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兼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的出版业，无疑是肩负这项使命的重要一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经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中华文化“走进去”时期：即有方向、有内容地走进他国；从只讲宽度、大范围的辐射，到既讲宽度又讲深度的浸润式传播。作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核心路径的出版业，无疑也是举足轻重的中间力量。

译著是一个民族了解其他民族的最好窗口。我国早有学者和领袖曾肯定过西方译著的重要作用，前者如王国维曾曰“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1]后者如毛泽东有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时间求得较多的知识”。^[2]而今，中国已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世界第二经济体。经济的发展更加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其他国家的人民也随之产生了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的兴趣和内在需要。“讲好中国故事”的时机已然成熟。

然而，作为中华文化世界翻译与传播之桥梁的出版业态又如何？

为了清楚地分析世界各地图书馆所馆藏的中国文学作品英译作品的特点，依据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即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在线编目联合目录WorldCat，检索时间为2018年4月，以lc: PL1* OR lc: PL2*为检索条件，取了前1 000条结果。限于篇幅，只给出了检索结果中出版时间从2000年至2018年4月的中国文学作品英译作品世界影响力前15名（表1）。

首先看出版社。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外，其余都是国外出版社。以“弘扬中西文化，传播古今知识”为宗旨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直秉承着“存续和传播中国文化，使之与世界文化融通互动”，在中国文化外宣中起着重要作用。

再看译者，除了刘绍铭是香港人、刘宇昆是美籍华裔、陈毓贤是菲律宾华裔之外，这些中国作品译者都是外国人，如葛浩文、罗鹏、周成荫、梅维恒、司马富、金凯筠、红松等是美国人；闵福德等是英国人。无独有偶，对美国亚马逊图书网上中国文学作品英译作品截至2016年9月24日销售统计情况看：在前100部英译作品中，中国译者独译仅11本；销售量前10部英译本中，没有中国译者独译作品^[3]。这说明，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径中，外国译者的译著仍然是主流，中国译者的译著没有受到普遍关注。

综上，中华译著出现了两个“一多一少”的出版现状：译著的外国译者多，中国译者少；中国学者的中华译著在国内出版的多，在外国出版的少（表2、表3）。刘尊棋曾坦言，“中国书刊至今没能打进国际市场”^[4]，遗憾的是，这话到如今还是现实。

出版社在某种意义上掌握着翻译作品的取舍^[5]。诚然，出版机构（包括版本、出版及作家经纪人等）较熟悉欧美市场图书的策划、出版营销环节及市场运营模式，我国作家莫言、余华等在国外广为熟知与他们的努力不无关系。然而仅靠熟悉国外出版发行方式和流程，要想中华文化在欧美世界得到有效传播，还是势单力薄。

首先，中华文化在海外或欧美世界产生持久影响力，深入人心，需要挖掘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共性。如David Hawkes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在美国亚马逊销售排名28 133，而杨宪益夫妇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则排在61 566^[3]，美国伊利诺依州13所大学藏有Hawkes译本，2所大学藏有杨译本^[6]，并不仅仅是因为“翻译方法上的不同取向”^[7]，也不仅仅是因为“选材”因素^[8]，更多的是因为外国译者熟知中国和其母语国文化，在翻译时注意突出各个文化中共性的东西，俘获了读者及读者的阅读心理。

回到中华文献外译上，中国大陆译者需更深入了解中华文献和译入语文化相通部分，即普遍的共性。因为共性才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进行交流和翻译的基础。不仅如此，中国大陆译者需要站在更高的共性层面，即人类文化的共性上进行翻译和交流。如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自然”“无为”“不争”“处下”等主张正好契合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追求平静和安宁生活的心理需求。只有站在这种共性的最高层面，才能既准确地译出本国文献中的文化味道，又让读者产生共鸣、充满好奇、愿闻其详。在追求真理和真知的目标下，了解中国文献与文化中展示的中国途径和中国文化价值观。

在我国翻译史上，中外人士合译历史悠久，贡献巨大。外译中方面，有佛经的汉译和科技翻译等。如《几何原本》就展示了意大利利玛窦（1552—1610年）对原作的确切理解与明朝士大夫徐光启文笔的精练典译；《明理探》（即《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也是葡萄牙傅汛际（1587—1653年）与明末科学家李之藻（1569—1630年）的携手之作。中译外方面，中外人士合作也不乏先例。中译英事例中排在首位的要数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1815—1897年）与王韬（1828—1897年）从1861—1886年的25年间，他们合译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共计28卷。《唐诗三百首》第一个英文全译本《群玉山头》就是美国的宾纳（1881—1968年）和中国的江亢虎（1883—1954年）合译的，受到吕叔湘先生的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之后杨宪益（1914—2009年）与（英）戴乃迭的伉俪合译本《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都享誉海外。

在各文学英译本自出版至销售的前100名作品中：外国译者独译68本，中国译者独译11本，而中外译者合译的有21本。其中外中译者合译8本，中外译者合译3本，中国译者合译2本^[3]。可见，中外人士合译，不管是外中形式，还是中外形式，都是提高中华文献外译海外出版销售数值的途径。

中外人士合译的优越性首先体现在对源语的充分理解和对译入语的充分表达上。可以避免独译时或对源语理解出现误解，或译入语表达出现不妥。如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这才叫‘内行看内道，外行看热闹’”，汉学家葛浩文译成，“This is what’s known as ‘The professional asks How? The amateur says Wow!’”^[9]这种简洁、凝练的译文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其次，中外人士合译的优势还在于合译能使译文地道流畅，满足读者的审美要求^[10]。如杨氏夫妇在翻译民族文学《阿诗玛》时，就处理成Ashma，而不是Ashima^[11]。虽然只一个字母之别，但如不是英语母语者，是很难发现英国人阅读时会觉得别扭、拗口，从而影响对故事内容的欣赏。

中华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是各个民族生产生活、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反映。有的典籍篇幅长，有的典籍底蕴丰富。在翻译出版时，可以选择点译本，代替全译本。

中国戏剧（如元剧《赵氏孤儿》）的“西渐”推动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但昙花一现，随后就陷入了历史的沉寂；而诗歌（如中国古诗英译本《Cathay》）、短篇小说（如林语堂翻译的《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西渐”之后却成为美国普通读者的“枕边书”^[12]。虽然有着翻译原则与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因素，但却提示：较之全译本，出版点译本更易占据他国读者的心扉。我们不妨把篇幅长、底蕴丰富的中国戏剧或中国经典按一定的题材进行拆分，译成点译本。一方面可集中力量翻译精华之精华，提高翻译质量，凸显经典精神；一方面也可适应读者心理，适应碎片时间，吸引阅读兴趣。

余秋雨曾统计“几乎每个德国家庭都有一本老子的书”^[13]。虽然这个统计结果极大地遏制了德国人认为“全世界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的骄傲感，但也启示我们，中华文献外译的出版不要仅仅局限于英、法、俄、德、日等欧美发达国家，而是要注重“多译本”，即多种语言翻译的版本。

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呼吁我国要与世界进行安全、外交、贸易、金融、司法、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互动。中华文化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自然是文化互动的重要方面。“一带一路”沿线覆盖64个国家，所使用的国家及官方语言共78种^[14]。将中华文化典籍译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使之成为“多译本”，不仅能够更好地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而且还能牢牢把握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中的国际话语权。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的发展，为数字出版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从国际市场来看，电子图书是所有地区数字出版市场的核心市场。

数字化时代，出版数字化、发行数字化等应该顺势成为出版“走出去”的新路径。PC、智能手机和电子阅读器已经成为主要的终端阅读器。因为生活节奏快，信息传播杂，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移动化、碎片化阅读和学习。中华文献外译时，也增加电子译本，加入到数字出版主流之中，让不同国家的读者能够在线阅读，是出版界可试行的途径。

总之，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让出版“走出去”，更有利于积极推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中国典籍的外译不是一个简单的文本转换问题，而是事关中国文化是否真的能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带来新的途径和新的价值^[15]。我们认为，在新时期新技术支持下，树立“共性”的翻译理念，采用“合译本”“点译本”“多译本”“电子图书”等代替传统出版发行手段，以改善中华译著“外国译者多、中国译者少”，中国学者的中华译著“在国内出版的多，在外国出版的少”的“一多一少”出版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