的积极性。

部分期刊及其增强论文在不同专辑之间存在重复归属现象，这与中国知网分类体系、论文复分以及期刊综合性定位有关。此类论文往往涉及多元研究对象、方法工具和证据材料，对数据、图像、视频、代码、模型等增强材料具有更高需求，体现了增强出版服务跨领域知识表达和传播的潜力。但在统计与评价中，应避免总体规模重复计量，同时在专辑分布分析中保留其多重归属信息，并进一步完善兼顾主专辑、相关专辑、增强材料类型及使用效果的分类评价机制。

Elsevier、Springer Nature、Wiley、Taylor & Franc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等大型出版商，普遍在其期刊平台上推进增强出版。其主要做法是在标准化流程中嵌入数据可用性声明、补充材料管理、文章级指标展示、ORCID集成、基金与机构信息关联以及跨平台数据链接等功能。

F1000Research、Wellcome Open Research、Gates Open Research和Open Research Europe等平台，代表了更为彻底的开放科学导向模式。这类平台通常采用先发布、后评审的机制，强调数据公开、评审透明、多版本并存以及与底层研究对象的深度链接。在该模式中，论文、数据、代码、评审和修订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数字研究记录，增强出版已成为平台设计的原生逻辑。

PLOS、eLife、BioMed Central、Frontiers等出版平台，则更强调增强出版与开放获取、开放元数据及科研基础设施互联的协同发展 ^[9]。这类平台通常在政策层面要求较高的数据共享标准，并依托Crossref、DataCite、ORCID、ROR等基础设施实现研究对象之间的结构化连接。

国外增强出版并非完全同质化，其成熟实践往往与专辑特征紧密相关。例如，生命科学期刊强调与基因、蛋白、临床试验数据库的互联 ^[10]；地球科学期刊突出地图、遥感数据和时空可视化 ^[11]；社会科学期刊重视调查数据、代码本和复制包 ^[12]；数字人文出版注重图像标注、文本编码和数据库展示 ^[13]；医学期刊则特别强调临床注册号、报告规范清单和数据共享声明 ^[14]。

国外增强出版实践对我国具有四方面启示。第一，增强出版需要平台化和标准化支撑，不能长期依赖单个编辑部的自发探索；第二，增强材料应从一般性补充附件转向支撑研究验证和知识复用的核心研究对象；第三，应根据专辑差异进行定制化设计，避免同质化模板；第四，增强出版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与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同行评审机制、元数据规范、长期保存体系和评价激励机制协同推进。因此，我国不宜简单复制国外某一模式，而应结合本土平台基础和期刊发展水平，逐步构建适合自身学术传播生态的增强出版治理体系。

我国学术期刊应建立增强材料质量分级标准，避免将普通附件等同于高质量增强出版。增强材料可分为三类：一是基础展示型材料，如补充图片、表格、视频摘要、作者访谈等，主要改善阅读体验和传播效果；二是研究支撑型材料，如原始数据、实验参数、调查问卷、统计过程、模型设定等，用于补充正文难以完整呈现的研究过程和证据信息；三是复核复用型材料，如程序代码、算法模型、数据集、复制包、仿真文件、三维模型、交互图表等，服务于结果验证、重复实验和知识再利用 ^[15]。中小期刊可优先规范基础展示型和研究支撑型材料；数字化基础较好的期刊则逐步推动复核复用型材料建设。同时，增强材料应标明材料名称、类型、来源、生成方法、格式、版本、开放方式、许可协议和引用格式等。对数据集、代码和模型等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材料，应鼓励使用DOI等持久标识符。

不同专辑应根据研究对象和证据形态建立差异化增强路径。自然科学应重点补充原始实验数据、实验流程、仪器参数和关键实验图像；工程技术应突出设备运行视频、仿真过程、工程图纸、三维结构和应用场景；信息科技应强调源代码、测试数据、训练数据、运行环境、模型参数和复现实验说明；医药卫生应规范医学影像、病例补充、临床试验注册信息、伦理审批、知情同意和数据脱敏说明；经济管理应强化数据集、变量定义、数据清洗、统计程序、模型设定和复制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则可围绕访谈录音、田野影像、历史文献、案例材料、语料库和作者导读视频开展增强，突出情境还原、资料保存和内容阐释。

增强出版应嵌入投稿、审稿、编辑加工、发布和出版后维护全过程。投稿阶段，期刊应设置增强材料提交说明表，要求作者明确材料类型、来源、与正文的对应关系、是否支撑核心结论、开放方式、伦理审批、版权状态和引用方式，并提供数据可用性声明、代码可用性声明和伦理合规说明。在同行评审阶段，直接支撑论文结论的数据、代码、图像、模型、统计程序和补充实验材料，原则上应与正文同步评审。必要时邀请数据、统计或代码审查专家参与。编辑加工和发布阶段，应检查文件可打开性、格式通用性、说明完整性、链接有效性、编号一致性及版权、隐私风险。正式发布时，正文与增强材料应同步上线，并在相应位置建立清晰链接。出版后，还应建立链接巡检、文件备份、版本管理、错误更正和撤回机制。

中国知网在统一检索、集中展示和规模化传播方面具有优势，但数据集、代码、三维模型、仿真文件、临床数据和交互图表等内容，往往需要更专业的存储、展示和复用环境 ^[16]。因此，应形成中国知网、期刊官网、专业数据平台和代码仓储之间的协同体系。中国知网负责统一检索、元数据标引、访问统计和基础链接管理；期刊官网可开展视频导读、专题页面、知识标引、参考文献增强和可视化摘要等特色服务；专业数据平台和代码仓储承担数据集、源代码、仿真模型、语料库等长期保存与复用。各平台应通过DOI、统一元数据、稳定链接和开放接口实现互联互通，避免分散存放、重复建设、链接失效。

我国学术期刊在经费、人员、技术和作者动员能力方面差异较大，增强出版不宜“一刀切”。中小期刊近期重点应是基础规范化，即建立增强材料提交说明，规范文件命名和格式，完善材料描述，明确正文与增强材料的对应关系，做好版权、隐私和伦理核查，保证链接稳定。具备一定数字化基础的期刊，可在重点栏目和数据密集型论文中试点。如实验论文补充数据和过程视频，实证论文提交数据和统计代码，算法论文提供测试数据和运行环境。头部期刊和专业平台可进一步探索开放同行评议、交互式图表、知识图谱、可执行论文、数据论文、代码复现和跨平台数据关联等深度增强形式。

增强出版应从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和使用导向。不仅关注是否有增强材料，更应评价其是否支撑核心结论、说明是否完整、格式是否规范、是否可下载、可引用、可复用，以及浏览、下载、引用和再利用情况。对作者而言，高质量数据集、代码、模型、语料库和研究工具应作为科研成果认定、项目结题、职称评审和优秀论文评选的依据。对期刊而言，可从增强论文比例、材料质量、元数据完整率、链接有效率、审查流程和长期保存能力等方面评价其增强出版水平。同时，必须重视风险治理：无敏感风险的材料可完全开放；需要记录使用者身份的可注册后开放；涉及部分敏感信息、第三方权利或特殊使用条件的可申请后开放；临床隐私数据、地理敏感信息、民族文化资料等不宜公开的内容，则可采取不公开但可验证的方式。

从广义数字出版看，增强出版已由正文附加内容扩展为涵盖学术评价透明、知识组织优化、内容导读和多媒体传播的综合形态。例如，《心理学报》等期刊探索开放匿名评审，公开审稿意见、作者回应或评审过程，提升学术传播透明度与可追溯性；《中国农学通报》等对参考文献进行增强，关联摘要、全文、引用关系等信息，《化学进展》等通过可视化呈现文献年代、主题和引用网络，强化知识导航功能；《地理学报》等开展知识标引，结构化标注研究对象、方法、区域等知识单元，便于检索与再利用。HEP Journals平台和地理资源期刊网则通过图文摘要、思维导图、知识图谱、文生视频等方式，提升论文导读和多媒体传播效果。由此可见，增强出版已逐步发展为覆盖研究过程、知识组织与传播服务的数字出版体系。中国知网侧重文献整合、统一检索和规模化传播，期刊官网及专业平台则更具个性化、知识重组和多模态表达优势。因此，仅以中国知网数据衡量增强出版水平，难以全面反映我国学术期刊创新实践，未来应结合数据库分析与平台案例，构建更完整的观察和评价框架。

总体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出版已取得明显进展，尤其在科技期刊中活力较强，对提升研究可验证性、丰富成果呈现形式和增强数字传播能力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发展仍面临专辑不均衡、头部集聚、内容浅层化、标准规范不足和运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未来应更加注重与专辑需求、论文知识结构和评价规范体系的深度融合，推动增强出版由附加功能转向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