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融合是媒体融合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党和国家对出版融合发展高度重视，相关的政策导向逐渐深入。出版融合也是当前我国出版业界和学界叙事中的核心关键词，出版融合研究则是出版学和出版产业回应数字时代挑战、探索发展新范式的重要引擎。我国的出版融合实践与研究离不开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部署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全新行业生态。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任务；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发布《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发展逐步成为国家战略；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基础上，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一专门针对出版融合的政策文件；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在媒体融合的总体政策框架之下，202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指引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文件《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2025年，我国出版融合发展领域首个系统性研究报告《出版融合发展报告（2025）》发布^[1]，进一步引导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由此，鉴于出版融合发展对于我国出版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影响，本文拟梳理近年来出版融合研究的进展、所面临的挑战及创新路径，以期丰富出版学的学科内涵，推动构建适用于现有学科背景的出版理论框架，形成与时俱进的出版融合理论范式，乃至为全球出版融合相关研究提供中国视角。

为精准反映我国出版融合研究的现有分布格局和新进展，本文以CNKI为检索平台，在高级检索方式中将检索主题设定为“出版融合”，检索时间区间的起止点设定为2013年（国家层面在该年首次提出媒体融合的重要战略任务）和2025年（检索时间为2025年8月12日），检索文献来源的类别选定CSSCI期刊，共检索得到1 070篇出版融合研究文献。为尽可能保证文献搜集的准确性与代表性，使文献样本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出版融合主题研究的现状，笔者辅以人工筛选的方法对文献样本进行清洗，通过进一步检查文献篇名、关键词、摘要等内容，剔除会议汇编、年鉴报告、期刊卷首语、书评、编者按等文章，及重复发表的或无作者信息的文献，最终筛选得到1 030篇有效文献作为样本。笔者使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6.3.R1进行可视化分析与量化统计，以呈现出版融合研究的内容主题、总体生态与热点分布，并基于核心概念对出版融合研究中的“元问题”进行梳理辨析。

当前我国出版融合研究主要呈现三方面特征：其一，多以出版融合为背景或视角，聚焦于具体应用场景与议题；其二，研究类型侧重实践应用，主题多元且关注总体生态；其三，研究动态呈现热点与政策双轮驱动的特点，不同核心概念的突现路径各异。

本文将CiteSpace6.3.R1中的分析时段设置为“2013年1月至2025年8月”，对出版融合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分析。关键词共现图谱共计282个网络节点、513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129，能够体现出版融合主题下研究关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见图 1）。

从图 1可看出，“融合发展”“出版融合”“融合出版”“数字出版”等关键词作为最大的中心节点，呈现了当前出版融合研究的核心议题。虽然“出版融合”和“融合出版”的中心节点相对较大，但其周边网络节点的连线却相对稀疏，结合对出版融合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笔者发现篇名含有“融合出版背景下”“出版深度融合背景下”或“出版融合发展背景下”等表述的文献占相当大的比例，这表明现有研究多将“出版融合”或“融合出版”作为背景或视角切入具体主题的研究。同时，在“出版融合”和“融合出版”两个关键词周边的网络节点中，“概念”“内涵”“本质”“范式”“宗旨”“理论框架”“方法体系”等关键词较少，这表明对出版融合基础理论的关注有待加强。

笔者选择CiteSpace6.3.R1中的对数似然率（log-likehood rate，LLR）算法对出版融合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分析，并绘制其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 2），该聚类图谱能充分展示出版融合领域的核心研究内容。在出版融合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分析中，共生成10个与出版融合相关的研究组类，其中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的Q值（模块值，是评估图谱质量的重要指标，Q值大于0.3表明聚类结构显著）为0.557，说明出版融合研究聚类网络的模块化程度较高；而S值为0.815（S值即平均轮廓值，是评估图谱聚类有效性的重要指标，S值在0.7以上表示聚类有效），表明出版融合研究的多个聚类群体之间具有较为显著的同质性，其聚类是有效且可信的。

为了更全面地考察我国出版融合的研究格局，不仅要关注图 1中的中心节点，还应对周边及边缘节点也有所观照。“知识服务”“教育出版”“人才培养”“学术出版”“主题出版”等边缘节点虽然相对较小，但其周边网络节点的连线却相对密集。目前，出版融合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期刊出版、教材融合出版、出版人才培养、主题出版融合、融合出版编辑、出版融合政策体系等细分研究主题层面。从“出版融合发展”概念出发，出版融合并非意味着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融合或不同媒介形式的融合，也并非仅意味着出版要素的简单合并，或是科技对出版业及出版内容赋能的相加。在当下的行业现实中，出版融合发展体现为宏观产业层面的“大出版”业态融合，及微观层面的出版业务流程、出版经营管理理念、出版人才培养模式等要素的全方位“深融”，这一行业现实状况直接体现在出版融合研究成果的分布格局上。从图 2中也能看出，“人才培养”“产业融合”“科技期刊”成为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中的重要组类，这表明学界对出版融合的总体生态关注较多。

为了考察出版融合研究的变迁态势，本文运用CiteSpace6.3.R1软件的突变（Burst Detection）算法功能对出版融合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进行突现分析（文献计量学领域的一种主要用于识别研究领域中突然出现或迅速兴起的研究主题、关键词等的分析方法）。笔者借助上述软件和分析方法，共得到20个突变词及其突现强度、首次出现年份及爆发突现起始年份，并选择按照突现开始的年份从早期到近期进行排列，呈现出前20位关键词的突现强度及时间（见图 3）。在关键词突现的时间跨度显示上，颜色最深的线条区域表示关键词在该时段的研究中呈现爆发式增长，颜色稍浅的区域表示关键词在该时段研究中开始有所突现但未达到颜色最深区域的突现强度，颜色最淡的区域表示关键词在该时段的研究中未出现异常。

从图 3中能够看出，“媒介融合”与“传统出版”的突现时间最早为2013年，学界对出版融合的部分研究沿袭了媒介融合的思路^[2]；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指导意见》，在政策驱动下，“新型出版”与“产业融合”关键词在2015—2016年这两年的短时间内爆发突现，随后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表明学界对产业融合背景下的新型出版研究关注度不减。“深度融合”与“元宇宙”关键词的爆发式突现均在2022年。2019年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202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从文化产业、媒体再到出版业，“深度融合”这一关键词呈现爆发式突现；2021年前后，“元宇宙”成为风靡全球的热点话题，2022年“元宇宙”也在出版融合相关研究中呈现爆发式突现，但随后又快速趋于平稳；2023—2025年，“智能出版”“出版人才”等关键词呈现爆发式突现，表明出版数智化和出版人才培养研究正在成为出版融合研究领域的新兴热点和未来趋势。

通过关注“出版融合”与“融合出版”关键词的突现情况，我们发现出版融合研究的突现始于2015年，并呈现开始即爆发的状态，维持了5年的爆发式突现；“融合出版”突现的开始时间同样为2015年，但不同于“出版融合”的是，“融合出版”并没有在突现开始时间呈现爆发状态，而是一直到2023年才进入爆发式突现状态。为探究因何原因出现上述差异，需要进一步深度考察出版融合研究中的若干“元问题”，厘清“出版融合”“融合出版”等核心概念范畴的发展脉络与学界、业界的认知发展过程。

对出版融合研究总体格局的分析，不仅要从宏观角度着眼，基于量化分析呈现其具体特征，也需要从微观角度入手，基于“出版融合”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对该领域的“元问题”进行深入辨析。

国内学界对“出版融合”与“融合出版”两个概念均有所认同，但绝大多数文献中存在对“出版融合”和“融合出版”的默认混用。对于“融合出版”（integrated publication/ convergence publication）概念的界定，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总结，政府公布的标准化、权威性的文本对“融合出版”概念的接受和确定则经历了一定的时间。2021年，经编辑出版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编辑与出版学名词》最初并未收入“融合出版”一词，直至2022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办的“融合出版概念及定义专家审定会”指出增补“融合出版”概念十分必要，会议经讨论同意将“融合出版”纳入编辑与出版学名词术语表中^[3]。

对于“出版融合”（publication integration），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编辑与出版学名词》将其概括为“出版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发挥内容优势，运用先进技术，创新管理机制，实现出版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的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生产和传播体系，以及管理机制”^[4]117。对于“出版融合”概念的探讨，有必要结合“融合发展”这一元概念，并理解融合发展在出版领域的特有属性。在《编辑与出版学名词》中，“融合发展”被界定为“将出版业务与新兴技术、管理创新融为一体的新型出版形态”^[4]7。结合“融合发展”概念的核心要素，高新技术是融合发展的“催化剂”。而对“出版融合”而言，内容优势、先进技术、管理机制等涉及出版业不同层次的板块即为“反应物”，在革新传统出版业的先进技术“催化”下，最终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生产和传播体系，以及管理机制”，这一过程实现了对出版业价值链，即“出版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的重塑。由此看来，“出版融合”和“融合出版”两个元概念的内涵尽管存在较高的关联度，但二者强调的重点和落脚点存在差异，前者强调出版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后者则侧重“新出版形态”这一内涵上。

长期以来，“媒介融合”与“出版融合”的关系多被界定为“背景”与“场域”的关系，但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不应止于这一泛泛而谈的层次，而应进行更深入的辨析。

新媒体阅读带来的出版业革新与嬗变，使得“出版”概念所包含的“媒介”含义更为丰富。从媒介学与出版学两个学科的理论范畴交叉点来看，“新媒体阅读”成为链接“出版融合”与“媒介融合”这两个核心概念的重要桥梁。在新媒体阅读场景下，媒介融合和出版融合的逻辑关联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媒介融合为出版融合提供发展动力，而不仅仅是媒介技术植入，其为出版融合提供技术、渠道、用户需求等底层支撑。而更为重要的是，媒介融合从根本上改变了用户的信息获取方式，培养了读者的新媒体阅读习惯，读者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以电脑、手机等数字化设备为载体和传输工具，获取包括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等在内的多媒体合成信息和知识^[5]，使得新媒体阅读形式倒逼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为出版融合提供了基础动力。

另一方面，出版融合为媒介融合提供了内容层次的重要内核，避免媒介融合陷入技术陷阱与泛娱乐化。出版融合丰富了媒介融合的垂直应用场景，催生了“出版+教育”“出版+科普”“出版+文旅”等多种新兴业态，丰富了媒介融合的产业边界。出版融合领域的专业内容生产能力，能够深化媒介融合的内容深度，使媒介融合场景下的不同平台、渠道具备更硬核的“知识性”内容，这其中充分突显了出版的知识服务功能。基于知识服务功能的出版融合实践，不仅在技术层面映射了不同媒介形态的融合，更在价值层面深化了媒介融合的内涵、意义，并为受众提供全新的知识服务模式与数字体验形式。

在《编辑与出版学名词》中，数字出版（digital publishing）被界定为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数字出版的主要特征是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及传播渠道网络化。在“数字出版”的总体概念框架下，数字出版技术是指数字出版过程中所使用的综合信息技术的总称；数字出版平台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为数字出版提供内容管理、协同编创、在线发布、在线阅读及电子商务等产品与服务的综合信息服务系统；数字出版产品则指利用数字技术手段面向公众传播知识信息的产品。

融合出版是指将出版业务与新兴技术和管理创新融为一体的新型出版形态。就概念重心而言，“数字出版”的概念重心主要在技术层面，囊括内容编辑加工的数字化与内容产品传播的数字化；而融合出版的概念重心主要在生态层面，强调出版业务与新兴技术、管理创新的融合。就概念逻辑而言，数字出版以“生产—传播”的单向链条作为主线，而融合出版以“多元共治”作为底层逻辑，其多元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还有业务流程、组织架构、经营模式、人才培养等管理要素，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深度融合。

然而，并不能认为数字出版的基本范畴和价值能够被融合出版所取代，从两者本质来看，数字出版是一种新型出版方式，是基础性、技术性的概念；融合出版是一种新型出版形态，是综合性、共生性的概念，数字出版方式贯穿于融合出版形态的呈现过程中，而融合出版的新形态是数字出版方式与多种创新元素深度结合。

在考察、厘清出版融合研究格局及其“元问题”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审视出版融合研究所面临的现实挑战。该研究领域所面临的深层挑战体现于三个维度：其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即出版融合理论研究如何充分促进出版融合实践发展？其二是对技术与业态发展的回应问题，即出版融合研究如何应对新兴技术与业态发展带来的多维重构问题？其三是研究体系的构建问题，即出版融合研究范式与方法如何形成合理体系并与时俱进？

在出版融合理论研究与业界实践的“共生”中，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知行鸿沟”，这种鸿沟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其中一方的滞后或脱节，而是一种植根于认知逻辑、行动目标、话语体系与方法路径的多重深层错位。出版学作为一门应用型社会科学，其理论生命力深深植根于出版实践^[6]。虽然出版融合现有的相关研究不乏机理或机制、路径探索、实践对策、分析框架及动因逻辑等方法论层面的应用性研究，但业界实践层面仍受困于层出不穷的具体问题，导致业界实践本质上是一种高风险试错。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出版融合理论研究界还未真正从出版融合实践的“阐释者”转变为“建构者”。

出版活动的本质是进行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社会实践过程。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来看，一方面，出版融合实践是出版融合理论研究的议题、素材的重要来源和基础。纵观学术研究的历史进程，真正有生命力的基础理论，正是源于对其实践本质的深刻洞察与高度凝练。出版融合理论研究无论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都应抓住“真问题”，即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并采取理论武器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即“所有的研究都以提出问题为启动，以回答问题而暂告一段落”^[7]。另一方面，出版融合理论研究能够对出版融合实践发展产生重要推动力。强调对“出版融合”相关核心概念、理论范畴、框架体系、研究范式、方法体系等的探讨、界定和规范统一，并非意味着只关注虚无缥缈的泛化理论，或者为出版融合实践进行“事后注解”，而是构建与出版融合实践共通的沟通场域，将实践中试错成本高的、具有偶然性的个体层面的经验转化为可参考、可定位、可复用的实践性知识，为出版融合实践提供“元认知”工具，促进出版融合实践的发展。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知行鸿沟”，正是在这种持续、深入、结构化的互动中被不断跨越与弥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形成的合力将破解新形势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矛盾，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助力。

新兴技术与业态发展为出版业发展带来了多维重构。一方面，新兴技术对出版业的重构表现在：从PGC到UGC、AIGC及多种内容生产主体结合的生产主体重构，从线性文本到多媒介、结构化数据的内容生态重构，从单一发行到全平台分发的传播方式重构。而就出版融合研究而言，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重构挑战至少包括新主体、新内容、新方法三个维度。针对出版领域的新主体，出版融合研究需考虑如何看待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问题，以及如何看待“编辑—AI”“读者—AI”“读者—算法”“编辑—算法”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新型关系；对于新内容而言，出版融合研究界对于数智算法驱动下的知识生产模式、AI阅读认知过程的变化、读者知识结构的嬗变、读者数字阅读行为中的情感连接等议题应予以更多的重视；而就新方法而言，出版融合研究界需要考虑如何合理引入计算社会科学方法，采用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NLP）、社会网络分析（SNA）等方法，以及如何深化数字民族志、混合研究方法等研究方法的运用。

另一方面，新兴业态对于出版业的重构体现在：“出版+”不仅是一种业务拓展模式，更是出版业总体生态、价值逻辑和存在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出版跨界融合多个领域，形成“出版+教育”“出版+科普”“出版+文旅”“出版+文博”等多元业态。就出版融合研究而言，这种重构提出的深层挑战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从场景角度看，需要更多关注出版所承载的体系性知识如何在多元文化场景中被激活、重组并创造新的业态；二是从叙事角度看，需要深入探索跨媒介叙事下文字、音频、视频、VR/AR等多媒介融合的叙事方式如何为受众提供沉浸式体验；三是从价值角度看，需要认真考量“出版+”如何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如何重新界定、衡量与评估“知识服务”“IP生态化开发”等“融合价值”以构建适应新兴融合业态的价值评价体系。

出版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介入的交叉领域，出版研究的知识地图也由多种学科交融的特性造就而成，结合出版研究的历史源流与学术进展，对于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出版”而言，其研究的现实路径至少可分为七类：一是传播学视野中的出版研究，二是历史学取向的出版研究，三是社会学取向的出版研究，四是经济学取向的出版研究，五是政治学取向的出版研究，六是信息管理学取向的出版研究，七是实用主义取向的出版研究^[8]。

出版融合研究界需要在厘清出版融合研究的“元概念”“元问题”的基础上，对传统出版研究范式进行深度整合、升级与创新。在出版理论研究中，尽管形成了社会学研究范式、史学研究范式、文化研究范式、产业研究范式等，但这些范式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对其他学科范式的嫁接。因而，出版融合研究范式应植根于出版学，建基于出版融合研究中的核心概念。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交叉学科而言，不同学科间的壁垒正在逐渐消弭，而出版融合研究立足于出版学基础上的这一基本学科归属始终不会改变。近年来，在出版融合研究的范式上，跨学科理论视角的新研究范式不断涌现，如信息管理学与传播学视角下的出版知识生产与服务研究体系^[9]，历史学与信息管理学视角下的数字人文与数字出版分析框架及融合机制^[10]，教育学与出版学视角下的出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11]，公共管理学与出版学视角下的出版融合政策体系分析框架^[12]等。但未来的出版融合研究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集合多学科、多视角的基础上加强学科间的融合与互动，推动出版融合研究范式向超学科方向发展；如何更全面、更系统地探讨出版融合进程中的复杂理论问题；如何更深刻、更精准地回应出版融合实践中纷繁的现实难题。

对于出版融合相关研究的学术梳理，不应止步于概念辨析与问题剖析，更需要开展兼具建设性和指导性的创新路径探索。基于前述对“元问题”的梳理与挑战的分析，本文提出兼顾理论视角与实践导向的三条创新路径。

一方面，出版融合理论研究应立足于出版融合实践，这与重视出版融合研究中的“元问题”、基础理论等并不矛盾，而是理论研究得以深化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复杂和抽象的理论问题往往需要通过实践来验证其科学性和可行性^[13]。出版融合理论研究应前瞻性地引领出版融合实践。应构建学界与业界对话的共同体，打造共享数据与案例平台，通过联合众多学者、编辑出版人、技术专家等共同组成出版融合研究社群，形成制度化的交流机制与协作网络。立足于出版融合实践中的真实场景、复杂挑战与鲜活经验，为出版融合理论研究提供问题源泉、现实场域与创新动力，以出版融合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客观性与前瞻性，为出版产业发展提供战略洞察、反思视角与路径参考。

另一方面，出版融合理论研究应服务于中国本土出版实践和理论建构。当前，我国出版融合在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面临一系列极具本土特征的矛盾与困境，这些问题在我国独特的政策环境、文化传统、市场结构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呈现出复杂性、多元化等特点，深刻影响着我国出版融合实践的发展方向、路径选择与最终形态。因而，需要推动出版融合研究从“理论驱动”向“问题驱动”转变，以问题为导向直面中国语境下的真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融合理论研究应坚持实践本位、问题导向与本土关怀，以服务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为根本目标。对于出版融合研究学者而言，应扎根本土实践，开展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中国概念、中国理论，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出版融合发展报告（2025）》以六个“更加”提出了未来出版融合发展需要把握的趋势，“更加注重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引领、更加注重融合发展资源整体性投入、更加注重以数据驱动和以用户为中心的智能生态构建、更加注重全面提升传播效能、更加注重‘资产化+金融化’的发展路径、更加注重‘大出版’格局塑造”^[14]。出版融合的学术研究也应秉持“大出版观”视角，顺应融媒体时代的“大出版”潮流，突破传统出版研究的学科局限，为研究数字环境下的出版现象提供整合性的元理论视角。在“大出版”视角之下，出版融合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三个极具学术增长性的核心板块。

一是出版本体论研究。不论技术环境如何变化，隐藏在出版背后或内部的具有本质特征的属性、结构或形式，即出版的本体应是相对稳定的。“大出版观”视角下的出版融合研究，需重视对于出版本体论的探究，包括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对“出版”“出版融合”“融合出版”“出版深度融合”等元概念及其内涵、外延进行深入辨析。

二是出版认识论研究。出版融合研究应重点关注出版融合如何改变知识生产与受众认知方式，包括出版融合多模态形式与读者阅读意识的交互影响、新媒体阅读中读者行为的嬗变对思维方式的影响等认知层面的深层逻辑问题。

三是出版生态中的伦理规范与价值研究。出版融合研究应重点关注如何建立健全兼具透明度、真实性与公平性的出版生态治理机制，包括出版深度融合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出版伦理规范体系的重构、出版融合可能对不同社会群体造成的数字不平等与数字鸿沟风险等。

在具体出版融合研究中坚持“大出版观”，以联系的、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出版融合过程中的各种现象、问题、冲突等，并将其置于当下的历史脉络、社会结构、技术环境、文化实践等多重语境中加以考察，才能加强出版融合研究的理论挖掘深度和现实回应力度，从而更具前瞻性地指导出版融合实践。

“整体思维是运用整体概念识物想事、整理思想的思维方式。”^[15]“整体性”思维要求研究者将出版融合实践本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充满内在张力与未来可能性的“场域”来看待，需要关注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可见的内容、产品或技术，还有其蕴含的创造性逻辑及与之相关的多元行动者网络、制度性框架等。

在出版融合实践研究中，抱有单一的技术乐观主义或技术悲观主义态度都是不客观的，而应以“整体性”思维深入思考出版融合实践研究的出路。“整体性”思维要求对出版融合的实践研究应秉持从“要素分析”到“系统构建”的思路，以“生成性”“合作性”“情景化”的方式展开。其中，“生成性”方式并非排斥既有观点，而是旨在提出新见解、新方案，探索新可能性，如，对于出版融合研究中的多模态内容及形式，应更多思考其对读者认知行为或出版产业链带来了哪些重构与革新。“合作性”方式表明知识的建构一定不是孤立的，出版融合实践研究需要建基于多研究主体，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赋能出版的研究中，政府、平台、出版者、用户等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共同构成特定研究中的多元行动者网络。“情景化”方式则要求深入理解出版融合实践所处的特定技术条件、市场环境、政策约束、规则制度、文化习惯等，如，针对出版融合实践的案例研究，需要对一个成功的出版融合实践案例所对应的时代背景、政策导向、资本市场、受众群体等情景进行动态追踪分析，从而获得深入理解。

与“整体性”思维相伴而生还有多学科视角，只有综合掌握多学科知识和技能，在出版学学科基础上融入媒介学、技术哲学、文化研究等相关领域理论资源，以及社会学、信息管理学、伦理学、计算机科学等跨学科视角与方法，才能在出版融合实践研究中更好地把握“整体性”思维，助推新环境下学科范式的转型与创新。

出版融合研究不仅是出版学和出版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对媒体融合战略与全民阅读推广政策的积极回应。本研究以文献计量的方法呈现“出版融合”研究的总体格局，并基于当前研究中的“元问题”进行必要的内涵细分与逻辑辨析。在此基础上指出当前“出版融合”研究面临三重挑战：出版融合理论研究如何促进出版融合实践发展，如何应对新兴技术与业态发展带来的多维重构问题，出版融合研究的范式与方法如何形成合理体系并与时俱进。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三条创新路径：以“实践性”为立足点开展出版融合理论研究，出版融合研究应秉持“大出版观”视角，以“整体性”思维展开出版融合实践研究，以期为学界厘清出版融合研究的现状、核心概念及研究逻辑，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