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强调“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当今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两千五百多个民族，所创造的多种文化、多种宗教、多种生活方式，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这些文明形态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地域、特色之别。唯有不同文明彼此之间取长补短、交流互鉴，才能建设一个各展千秋、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姹紫嫣红的人类文明百花园。

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方式，例如人口迁徙、民族融合、文化交流、货物贸易、传经布道⋯⋯这些途径和方式在文明交流互鉴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从跨时代、跨文化、跨地域的角度来看，出版物则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和载体，过去、现在和将来，它都会发挥特殊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世界多国参与主编的《人类文明史》^[2]（中文7卷本，各种文字卷数不同）、美国艺术史学家玛丽莲·斯托斯塔德和迈克尔·柯思伦编著的《艺术史》^[3]，均详尽汇集了从史前到当代人类文明起源、发展、交流、互鉴的重要资料和研究成果，并以考古发现的人类遗存、历史文物、各类遗址和文献典籍、学术档案、民间调查为依据，生动记述和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壮阔场景。成书十多年来，《人类文明史》受到世界各国政府、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重视和肯定，这为人类文明多点起源、多样发展、多元共存的共识形成，提供了科学的、历史的、现实的、现场的、理性的依据。

本文主要就出版物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永恒价值作些梳理和讨论，以引起出版业和对外传播行业的重视。

当代传媒技术的变革不断打破传播业态的边界，尤其是新技术催生了智能出版，固有的出版生产方式在革新，出现了在线阅读和在屏阅读的视听出版物，但出版物的功能和作用是不变的，出版的定义域是开放的，笔者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中国出版及其当代发展》一文中有详细论述 ^[4]，在这里不再重复。本文重点说说出版物的定义和作用。

关于出版物，世界各国公认的定义有两种，笔者这里所说的“公认”是指被各国语言语义词典收录的定义。一是狭义的定义，出版物就是印刷在纸上和录制在磁盘上，用以传播和阅读的有形产品。二是广义的定义，以一定的技术工艺把文字、图形、图像、声音等转化为物质产品。这个定义不限于以印刷和录制为载体形式的出版生产，还包括石窟造像、教堂绘画、摩崖石刻、钟鼎铭文、竹简木牍、甲骨文图和布帛贝叶书写产品，即凡能留给后人传承和学习的一切文图作品。《人类文明史》主编和各国编委会都持这种观点，他们按生产力变革的时间顺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铁器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数字时代，把这些作品选择、编辑、加工成出版物。

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手工出版、印刷出版、录制出版的模式和业态。2015年起，美国在法律上将“出版”的概念扩展为“复制”，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互联网还是手机等媒介上，任何版权作品的使用都是复制，都可以被视为出版行为。据此，笔者认为现代出版应该重新定义，把所有的出版业态（包括古代、现代的出版形态和正在日益深化的数字出版、互联网出版、智能出版）都纳入定义中，这样才能廓清出版物的边界，也能看清出版活动和出版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记忆价值和传承文明的价值。

由此，笔者给出出版物的定义：以传播为目的，以相应的技术为依托，以选择、编辑、加工为手段，把具有一定内容的作品固定在物质载体上，由此生产的产品就是出版物。

明确了什么是出版物，再来看它的价值。出版物有十多种特有的价值，仅从人类文明传承的角度看，出版物具有如下永恒的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人类自从有了自觉意识后，就在创造和记录着自己的文明。在文字出现之前，主要是符号和图形。万年之前留下的人类符号，学者当然不好解读，但图形则是一目了然的。文字发明之前，这些图形被记录在悬崖、石窟、洞穴和古墓葬内壁，大多描述人类当时认识的植物、动物、人物或生活生产场景（例如打猎、滑雪、战争，等等），世界各地都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这可以被称作是不可移动的出版物。

文字出现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文字发明之后，人类就用文字记录历史，把天文、地理、灾害、战争、生产、生活及庆典、祭祀、礼仪、婚丧等大事记录下来。据史书记载，我国从黄帝起，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规则，形成了修史记事的传统。业已修成了二十五史和中华民国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也正不断续写新篇章。世界文明国家也都有完整的历史出版物体系。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人类文明史，实际上都是因为阅读了出版物而得知的。所以，出版物记录人类文明的功能是无可替代的。

人类文明记忆是重要的精神资料，是后一代人必然要学习的前人精神成果。但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其记忆只能传给下一两代；而且口传极不准确，容易走样，越传越谬。所以，有文化的人就把其时代的文明成果记录在某类物质载体上，这就永远留住了文明记忆。例如，3000年前周公主持修编的《尚书》《易经》《周礼》等，记录了中华先祖的历史传说、民间诗歌、天地变易的哲学思想和当时的典章制度，虽经历代王朝史官和文人学士多有增减修编，但仍保存了当时的核心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依据来自出版物、来自几千年前的钟鼎铭文。这些出版物历经甲骨文、简策到雕版印刷，为我国留下150多万册（卷）古籍文献，代代研读传承，这正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不断的内在文化血脉和精神力量。

记忆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动力。只有记忆才能使前人创造的东西不被遗失，并成为后一代人进步的基础。最初没有记录技术，人类只能靠面对面口传，形成了神话故事。这种近距离代际传播，误差大、失真多、寿命短。而出版物则不同，它能准确记录任何时间、空间中人类发生的故事和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世界各国都毫无例外选择了用出版物保存文明记忆。

从世界各地的宗教文化、天文历法、年谱日记到中国的家谱、地方志、官方档案、人物传记和二十五正史及无数的野史文本，无不是在保存个人、机构、民族、国家的记忆。没有这种群体的记忆，人类文明的传承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现代考古遗址发掘之前，也都是靠出版物所记载的事件、人物、历史、地理位置等可靠信息才能决定考古行动。没有文献资料，就无法找到这些埋藏在地下的文明成果。所以，保护、保存和整理古籍文献出版物，就是保护文明历史，传承文明历史。古籍整理出版就是延续人类文明历史的记忆，一直被列入联合国和我国重要日程。我国国务院有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笔者曾担任该小组组长十多年，每年都有国家项目、国家经费和相应的国家工程任务，旨在永久保留中华民族的记忆。联合国设有“人类记忆遗产”专项，每年选收全球有记忆价值的出版物，加以全球保护和推广。我国已有一批出版物入选该专项，如《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本草纲目》等，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从材料技术角度看，到目前为止，纸质出版物仍是保存人类文明记忆的最好载体，纸张的寿命最长记载有超过1500年，而电子、数字出版物自然衰减和技术淘汰率高，超过30年就无法读取了，其安全性、可靠性不稳定。美国近年来出台了保护数据和记忆安全的新规定：一切重要文档必须要恢复印刷文本备份。由此可见，纸质出版物仍是保存文明记忆的重要形态。

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主要以文明记忆、文明历史、文明样态转化到出版物上，才得以长期保存和远距离传播，为后人所继承。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创造的文明是有限的，一个人或一代人文明实践的历程也是很短的，只能通过学习和吸收人类已经创造的文明成果，在此基础上开拓自己国家、自己时代的文明实践。所以，从古至今，地球上的孩子们，要想跟上文明发展，就得花十几年的时间读书，因为这些书承载着人类几千年获得的知识、经验、科学、技术，以及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等。神话图书、宗教经卷、历史文献、学术经典、科技人文巨著等，所有的出版物都是人类文明创造成果的载体。中国神话、希腊神话是东、西文明的起源；《圣经》《古兰经》是宗教价值观传播的载体，也是宗教文明的教义大全。全球文学经典是当时人类文明生活状态的展示、文明样式的文字表达。中国的历代典籍、历史文献，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大全，是我们民族的根脉。因为历史上的生活生产场景等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从书上了解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几千年创造的中华文明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国家版本馆时所指出的，这些珍贵版本是中华民族文明记录和传承的载体，要把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简要了解了出版物的主要性质、功能和历史价值之后，我们就容易理解出版物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特殊作用了。

要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看中国在出版领域的发明、创造、成就和意义，以增强文化自信，这是笔者常给学生讲的方法论。很多人也许不了解，在“丝绸之路”之外，中国因印刷出版领先的优势，还开拓了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书香之路”。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人民出版社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申请“域外汉籍珍本文库”项目，笔者担任“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主任。该项目先后被列入“十一五”“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2018年出版了《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在此项目全球调研和征集版本名录过程中，笔者发现中华文明对外传播不仅有经贸方面的“丝绸之路”，还有两条书香之路：一是经由西域通向南亚、地中海、欧洲的西向“书香之路”，二是通过日本南下亚太的东向“书香之路”。这两条“书香之路”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商周时期，中央政权就以“有典有册”向万邦传达政令，当然那个时代的出版载体只是甲骨、布帛之类。战国时代的书籍主要是书简、木牍形态，我国至今已经挖掘出的简牍有几百万件，从孔子整理编修《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到汉武帝给西域的木牍诏书，不难看出，那个时期的中国就以出版物传播中华文明。秦朝统一文字、汉代发明造纸术、隋唐出现雕版印刷技术、宋代发明活字印刷，中国的印刷出版文明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因而使汉、唐、宋三代形成了中国出版业的高峰期，大量出版物不仅推动了中华各民族思想、文化、艺术的融合，也向域外传播了中华文明。

从目前调研汇编的目录看，流落域外的古代汉籍出版物有10多万种，其中珍本有1万多种，在传播中华文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举个例子，马克思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中国，就是因为他精通俄文，从俄国人翻译的中国书籍中读到了有关中国的情况。早期西方思想家也是通过图书才知道中华帝国和中华文明的。

据近年的西域考古和世界各国现存在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汉籍版本情况看，公元前1世纪，即汉代时期就有出版物交流至西域，甚至到东欧。考古发掘出了汉代官方文书（竹简、木牍、布帛），有通关文书，也有中国经典史书。研究者认为，张骞、班超出使西域时代就开创了书香之路，因为从西域到罗马，都可见汉代皇帝外交文牍、《道德经》《孙子兵法》（汉初是信奉黄老哲学和孙子兵法的）。《道德经》成为被译介得最多的中国传统典籍，在英语世界的发行量和发行频次仅次于《圣经》，足以证明，出版物里的中华文明在当地的影响。

到了唐代，手写本和刻印本的出版物发展起来了，“书香之路”更加易于拓展。举两个史载的例子来说明。一是唐代政治家、史学家的三朝宰相杜佑，撰写并于801年成书的典章制度《通典》一书，引用了他的族侄杜环的《经行记》中所讲十多年间在欧洲非洲的故事。杜环曾是唐军中文职官员，带着中国的刻印技术和出版物，十多年里在欧洲非洲传授出版技术和推广中国出版物，扩大了“中国书香”向西的影响力。二是唐代中国是世界强国，世界各国争相来朝拜、取经。7世纪起的200多年间，日本国先后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一次的人数最多达500人。这些人大量传抄中国经典出版物到日本，日本诗人当时就留下“唐船满载书，九州唱汉诗”的句子（这里九州指的是日本本土）。这就足以证明，中国出版物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这些出版物又通过日本传播到太平洋地区，形成跨太平洋地区的中国文化圈。还有，玄奘等高僧与印度佛教的交流，佛经出版物则在亚洲全境传播。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产生了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的印刷文明启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在意大利有专门研究。此后，西方的学者、传教士、旅行家、新闻记者等都来中国探寻东方大国的秘密，他们办报纸、写著作，以他们的视角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这些出版物影响力更大，其中代表性的出版物是13世纪在意大利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系统描述了中国的地理山河、经济文化、社会风尚和人民生活等真实情况，激发了西方对中华文明的兴趣，也改变了西方对中华文明的固有认知偏见。

明朝万历年间来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考察几十年，不仅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还把中国的文化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了中国的儒家文明；由他绘制的中国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传到基督教世界，西方初步认识了中国地理模样。在中国传教、讲学28年后回国途中，利玛窦与比利时人金尼阁合作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书较为全面地记述了中国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宗教祭祀等社会情况。这些书在西方广为传播，吸引了西方人来华交流、讲学、传教、贸易，中西文明有了大量的交流互鉴。

20世纪上半叶，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因其汉语教师的影响而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兴趣，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明。1942年，他以英国驻华科学参赞的外交官身份来到中国，历时四年考察了中国的科技文明，回国后创作出版了多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著作以科学的态度，详细论述了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古代中国的发明创造，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的“四大发明”和中医中药、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和生活领域的许多发现、发明和创新、创造，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中华文明，以事实驳斥了中国没有科学技术、中华文明“劣等”的反华谬论。由于作者是英国剑桥大学学者身份，这部著作在世界上的可信度比较高，全球传播广，引用学者多。

近代以来，中国的经典著作通过中亚传向欧洲，通过日本传向东南亚，广泛传播至全世界，像李白诗歌、苏东坡诗词以及《西游记》《红楼梦》等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在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被争相阅读和研究。《三国演义》在日本成为全民代代阅读的家庭必备出版物，甚至成了企业管理策略的范本，不少“三国”题材作品被出版。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出版物在传播中华文明方面永恒的价值。

前面专讲了中国出版物传播中华文明的特殊作用，实际上文明交流互鉴是双向的，其他文明也是通过出版物融入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明。从出版史的角度看，多种文明形态的出版物承载着异域文明与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使命。在此仅举三例。

一是高僧玄奘编纂翻译出版的典籍成为中印文明交流互鉴的标志性出版物。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玄奘历经磨难西行求法，在印度学经、抄经、讲经17年，旅程五万里，贞观十九年返回长安，带回大、小乘佛教经论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此后20余年，他翻译出版佛教经典1335卷，使佛教文化中国化，形成了中国佛教文化。他还把《道德经》《大乘起信论》等中文图书翻译成梵文，广泛传入印度，成为印度佛教徒经典读物，实现了中印文明交流互鉴。他撰写的西行路上见闻《大唐西域记》和时人所写的《皇华四达记》《佛国记》《释迦方志》《慈恩传》以及《通典》等史书，都记录了玄奘取经带回来的西域佛教文明，成为当时出版物的亮点。特别是后世这一题裁的小说名著《西游记》出版并传之海外，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标志性出版物。

二是西学东渐时期引进的西方文明和思想文化著作启迪了中国社会的改良者。大批资产阶级兴起时的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和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以出版物的形式，译介到中国。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办报纸、推新学、兴出版，把西方的出版物引进中国社会，西式教育和西方图书带来西方的不同文明，催生了一批欲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家，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张謇、严复、张元济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的推动者和实践者。这实际是中华民族自强、复兴的觉醒，是中华民族创造新文明的探索。至今，我国已翻译出版3万多种代表西方文明和思想文化的经典出版物，在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甲午战败后，清政府派人到日本学习，开启了赴日留学的潮流。到康梁变法时期，中国在日留学生已达1.2万多人，他们学习了日本社会变革的思路、制度和现代化理论，也接触到了西方的各种思想流派，其中就有马克思主义著作。一部分具有救国救民思想的留学人员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启了用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道路。例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恩来、郭沫若等人，有的初识了马克思学说，有的深研了马克思主义，有的转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传播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和介绍十月革命的出版物，在中国主要城区迅速传开。译介成中文的马列经典，在建党初期就达100多种；党的一大前后，陈独秀要求立即出版的马列著作就有29种，作为共产主义者必读书目。

马列主义经典出版物通过先进知识分子，把人类文明精华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和中华民族觉醒。因为列宁早有论断，马克思主义是吸收了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成果而产生的伟大学说，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髓，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研究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作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建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此出版了中外所能找到的所有的马列主义著作，规模之大，全球仅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马列主义出版、研究、传播中心，其目的就是，要借鉴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仅从以上三次中外出版物互动高潮，就可以体悟到出版物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巨大的、广泛的、持久的、恒定的特殊作用，非一次访问、一场报告、旅游参观、个人交流所能比拟的。西方哲人说过，书籍是人类最伟大的朋友，它能跨时空、跨国界、跨文明与所有先贤圣哲、伟大人物进行心灵对话。出版物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伟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综前所述，出版物是人类文明的忠实记录者，是人类文明记忆的宝库，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总汇，是人类文明交流的载体，是人类文明互鉴的信使。近年来，我国以年均万种的规模输出版权和引进版权，为当代文明交流互鉴作出巨大贡献。事实上，我国所有出版者都有能力承担跨文明交流传播的神圣责任，以实事求是、科学严谨、高质量的出版物，对外传播中华文明新形态和中华文明新实践，开放包容地引进人类文明新成果，为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建功立业，留下这一代出版人的历史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